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關燈
小
中
大
一
本篇講中國現代官僚政治的第二階段，即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續階段。
“中華民國”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懸挂起來以後，其間雖曾由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未成）一度拆除下來，但很快又給懸挂着。
這表示中國人至少已很厭惡名義上的皇帝，同時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至少已不敢再居皇帝的名義了。
可是我們一般的政治進步卻到此為止了。
古舊的專制官僚政治建築上的冠飾雖被折落，那建築卻還腐朽而毫無生氣的殘延着。
專制政體或專制官僚政治的曆史交代一般是由議會政治承續下來；這個過程無異是非常緩慢而曲折的。
市民的議會政治權力增大一分，領主或地主的專制官僚政治就減退一分。
而他們兩者勢力的消長，盡管是從政治領域内或政治舞台上顯現出來，但稍微深入一點考察，就知道那在實際是取決于現代性商工業與封建性經濟的屈伸變化。
中國以特殊土地所有制為核心的封建經濟，既如我們前面所說，有傳統的特殊社會生産關系，尤其是特别的專制官僚統治在範圍它、妨阻它，使它特别不容易孕育成長出“自我否定”的新生産力，而同時從鴉片戰役開始侵入的國際資本，對它又是發生一面分解、一面維持的複雜作用。
結局，新式商工業發展的緩慢和變态，封建經濟轉型或解體的延滞，就一直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的非常顯著的特征，而這也正是中國現代畸形醜相政治之更本質的基礎。
商工業經濟或市民階級的力量不容易增大，舊社會原有的階級關系就無法根本改觀；換言之，商工業未發達起來，資本家階級固然是難得形成，與資本家階級同時平行産生的勞動者階級，就不易由農民或小生産者轉化出來，結局，擁有社會重要生産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稅收領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餘的一切大小權勢人物或所謂官紳，就必然還是，至少在現階段還大體是特殊的統治階層，而把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農民或小生産者，作為其被支配、被侵削的主要對象。
一句話：就是官民對立之局，官紳以特殊社會身分駕淩于一般農民之上的社會階級生産關系還或隐或顯的存在着；亦就因此之故，名義上的皇帝雖然被革去了，而為一簇或一團有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或官僚階層所托命所恃的首腦，無論是誰，隻要他接受他們的依托，他就無法在實質上不成為最大、最高特權的化身。
袁世凱，有人擁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有人擁戴他們做大總統、做執政，無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權者或官僚們、豪紳們，為了要達成其對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對于農民的統治剝削目的，總要求有一個最高最大的特權者來作他們的傀儡。
所謂“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那并不是為了什麼忠君愛國，為了行什麼鳥道，而實是為了行使其統治榨取的特權。
所以，不但是一國的大總統或執政，就是割據一省兩省的軍閥，甚至威臨一區的豪霸，都不難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紳，串演出一個“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從本質上說來，在有一大批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來行使其各種特權的場合，為他們所擁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開明，也很難不“飄飄然”自認為至尊萬能的主宰者；在傳統的土地所有權還大體保持其範圍着官民對立的社會階級關系的場合，無論是官是紳，即使再潔身自好，也難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職權，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優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說明，還隻讓我們知道，中國舊官僚政治與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會基礎，而新官僚政治對舊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點，則必須從那種社會基礎之相對變化中去求得解答。
二 曆來研究中國官僚，特别是論及新舊官僚制之區别及其演變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根本就隻見到一位号稱“中國通”的日人長野朗，在所著《中國土地制度研究》一書中，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簡括的解釋： 滿清推翻後，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少數擁護袁世凱以圖自存。
其後
“中華民國”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懸挂起來以後，其間雖曾由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未成）一度拆除下來，但很快又給懸挂着。
這表示中國人至少已很厭惡名義上的皇帝，同時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至少已不敢再居皇帝的名義了。
可是我們一般的政治進步卻到此為止了。
古舊的專制官僚政治建築上的冠飾雖被折落，那建築卻還腐朽而毫無生氣的殘延着。
專制政體或專制官僚政治的曆史交代一般是由議會政治承續下來；這個過程無異是非常緩慢而曲折的。
市民的議會政治權力增大一分，領主或地主的專制官僚政治就減退一分。
而他們兩者勢力的消長，盡管是從政治領域内或政治舞台上顯現出來，但稍微深入一點考察，就知道那在實際是取決于現代性商工業與封建性經濟的屈伸變化。
中國以特殊土地所有制為核心的封建經濟，既如我們前面所說，有傳統的特殊社會生産關系，尤其是特别的專制官僚統治在範圍它、妨阻它，使它特别不容易孕育成長出“自我否定”的新生産力，而同時從鴉片戰役開始侵入的國際資本，對它又是發生一面分解、一面維持的複雜作用。
結局，新式商工業發展的緩慢和變态，封建經濟轉型或解體的延滞，就一直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的非常顯著的特征，而這也正是中國現代畸形醜相政治之更本質的基礎。
商工業經濟或市民階級的力量不容易增大，舊社會原有的階級關系就無法根本改觀；換言之，商工業未發達起來，資本家階級固然是難得形成，與資本家階級同時平行産生的勞動者階級，就不易由農民或小生産者轉化出來，結局，擁有社會重要生産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稅收領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餘的一切大小權勢人物或所謂官紳，就必然還是，至少在現階段還大體是特殊的統治階層，而把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農民或小生産者，作為其被支配、被侵削的主要對象。
一句話：就是官民對立之局，官紳以特殊社會身分駕淩于一般農民之上的社會階級生産關系還或隐或顯的存在着；亦就因此之故，名義上的皇帝雖然被革去了，而為一簇或一團有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或官僚階層所托命所恃的首腦，無論是誰，隻要他接受他們的依托，他就無法在實質上不成為最大、最高特權的化身。
袁世凱，有人擁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有人擁戴他們做大總統、做執政，無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權者或官僚們、豪紳們，為了要達成其對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對于農民的統治剝削目的，總要求有一個最高最大的特權者來作他們的傀儡。
所謂“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那并不是為了什麼忠君愛國，為了行什麼鳥道，而實是為了行使其統治榨取的特權。
所以，不但是一國的大總統或執政，就是割據一省兩省的軍閥，甚至威臨一區的豪霸，都不難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紳，串演出一個“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從本質上說來，在有一大批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來行使其各種特權的場合，為他們所擁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開明，也很難不“飄飄然”自認為至尊萬能的主宰者；在傳統的土地所有權還大體保持其範圍着官民對立的社會階級關系的場合，無論是官是紳，即使再潔身自好，也難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職權，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優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說明，還隻讓我們知道，中國舊官僚政治與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會基礎，而新官僚政治對舊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點，則必須從那種社會基礎之相對變化中去求得解答。
二 曆來研究中國官僚，特别是論及新舊官僚制之區别及其演變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根本就隻見到一位号稱“中國通”的日人長野朗，在所著《中國土地制度研究》一書中，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簡括的解釋： 滿清推翻後，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少數擁護袁世凱以圖自存。
其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