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 社會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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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就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不幸，每逢這種場合，又是對内對外大張撻伐的年頭。
在以往的社會，耀武揚威往往是當作一種政治權力的炫示，或特殊消費排場的演出，但由此制造出的貪污機會與藉端敲詐的口實，就成為一般人民被損害與被勒索的生死關頭。
由于我們前面（第三篇）指出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與貫徹性，那個官僚體制的某一部分一發生破綻，立刻就把它的病菌延殖到全體機構、全部機能上，使一般農民大衆接觸到的它們任何機體，都成為一種可怕的災害。
商業、高利貸、地權兼并、差役、攤派、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
姑舉述幾項極有通性而且于我們并不怎樣生疏的史例： 試看貪污與高利貸活動的配合——“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互争奪。
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而況聚斂之臣，于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
”（司馬光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各種差役與地權兼并活動的配合——“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
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獻其産于巨室，以規免役。
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
”（章誼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與商業活動的配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若遇兇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納官錢”。
“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樂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粜。
賣田不售，遂緻殺牛賣肉，伐桑鬻薪。
來年生計，不暇複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
”（司馬光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大戶藉差役吃小戶與攤派的配合——“民所患苦，莫如差役。
錢糧有收戶解戶，驿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
究之所佥非富民。
中人之産，辄為之傾。
自變為條鞭法，以境内之役，均于境内之糧，宜少甦矣，乃民間仍歲奔走，是條鞭法行而大戶未嘗革也。
”（範景文語，見《明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貪污活動的配合——“……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驿，可以調派裡民，于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随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号長随、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役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赢馬亦然。
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等候，苦不堪言……至于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
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筵席等等糜費，并有夤緣饋送之事，随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隆殺。
”注68 從上面的史實，我們知道中國農民困苦的基因，與其說是由于正規租賦課擔太重，毋甯說是由于額外的、無限制的、不能預測到的苛索過多、繁多。
他們不像歐洲中世農奴，隻有一個“頂頭上司”的領主或莊主直接對他們行使剝削；他們中間除了奴隸或隸農外，為了取得形式上的一點不屬于任何一個封建頭目的“自由”，卻得支付這樣一種大的代價，緻使所在社會一切大小官僚封建的頭目，乃至與他們夤緣為奸的商業者、高利貸業者，都能找到機會和口實，個别的或聯合的予他們以社會經濟的損害。
四 中國的農民原是以具有極堅強的忍耐性見稱的。
然而他們的那種忍苦耐勞的強毅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會組織、倫理教義，以及一再再生産出來的那種同形态的統治方式，把他們教訓、鍛煉成的。
他們“小人”确實是由“學道則易使也”！可是，正惟他們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學道”則“易使”，一旦那些當作“道”來範圍他們的社會組織、倫理教義、政治權力發生破綻，他們即使談不上什麼政治的自覺，也将因所受社會經濟壓制剝削的過火，而使他們的極度忍耐見機突發為不可抑制的反抗。
事實上，在農民社會經濟生活遭受破壞的過程
在以往的社會，耀武揚威往往是當作一種政治權力的炫示，或特殊消費排場的演出，但由此制造出的貪污機會與藉端敲詐的口實，就成為一般人民被損害與被勒索的生死關頭。
由于我們前面（第三篇）指出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與貫徹性，那個官僚體制的某一部分一發生破綻，立刻就把它的病菌延殖到全體機構、全部機能上，使一般農民大衆接觸到的它們任何機體，都成為一種可怕的災害。
商業、高利貸、地權兼并、差役、攤派、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
姑舉述幾項極有通性而且于我們并不怎樣生疏的史例： 試看貪污與高利貸活動的配合——“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互争奪。
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而況聚斂之臣，于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
”（司馬光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各種差役與地權兼并活動的配合——“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
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獻其産于巨室，以規免役。
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
”（章誼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與商業活動的配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若遇兇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納官錢”。
“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樂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粜。
賣田不售，遂緻殺牛賣肉，伐桑鬻薪。
來年生計，不暇複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
”（司馬光語，見《宋史·食貨志》） 試看大戶藉差役吃小戶與攤派的配合——“民所患苦，莫如差役。
錢糧有收戶解戶，驿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
究之所佥非富民。
中人之産，辄為之傾。
自變為條鞭法，以境内之役，均于境内之糧，宜少甦矣，乃民間仍歲奔走，是條鞭法行而大戶未嘗革也。
”（範景文語，見《明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貪污活動的配合——“……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驿，可以調派裡民，于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随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号長随、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役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赢馬亦然。
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等候，苦不堪言……至于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
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筵席等等糜費，并有夤緣饋送之事，随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隆殺。
”注68 從上面的史實，我們知道中國農民困苦的基因，與其說是由于正規租賦課擔太重，毋甯說是由于額外的、無限制的、不能預測到的苛索過多、繁多。
他們不像歐洲中世農奴，隻有一個“頂頭上司”的領主或莊主直接對他們行使剝削；他們中間除了奴隸或隸農外，為了取得形式上的一點不屬于任何一個封建頭目的“自由”，卻得支付這樣一種大的代價，緻使所在社會一切大小官僚封建的頭目，乃至與他們夤緣為奸的商業者、高利貸業者，都能找到機會和口實，個别的或聯合的予他們以社會經濟的損害。
四 中國的農民原是以具有極堅強的忍耐性見稱的。
然而他們的那種忍苦耐勞的強毅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會組織、倫理教義，以及一再再生産出來的那種同形态的統治方式，把他們教訓、鍛煉成的。
他們“小人”确實是由“學道則易使也”！可是，正惟他們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學道”則“易使”，一旦那些當作“道”來範圍他們的社會組織、倫理教義、政治權力發生破綻，他們即使談不上什麼政治的自覺，也将因所受社會經濟壓制剝削的過火，而使他們的極度忍耐見機突發為不可抑制的反抗。
事實上，在農民社會經濟生活遭受破壞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