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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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合一。
中國舊的官僚統治原本是把廣大的農村作為基礎，農村的安定或動亂，就是那種統治能否繼續的證驗。
鴉片戰役以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的分解與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嚴重化了。
北方舊統治不易撐持，主要就是因為不絕破産與貧困化的農村，對它再無法提供維系那種統治場面的經濟底力，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北伐南征戰費的新政治勢力，自然愈來愈覺得這是比較信賴得過的靠山。
由于農村的動亂，資金瘋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國金融機關的存款，在民國二十三年已經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購買政府的公債。
政府要銀行救急，銀行靠政府發财。
結局，新政治勢力在間接方面雖主要仍是寄存在封建的租稅剝削上，但因它與買辦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很容易給人以“資産者政權”的印象，至少，那已把它的封建性格沖淡了。
政治上的這一轉變，很快就影響到執政者，特别是負責财政經濟者的性能上，許多買辦、銀行老闆、公司大亨……開始向政界進出了。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而多買辦，開始雖有些不慣，慢慢就順眼且順勢了。
第二，革命運動向“建設”運動的轉換。
國民革命運動的收斂，勢須在精神上找一種代用品，以便好從革命言論上轉換過來，并藉以鎮定安撫那些認真想革命的人；這代用品，顯然是由買辦及有關的學者們設計出來的，既穩當又響亮的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從那時起，就一直成為我們政界（簡直很難說是經濟界）、我們各級政治領導人物施政講演的大課題，可是，經濟是建設在什麼基礎上呢？大工業、大農業對于動搖而并未被掃除的封建體制，是否能像買辦商業、金融對于那種體制一樣可以相當調和的并存呢？他們始終不肯略費精神思考這類較根本的問題；甚至就是多年見機掙紮起來的一點新式産業在戰前已經陷在倒産歇業威脅中的事實，他們仍是視若無睹。
為什麼呢？那除了被理解為新官僚的新形式主義之外，還有一個說明，就是由言論計劃上給人以“心理的”建設。
然而在“建設”（也許還包含所謂“社會建設”在内）口号下，為備不時之需而大規模設立專門大學，大批派送留學生，卻想不到竟達到了政治上“預定生産”的目的。
現代型的教育，原來有三個功能：一是科學的，一是職業的，一是公民的。
産業發展的道路一經阻塞，國内外造就的科學人材都無出路，事業的規模與種類，既有所限制，就是自治、選舉一類工作，也無法推行。
結局，全部受過現代型教育的人隻有做官與權作為做官之後補的任教兩個出路。
他們出身的社會還在對他們另眼相觑，又沒有适當市民性的事業，沒有革命的環境，以清灑或改變他們傳統士大夫的想頭，于是，在官場，乃至在作為預備官場的學校，就由排擠而鬥争，而造出系統，各種政治集團産生了，學閥産生了。
根據競争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範的社會經濟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标準、按照它可能出的價格，選定“貨色”了。
新官僚能造出一個“型”，這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可是如何造出一個“型”，卻需要進一步去說明了。
第三，訓政對憲政的代置。
領導着國民革命運動的國民黨，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原是要還政于民的。
國民黨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政治建設階段，絕對是為了推行民權主義的方便，或民主主義的有效實行，而決不會想到那是封鎖仕路、獨占政權的一個方略。
但把訓政當作憲政的預備階段，一定要執行訓政者自身能堅決貫徹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的革命事業；實行主義和宣揚主義雖然是兩件事，但實行才是最有力的宣傳。
如其宣傳的是一套，而實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義的宣傳變成一種與實踐無關的形式，而成為前述長野朗所謂“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惟其對主義沒有實行的決心與勇氣，自己就會從兩方面發生霸占政權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識逐漸低減，希望保持祿
中國舊的官僚統治原本是把廣大的農村作為基礎，農村的安定或動亂，就是那種統治能否繼續的證驗。
鴉片戰役以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的分解與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嚴重化了。
北方舊統治不易撐持，主要就是因為不絕破産與貧困化的農村，對它再無法提供維系那種統治場面的經濟底力，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北伐南征戰費的新政治勢力，自然愈來愈覺得這是比較信賴得過的靠山。
由于農村的動亂，資金瘋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國金融機關的存款，在民國二十三年已經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購買政府的公債。
政府要銀行救急，銀行靠政府發财。
結局，新政治勢力在間接方面雖主要仍是寄存在封建的租稅剝削上，但因它與買辦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很容易給人以“資産者政權”的印象，至少，那已把它的封建性格沖淡了。
政治上的這一轉變，很快就影響到執政者，特别是負責财政經濟者的性能上，許多買辦、銀行老闆、公司大亨……開始向政界進出了。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而多買辦，開始雖有些不慣，慢慢就順眼且順勢了。
第二，革命運動向“建設”運動的轉換。
國民革命運動的收斂，勢須在精神上找一種代用品，以便好從革命言論上轉換過來，并藉以鎮定安撫那些認真想革命的人；這代用品，顯然是由買辦及有關的學者們設計出來的，既穩當又響亮的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從那時起，就一直成為我們政界（簡直很難說是經濟界）、我們各級政治領導人物施政講演的大課題，可是，經濟是建設在什麼基礎上呢？大工業、大農業對于動搖而并未被掃除的封建體制，是否能像買辦商業、金融對于那種體制一樣可以相當調和的并存呢？他們始終不肯略費精神思考這類較根本的問題；甚至就是多年見機掙紮起來的一點新式産業在戰前已經陷在倒産歇業威脅中的事實，他們仍是視若無睹。
為什麼呢？那除了被理解為新官僚的新形式主義之外，還有一個說明，就是由言論計劃上給人以“心理的”建設。
然而在“建設”（也許還包含所謂“社會建設”在内）口号下，為備不時之需而大規模設立專門大學，大批派送留學生，卻想不到竟達到了政治上“預定生産”的目的。
現代型的教育，原來有三個功能：一是科學的，一是職業的，一是公民的。
産業發展的道路一經阻塞，國内外造就的科學人材都無出路，事業的規模與種類，既有所限制，就是自治、選舉一類工作，也無法推行。
結局，全部受過現代型教育的人隻有做官與權作為做官之後補的任教兩個出路。
他們出身的社會還在對他們另眼相觑，又沒有适當市民性的事業，沒有革命的環境，以清灑或改變他們傳統士大夫的想頭，于是，在官場，乃至在作為預備官場的學校，就由排擠而鬥争，而造出系統，各種政治集團産生了，學閥産生了。
根據競争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範的社會經濟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标準、按照它可能出的價格，選定“貨色”了。
新官僚能造出一個“型”，這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可是如何造出一個“型”，卻需要進一步去說明了。
第三，訓政對憲政的代置。
領導着國民革命運動的國民黨，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原是要還政于民的。
國民黨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政治建設階段，絕對是為了推行民權主義的方便，或民主主義的有效實行，而決不會想到那是封鎖仕路、獨占政權的一個方略。
但把訓政當作憲政的預備階段，一定要執行訓政者自身能堅決貫徹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的革命事業；實行主義和宣揚主義雖然是兩件事，但實行才是最有力的宣傳。
如其宣傳的是一套，而實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義的宣傳變成一種與實踐無關的形式，而成為前述長野朗所謂“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惟其對主義沒有實行的決心與勇氣，自己就會從兩方面發生霸占政權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識逐漸低減，希望保持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