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關燈
小
中
大
于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問題發生過極大影響的帝國主義勢力與革命運動兩個有力因素卻始終沒有放在眼裡，并很不正确的認定中國國民黨自始就是一個新官僚集團，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自始就是一種向舊官僚統治攘奪政權、攫取貪污剝削職權的政治活動。
由于他把這些極關重要的關節弄錯了，他所謂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連接不起來的片斷現象，而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也無法顯出一個明顯的輪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戰開始前，其所以被視為是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階段，乃因這一階段以國民革命發展至長江流域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舊政治勢力明顯鬥争的時期，而在此後，則是新舊政治勢力發生暧昧關系的時期。
在前一時期，中國舊政治勢力還是立在正統地位，對于新起革命運動，動員一切反動力量予以抵制和壓迫；在後一時期，中國新政治勢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協、收編舊的殘餘，同時又因為它對舊的政治勢力妥協，自不得不對于它在前一革命運動過程中驚動了新階級利害情緒或喚起來了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舊政治勢力的統治方式和作風；但如再推後到國民革命運動為什麼一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開始一個大轉彎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複演呢？不盡是的，那不能單從政治消長上得到說明，而須注意到當時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化。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舊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而新經濟動态卻一直愈來愈顯現在南方。
舊政治與新經濟的不調和、不适應的演變，日益使北方成為舊勢力的堡壘，南方成為新勢力的策源地。
辛亥革命根本是從這種不調和現象中産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這矛盾或不調和現象，且把它加深、擴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辛亥革命以後三年發生的。
那無疑是中國一個振敝起衰的好機會。
但當時主要在北方卷起的軍閥相互結托又相互火并的混亂局面，對當時主要在南方，在廣州、上海、漢口一帶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工商業變成了更大的桎梏。
它不但不能作着配合商工業要求的種種政治設施，且還因其腐敗、貪污與對外的依托，不絕斷送國權，不絕造出社會的、人為的災難，使勉能掙紮起來的商工業受到窒息。
因此，以反帝反封建為号召的國民革命運動，盡管在本質上是為了承續辛亥革命未了的大業，為了建立當時逐漸擡起頭來的商工業所要求的市民民主政權，但因為—— （一）帝國主義各國憑藉着各種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國民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又因為—— （二）中國新式産業，特别是商業、金融業，直接、間接對帝國主義發生的依有關系，或其買辦的性格，緻使所謂資産者市民的進步意識或革新要求，不易或不夠表現得明朗、堅定；最後還因為—— （三）資産不發達社會的國民革命，必須給予廣大農民群衆以解除其封建剝削與束縛的權益，而這又将不免使許多認識不清的地主階層的新舊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過程中感到眩惑與疑慮。
所以，一時會震動着整個世界的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愈迅速，分離的傾向也愈增大。
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帶的買辦資産階層、北洋軍閥下的官僚政客，以及所謂“革命隊伍内”的投機份子與封建餘孽，便或明或暗的夥同帝國主義雙管齊下的壓力與助力，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兩面大旗捲折起來了：以後反帝的号召就不很響，反封建的呼聲更似不好喊出來。
此後的北伐，遂不曾怎樣驚動封建勢力盤踞相當牢固的北方社會，而隻是利用江浙買辦金融的支助，從外部去收買或收編那裡的軍閥勢力；可是，就在北方舊軍閥勢力尚待清除或收裝的當時，南部各省卻因前此國民革命運動所激蕩起來的階級利害情緒，給予了反政府勢力以大大可乘的機會。
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動員又起。
在此種動蕩過程中，有關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幾件事體逐漸出現了： 第一，政治與
由于他把這些極關重要的關節弄錯了，他所謂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連接不起來的片斷現象，而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也無法顯出一個明顯的輪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戰開始前，其所以被視為是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階段，乃因這一階段以國民革命發展至長江流域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舊政治勢力明顯鬥争的時期，而在此後，則是新舊政治勢力發生暧昧關系的時期。
在前一時期，中國舊政治勢力還是立在正統地位，對于新起革命運動，動員一切反動力量予以抵制和壓迫；在後一時期，中國新政治勢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協、收編舊的殘餘，同時又因為它對舊的政治勢力妥協，自不得不對于它在前一革命運動過程中驚動了新階級利害情緒或喚起來了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舊政治勢力的統治方式和作風；但如再推後到國民革命運動為什麼一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開始一個大轉彎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複演呢？不盡是的，那不能單從政治消長上得到說明，而須注意到當時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化。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舊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而新經濟動态卻一直愈來愈顯現在南方。
舊政治與新經濟的不調和、不适應的演變，日益使北方成為舊勢力的堡壘，南方成為新勢力的策源地。
辛亥革命根本是從這種不調和現象中産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這矛盾或不調和現象，且把它加深、擴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辛亥革命以後三年發生的。
那無疑是中國一個振敝起衰的好機會。
但當時主要在北方卷起的軍閥相互結托又相互火并的混亂局面，對當時主要在南方，在廣州、上海、漢口一帶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工商業變成了更大的桎梏。
它不但不能作着配合商工業要求的種種政治設施，且還因其腐敗、貪污與對外的依托，不絕斷送國權，不絕造出社會的、人為的災難，使勉能掙紮起來的商工業受到窒息。
因此，以反帝反封建為号召的國民革命運動，盡管在本質上是為了承續辛亥革命未了的大業，為了建立當時逐漸擡起頭來的商工業所要求的市民民主政權，但因為—— （一）帝國主義各國憑藉着各種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國民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又因為—— （二）中國新式産業，特别是商業、金融業，直接、間接對帝國主義發生的依有關系，或其買辦的性格，緻使所謂資産者市民的進步意識或革新要求，不易或不夠表現得明朗、堅定；最後還因為—— （三）資産不發達社會的國民革命，必須給予廣大農民群衆以解除其封建剝削與束縛的權益，而這又将不免使許多認識不清的地主階層的新舊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過程中感到眩惑與疑慮。
所以，一時會震動着整個世界的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愈迅速，分離的傾向也愈增大。
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帶的買辦資産階層、北洋軍閥下的官僚政客，以及所謂“革命隊伍内”的投機份子與封建餘孽，便或明或暗的夥同帝國主義雙管齊下的壓力與助力，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兩面大旗捲折起來了：以後反帝的号召就不很響，反封建的呼聲更似不好喊出來。
此後的北伐，遂不曾怎樣驚動封建勢力盤踞相當牢固的北方社會，而隻是利用江浙買辦金融的支助，從外部去收買或收編那裡的軍閥勢力；可是，就在北方舊軍閥勢力尚待清除或收裝的當時，南部各省卻因前此國民革命運動所激蕩起來的階級利害情緒，給予了反政府勢力以大大可乘的機會。
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動員又起。
在此種動蕩過程中，有關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幾件事體逐漸出現了： 第一，政治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