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 社會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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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撐持了。
到了這種局面，每個為官為吏或為統兵大員的人，像是本能的要打算抓住機會掏它一把，以為“後圖”，所以這時被派去緩和或赈濟難民的官吏，很容易成為“劫民”的使者。
舉一以類其餘罷：漢世新莽之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禀之，吏盜其禀，饑死者什七八”（《漢書·食貨志》）。
由王莽篡漢到清代中葉以後，時間快進展了兩千年，而作法還是那一套：“凡朝廷赈恤之項，皆中飽于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
”注69迨撫輯無方，民相率叛變，責成文武官吏去剿治，在新莽之世，是“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将軍，遣着武将軍逯并等填名都，中郎将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奸于外，擾亂州都，貨賂為布，侵漁百姓”（《漢書·王莽傳》），在這方面，近二千年的“進步”，僅隻是“無事蝕冒糧饷，有事避罪就功，州縣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撫，督撫以之蒙皇上……若有功，長随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遷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大吏，統率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今軍行數年，花翎之錫，至于千百，果安在哉？将弁棄營陣，棄堡壘，常相避賊鋒，大吏又務為掩飾，咎果誰任耶？”注70 然而在官方如此，而在其對極的民方，始終隻是在為求生存而掙紮，為鏟除迫脅其生存的障礙而掙紮。
在近兩千年前，他們起來反抗新莽，并不是有所愛之漢室，并不是想再見“漢代衣冠”，那是“王莽篡漢，上書誦者八千”的士大夫，等到“見勢不佳”，又回轉來“曲解”民衆的。
其實，漢在哀平之世，已經是“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馑，父子分離，流散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盜賊并起”（《前漢書·孔光傳》）。
王莽新朝不過是在漢代官僚封建政治機構松弛虛脫狀況下産生的，惜他“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于是“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漢書·王莽傳》）。
可知人民在餓着肚皮亂碰的當兒，對于綱常順逆之分，并不會怎樣去鑒别。
即使是延至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扶明滅清的“大理想”，還是等到“饑寒起盜心”的關頭，才能成為一種現實的号召。
所以，清代中葉後，對于當時所謂邪教愚民的作亂，在上者都還能認定“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又謂“今者川楚之民，聚徒劫衆，跳梁于一隅，逃死于晷刻，始入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
繼由地方官挾制萬端。
又黔省之苗氛不靖，延及數省。
賦外加賦，忿不思患，欲藉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為此”注71。
這種“官逼民反”的故事，充滿了中國曆史。
我其所以僅把漢清兩代官民對立情形加以比照，就因為由此可以看到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變亂，朝代雖相去一二千年，其性質大抵相同，特我認定“官逼民反”的“官”，不當理解為某個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個官僚統治。
單是某些官，甚至單是整個官僚階層依貪污或其他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尚不緻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藉政治權勢侵漁農民外，更連同與其有緣屬關系的地方爪牙，從事敲詐，再益以商業、高利貸業乃至地權活動的淩奪，那才真是農民走投無路、“铤而走險”的時候了。
然而，就在這種場合，不但農民自身，就在同情農民的少數士大夫，他們亦還不能明确認知，他們注72生存上所受的威脅是由于在社會政治上沒有取得“平等”、“自由”的結果，從而，他們犯上作亂的要求，一般都是經濟的意義大于政治的意義。
這無疑是“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政治典範收到莫大的“催眠”效果，但在本質上，卻不能不說是由于以往中國二千年的社會動亂，始終是農民的，而不是市民的。
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同性質、同形态的農民戰争或農民的社會動亂雖然重複了無數次，而每次的結果總是再生産一個同性質、同形态的政治體制完事。
為什麼呢?我将在下一篇予以确定的解答。
到了這種局面，每個為官為吏或為統兵大員的人，像是本能的要打算抓住機會掏它一把，以為“後圖”，所以這時被派去緩和或赈濟難民的官吏，很容易成為“劫民”的使者。
舉一以類其餘罷：漢世新莽之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禀之，吏盜其禀，饑死者什七八”（《漢書·食貨志》）。
由王莽篡漢到清代中葉以後，時間快進展了兩千年，而作法還是那一套：“凡朝廷赈恤之項，皆中飽于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
”注69迨撫輯無方，民相率叛變，責成文武官吏去剿治，在新莽之世，是“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将軍，遣着武将軍逯并等填名都，中郎将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奸于外，擾亂州都，貨賂為布，侵漁百姓”（《漢書·王莽傳》），在這方面，近二千年的“進步”，僅隻是“無事蝕冒糧饷，有事避罪就功，州縣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撫，督撫以之蒙皇上……若有功，長随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遷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大吏，統率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今軍行數年，花翎之錫，至于千百，果安在哉？将弁棄營陣，棄堡壘，常相避賊鋒，大吏又務為掩飾，咎果誰任耶？”注70 然而在官方如此，而在其對極的民方，始終隻是在為求生存而掙紮，為鏟除迫脅其生存的障礙而掙紮。
在近兩千年前，他們起來反抗新莽，并不是有所愛之漢室，并不是想再見“漢代衣冠”，那是“王莽篡漢，上書誦者八千”的士大夫，等到“見勢不佳”，又回轉來“曲解”民衆的。
其實，漢在哀平之世，已經是“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馑，父子分離，流散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盜賊并起”（《前漢書·孔光傳》）。
王莽新朝不過是在漢代官僚封建政治機構松弛虛脫狀況下産生的，惜他“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于是“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漢書·王莽傳》）。
可知人民在餓着肚皮亂碰的當兒，對于綱常順逆之分，并不會怎樣去鑒别。
即使是延至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扶明滅清的“大理想”，還是等到“饑寒起盜心”的關頭，才能成為一種現實的号召。
所以，清代中葉後，對于當時所謂邪教愚民的作亂，在上者都還能認定“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又謂“今者川楚之民，聚徒劫衆，跳梁于一隅，逃死于晷刻，始入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
繼由地方官挾制萬端。
又黔省之苗氛不靖，延及數省。
賦外加賦，忿不思患，欲藉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為此”注71。
這種“官逼民反”的故事，充滿了中國曆史。
我其所以僅把漢清兩代官民對立情形加以比照，就因為由此可以看到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變亂，朝代雖相去一二千年，其性質大抵相同，特我認定“官逼民反”的“官”，不當理解為某個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個官僚統治。
單是某些官，甚至單是整個官僚階層依貪污或其他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尚不緻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藉政治權勢侵漁農民外，更連同與其有緣屬關系的地方爪牙，從事敲詐，再益以商業、高利貸業乃至地權活動的淩奪，那才真是農民走投無路、“铤而走險”的時候了。
然而，就在這種場合，不但農民自身，就在同情農民的少數士大夫，他們亦還不能明确認知，他們注72生存上所受的威脅是由于在社會政治上沒有取得“平等”、“自由”的結果，從而，他們犯上作亂的要求，一般都是經濟的意義大于政治的意義。
這無疑是“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政治典範收到莫大的“催眠”效果，但在本質上，卻不能不說是由于以往中國二千年的社會動亂，始終是農民的，而不是市民的。
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同性質、同形态的農民戰争或農民的社會動亂雖然重複了無數次，而每次的結果總是再生産一個同性質、同形态的政治體制完事。
為什麼呢?我将在下一篇予以确定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