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對于中國社會長期停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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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社會史的立場來講，中國是一個文化發達較早的國家，現在反落後了。
原來落後的國家走到了前面，原來是先進的，變成後進了。
這說明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沒有什麼大的進步。
自西周開國之初的紀元前1122年算起，我們一直留滞在封建社會階段，迄今已近三千年了，它差不多占去了中國比較有信史可征的文化史的全部。
其中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我們已在前面講到，那是中國類似西歐領主封建體制的所謂初期封建形态發生以至潰崩的期間，前後雖經曆七八百年，但與西歐封建經曆的時期相比較，卻毋甯說是極其短促的。
因此，中國社會長期停滞的問題，即使是發生在封建的階段，它的領主型的封建體制并不曾耽擱時間，而使它延滞不前，使它追不上一般社會發展的，隻是由于它在初期封建體制的崩解中，并不曾像西歐一樣，緊接着出現一個現代資本制的社會，卻依種種理由，半轉型為一個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集權的專制官僚的新型封建社會。
自從它由秦代起跨入這一社會階段，迄今亦已超過二千年。
在這二千餘年中，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進步，隻是它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上的改進速度過于緩慢，過于顯得蹒跚不前；而其改進程度，且始終不曾越出技術性的、量變的階段，直到現在，還不能脫卻半封建的狀态。
于是，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滞問題，事實上，無非是中國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組織的長期存續問題；又因為中國特殊的封建組織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專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們那種特殊封建社會體制的長期存續問題，自始就與專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極其密切的聯系。
在專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統治者官紳或士宦與被統治者農民結成的社會生産關系作為其社會存在基礎的限内，那種社會的勞動生産力始終不曾發展到突破其社會生産關系的水準的事實，就極可能由專制官僚統治形态得到系統的說明。
惟在依專制官僚政治來解說中國社會或中國典型封建社會長期停滞問題以前，先得把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不同說明，予以簡括的評證。
二 不論在中國抑在外國，在新史學未出現以前，通是把曆史看作是政治的延續。
而政治延續過程中顯示的變動，反映在中國正統曆史家乃至一般人士心目中的規律或節奏，就是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則分，分久則合”，所謂“治亂相循”，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
朝代交替與治亂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種表演當作曆史發展的自然定律來接受。
在這點上，頂呱呱叫的正統曆史家和一般隻從演義小說中看到朝代興亡故事的人，沒有大了不起的區别。
把中國曆史上的這種惰性的周期演變，看作是一種“停滞”，那首先須得把曆史範疇從窄狹的政治領域解放出來。
就我所知，最初對中國政治形态妨礙社會經濟發展表示意見的，是大經濟學者亞丹·斯密，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
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黾。
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靜止狀态了。
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于該國之馬哥孛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别。
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哥孛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财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
——《國富論》上卷，郭、王合譯本，第85頁 把中國“停滞于靜止狀态”的原因，歸之于中國财富早就“達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許的極限”，顯然是一種極有意義的提示，但也顯然不夠明白。
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後，另一位大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依據許多有關東方社會的文獻，特别是關于印度、爪哇等地的文獻，知道在那些地方，農工結合體的自給自足村社組織，在一種單純形态下，盡管居民生活了多少世代，村社的限界，殆很少改變，雖有時村社被損壞了，或被戰争、饑馑、疫病破壞了，但同一名稱、同一村界、同一利害關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數百年之久。
居民對于王國的解體或分裂沒有任何懸念。
隻要對村能保持完整，他們絕不問自己所屬的村是隸
原來落後的國家走到了前面，原來是先進的，變成後進了。
這說明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沒有什麼大的進步。
自西周開國之初的紀元前1122年算起，我們一直留滞在封建社會階段，迄今已近三千年了，它差不多占去了中國比較有信史可征的文化史的全部。
其中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我們已在前面講到，那是中國類似西歐領主封建體制的所謂初期封建形态發生以至潰崩的期間，前後雖經曆七八百年，但與西歐封建經曆的時期相比較，卻毋甯說是極其短促的。
因此，中國社會長期停滞的問題，即使是發生在封建的階段，它的領主型的封建體制并不曾耽擱時間，而使它延滞不前，使它追不上一般社會發展的，隻是由于它在初期封建體制的崩解中，并不曾像西歐一樣，緊接着出現一個現代資本制的社會，卻依種種理由，半轉型為一個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集權的專制官僚的新型封建社會。
自從它由秦代起跨入這一社會階段，迄今亦已超過二千年。
在這二千餘年中，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進步，隻是它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上的改進速度過于緩慢，過于顯得蹒跚不前；而其改進程度，且始終不曾越出技術性的、量變的階段，直到現在，還不能脫卻半封建的狀态。
于是，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滞問題，事實上，無非是中國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組織的長期存續問題；又因為中國特殊的封建組織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專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們那種特殊封建社會體制的長期存續問題，自始就與專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極其密切的聯系。
在專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統治者官紳或士宦與被統治者農民結成的社會生産關系作為其社會存在基礎的限内，那種社會的勞動生産力始終不曾發展到突破其社會生産關系的水準的事實，就極可能由專制官僚統治形态得到系統的說明。
惟在依專制官僚政治來解說中國社會或中國典型封建社會長期停滞問題以前，先得把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不同說明，予以簡括的評證。
二 不論在中國抑在外國，在新史學未出現以前，通是把曆史看作是政治的延續。
而政治延續過程中顯示的變動，反映在中國正統曆史家乃至一般人士心目中的規律或節奏，就是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則分，分久則合”，所謂“治亂相循”，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
朝代交替與治亂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種表演當作曆史發展的自然定律來接受。
在這點上，頂呱呱叫的正統曆史家和一般隻從演義小說中看到朝代興亡故事的人，沒有大了不起的區别。
把中國曆史上的這種惰性的周期演變，看作是一種“停滞”，那首先須得把曆史範疇從窄狹的政治領域解放出來。
就我所知，最初對中國政治形态妨礙社會經濟發展表示意見的，是大經濟學者亞丹·斯密，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
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黾。
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靜止狀态了。
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于該國之馬哥孛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别。
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哥孛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财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
——《國富論》上卷，郭、王合譯本，第85頁 把中國“停滞于靜止狀态”的原因，歸之于中國财富早就“達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許的極限”，顯然是一種極有意義的提示，但也顯然不夠明白。
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後，另一位大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依據許多有關東方社會的文獻，特别是關于印度、爪哇等地的文獻，知道在那些地方，農工結合體的自給自足村社組織，在一種單純形态下，盡管居民生活了多少世代，村社的限界，殆很少改變，雖有時村社被損壞了，或被戰争、饑馑、疫病破壞了，但同一名稱、同一村界、同一利害關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數百年之久。
居民對于王國的解體或分裂沒有任何懸念。
隻要對村能保持完整，他們絕不問自己所屬的村是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