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之覆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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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平軍革命——反滿清,不反對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

     國人對于太平天國迄今還沒有一個定評。

    它的發生,在本質上殆顯然與每個王朝末期的農民叛亂具有同一性質;我們略一參閱當時農民的困蹶情形,由于土地集中及官吏貪污、勒索活動即可見其一斑。

    乾隆時湖南巡撫楊錫绂曾說:“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農民盡管吃不飽,負擔卻加重得厲害。

    曾國藩亦曾慨乎言之:“……然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拿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煩其親戚,押其鄰裡,百姓怨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廣之耒陽崇陽,江西之貴谿撫州,此四案者,雖闾閻不無刁悍之風,亦由銀價,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濫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

    ”(同上,卷三二)“官逼民反”之内在原因已成,而英國發動鴉片戰役之大炮則從外面加速促其實現。

    卡爾·馬克思當時曾在《紐約論壇報》分析此中經緯:“1840年戰争失敗以後,中國所付給英國的賠款,大宗鴉片消耗,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國競争對地方生産的破壞影響,全部國家行政機關的腐敗”都變成了太平軍革命的誘因。

    “鴉片加速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就逐漸喪失其統治”;天朝的皇帝在大炮下低頭,而在皇帝治下的人民卻正因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低頭,而反敢于擡起頭來反抗了。

    所以這新的外來影響,再加上當時沿東南各省商工業的逐漸變形與新生,遂使那次大規模的農民叛變不但帶有濃厚的種族的、宗教的色彩,且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一些市民的特質。

    然而畢竟一半由于傳統統治習染太深,一半也由于市民根基薄弱,洪、楊一批有勇氣叛變的人物,一到達“自古帝王都”的南京,便作着“帝王夢”,相互間發生争奪權力的内讧。

    中山先生評述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洪秀全當時在廣西起來,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為他們所有。

    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依我的觀察……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就互争皇帝,閉起門來大相殘殺。

    第一楊秀清和洪秀全争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因為發生做皇帝的内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

    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争權。

    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

    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内亂,便從江西趕到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

    ……太平天國的勢力便因此大衰。

    ……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見《民族主義》第一講) 太平天國的“哈谟雷特”的結局,顯然是由于那些發難的首腦人物隻知道要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而無意去推翻專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無意去推翻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且進而想建立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來與舊有的相抗衡。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他們雖在南京建都後頒布了一種“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舊的土地私有關系,并在其中拟訂了一些不同于舊統治的社會政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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