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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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的主權者，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争奪，官僚階級于是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
而軍閥因為用全力于戰争，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即是一例。
然而國民革命發生後，又産生了大批新官僚。
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的士大夫階級，現在稱為知識階級，他們的主體就是學生。
民國以來，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學及專門學校設立很多，産生多數畢業生，而且多半是學政治及法律的，這是因為中國産業不發達，學生所求得的學問，不能在實業方面發展，不得不傾向于政治方面。
但是，因為士大夫階級的階級封鎖，不能償他們的宏願，于是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裡，加入國民黨，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
注79 然則新式學校出身的大學專門學生，為什麼“一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裡，加入國民黨”就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呢？他繼續舉出了三個原因： （一）中國學生承繼幾千年來官僚階級讀書人的氣味，把做官當作一種最好的賺錢手段，所以，國民政府下的官吏，貪贓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國民政府内部，殘留了不少舊官僚階級的餘孽，所以内部有很濃厚的士大夫階級的氣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舊官僚，目睹國民革命是一種不可輕侮的勢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樣，都舍棄北方歸附南方，因此在國民黨中流入許多舊官僚階級的份子。
國民政府、國民黨内部有舊官僚餘孽，北方的舊官僚投入國民政府，與新學生染有舊士大夫習氣，都隻能說明舊官僚政治的繼續，無從解釋新官僚政治的發生。
他以為“北伐完成之後，戰鬥集團的勢力漸漸衰弱，新官僚階級的形式也漸趨完整，以三民主義代替了章句之學，很明顯而森嚴的限制了黨員的資格，實行階級的封鎖”。
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分野，隻含糊的說新官僚時代與舊官僚時代，畢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國與各國通商以後，中國産業亦有相當的進展，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其二是“農村中除了士大夫階級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種軍閥階級的地主，使農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農村中的新官僚勢力與舊官僚勢力不同，就是說，從來的舊官僚勢力沒有組織，而新官僚勢力在黨的組織下，組織民衆，利用民衆與舊官僚勢力對抗”。
注80 所有上面的考察，隻證明長野朗是中國社會政治事象的熟識者，但卻無法保證他是對于中國社會政治事象之科學的理解者。
他差不多觸到了問題有關的一切論點，但所有的論點都不曾系統的關聯起來，以緻成為零碎片斷的湊集。
其實，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點，與其從官僚的來源去看，不如從官僚的行動、作法或組織去看；與其從這些方面去看，又甯可從他們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會經濟基礎去看。
因為如其照長野朗氏所說，新式學校出身而又有舊士大夫習氣的人為新官僚，那麼，舊官僚投入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人，為什麼也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國民政府内部殘留下的舊官僚餘孽，又為什麼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又照他的邏輯，所有上述的新學生、舊官僚，一加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中，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以黨的組織組織民衆、利用民衆，以黨員的限制實行階級的封鎖，他們就變成了新官僚，可見是否新官僚，并不盡關系他們是有舊意識的新學生，抑是有新企圖的舊士大夫階級，而是由于他們參組在那種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動中，更進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權力或職權，以保持并擴大社會經濟利得，為什麼要采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長野朗氏隻觸覺到問題的邊緣，不着邊際的提論到“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因産業有相當發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不曾把問題從這一視野深入一點去看，而最為遺憾的是，他高談闊論着中國現代的政治經濟問題，對
而軍閥因為用全力于戰争，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即是一例。
然而國民革命發生後，又産生了大批新官僚。
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的士大夫階級，現在稱為知識階級，他們的主體就是學生。
民國以來，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學及專門學校設立很多，産生多數畢業生，而且多半是學政治及法律的，這是因為中國産業不發達，學生所求得的學問，不能在實業方面發展，不得不傾向于政治方面。
但是，因為士大夫階級的階級封鎖，不能償他們的宏願，于是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裡，加入國民黨，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
注79 然則新式學校出身的大學專門學生，為什麼“一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裡，加入國民黨”就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呢？他繼續舉出了三個原因： （一）中國學生承繼幾千年來官僚階級讀書人的氣味，把做官當作一種最好的賺錢手段，所以，國民政府下的官吏，貪贓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國民政府内部，殘留了不少舊官僚階級的餘孽，所以内部有很濃厚的士大夫階級的氣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舊官僚，目睹國民革命是一種不可輕侮的勢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樣，都舍棄北方歸附南方，因此在國民黨中流入許多舊官僚階級的份子。
國民政府、國民黨内部有舊官僚餘孽，北方的舊官僚投入國民政府，與新學生染有舊士大夫習氣，都隻能說明舊官僚政治的繼續，無從解釋新官僚政治的發生。
他以為“北伐完成之後，戰鬥集團的勢力漸漸衰弱，新官僚階級的形式也漸趨完整，以三民主義代替了章句之學，很明顯而森嚴的限制了黨員的資格，實行階級的封鎖”。
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分野，隻含糊的說新官僚時代與舊官僚時代，畢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國與各國通商以後，中國産業亦有相當的進展，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其二是“農村中除了士大夫階級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種軍閥階級的地主，使農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農村中的新官僚勢力與舊官僚勢力不同，就是說，從來的舊官僚勢力沒有組織，而新官僚勢力在黨的組織下，組織民衆，利用民衆與舊官僚勢力對抗”。
注80 所有上面的考察，隻證明長野朗是中國社會政治事象的熟識者，但卻無法保證他是對于中國社會政治事象之科學的理解者。
他差不多觸到了問題有關的一切論點，但所有的論點都不曾系統的關聯起來，以緻成為零碎片斷的湊集。
其實，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點，與其從官僚的來源去看，不如從官僚的行動、作法或組織去看；與其從這些方面去看，又甯可從他們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會經濟基礎去看。
因為如其照長野朗氏所說，新式學校出身而又有舊士大夫習氣的人為新官僚，那麼，舊官僚投入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人，為什麼也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國民政府内部殘留下的舊官僚餘孽，又為什麼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又照他的邏輯，所有上述的新學生、舊官僚，一加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中，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以黨的組織組織民衆、利用民衆，以黨員的限制實行階級的封鎖，他們就變成了新官僚，可見是否新官僚，并不盡關系他們是有舊意識的新學生，抑是有新企圖的舊士大夫階級，而是由于他們參組在那種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動中，更進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權力或職權，以保持并擴大社會經濟利得，為什麼要采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長野朗氏隻觸覺到問題的邊緣，不着邊際的提論到“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因産業有相當發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不曾把問題從這一視野深入一點去看，而最為遺憾的是，他高談闊論着中國現代的政治經濟問題，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