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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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聘定幕友，依托地方士紳。
幕友是要緻送報酬的，政府對幕友不給俸祿，“而幕之修”，就要“出于官祿”了，聘請十個八個幕友，把全部“官祿”拿出，還嫌不夠。
至于縣太爺與百姓之間，往往是靠一批鄉紳做着承上啟下的聯系；他們這些人雖不從州縣直接索取報酬，卻顯然會因此開一請托包庇之門，而間接成為小百姓的無形的、無限的負擔。
在州縣如此，在總督衙門亦系如此。
田文鏡為河東總督時，曾自述其衙門中書役人數說：“臣衙門經制（政府定額）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
現今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尚苦趕辦不及。
”注67這些額外人員的報酬，該如何打發呢？那在事實上，不但不會增加主管人員的負擔，且還可能變為他們的一個“财源”。
道光時曾有這樣一道上谕： 直省大小官員，自雍正年間，議設養廉，由督撫以至州縣藉以為辦公之資。
迄今将屆百年，督撫司道廉俸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廳州縣養廉止此定額，而差務之費，捐攤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祿入毫無者。
雖在清潔自愛之吏，一經履任，公事叢集，難為無米之炊，勢不得取給陋規以資挹注。
而不肖者則以少取與多與均幹吏議，轉恣意征求，除辦公之外悉以肥其私囊。
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豈能拟行糾劾，遂陽禁而陰縱之。
于是箕斂溢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闾閻之蓋藏，概耗于有司之脆削，民生閑敝，職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則另有“陋規”，供其中飽。
一般的講來，京官發财機會本沒有直接臨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麼多，但因為六部是各省的頂頭上司，各省州縣對六部有何請求，均得孝敬孝敬。
比如為了奏銷地丁，就有“奏銷部費”；報銷錢糧，就有“報銷部費”，調一缺，提一官，請一議叙，及辦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點”、“照應”、“招呼”、“斡旋”的手續費不可。
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認他是找到了扒錢的好機會。
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幫銀”，或“盤費”，或“程儀”等名色，提供其路上開支外，又有“支應”一類名色，提供其到後開支；更于供應以外，多送“規禮”，複緻贈“赆儀”。
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職司文教權衡的學差，雖然其使命非常神聖清高，對于錄取士子的需索，卻頗不客氣。
從所謂“紅案銀”、所謂“做了一任鄉試主考，可過十年舒服生活”的傳說，就可想見利用職權發财的事，即使是身臨“聖域賢關”，日以綱常大義或名教自矢的人，也并無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财，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
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于這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濟事。
四 要之，中國士宦的做官發财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産物。
我們沒有意思責難做官，也并不反對發财，但做官被看成發财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财，做小官發小财，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分，利用任一機會發混财，那就會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響。
以地主經濟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統治，既然如前面所說，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貸者與地主的“四位一體”場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貪贓枉法的風氣，而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響的，它們連同作用起來，很快就使社會經濟導向孟轲所預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大破局。
中國曆史上是不止一次經曆了這種大破局的。
其中因果關鍵，我們将在後面（第十二篇）交代清楚。
幕友是要緻送報酬的，政府對幕友不給俸祿，“而幕之修”，就要“出于官祿”了，聘請十個八個幕友，把全部“官祿”拿出，還嫌不夠。
至于縣太爺與百姓之間，往往是靠一批鄉紳做着承上啟下的聯系；他們這些人雖不從州縣直接索取報酬，卻顯然會因此開一請托包庇之門，而間接成為小百姓的無形的、無限的負擔。
在州縣如此，在總督衙門亦系如此。
田文鏡為河東總督時，曾自述其衙門中書役人數說：“臣衙門經制（政府定額）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
現今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尚苦趕辦不及。
”注67這些額外人員的報酬，該如何打發呢？那在事實上，不但不會增加主管人員的負擔，且還可能變為他們的一個“财源”。
道光時曾有這樣一道上谕： 直省大小官員，自雍正年間，議設養廉，由督撫以至州縣藉以為辦公之資。
迄今将屆百年，督撫司道廉俸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廳州縣養廉止此定額，而差務之費，捐攤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祿入毫無者。
雖在清潔自愛之吏，一經履任，公事叢集，難為無米之炊，勢不得取給陋規以資挹注。
而不肖者則以少取與多與均幹吏議，轉恣意征求，除辦公之外悉以肥其私囊。
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豈能拟行糾劾，遂陽禁而陰縱之。
于是箕斂溢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闾閻之蓋藏，概耗于有司之脆削，民生閑敝，職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則另有“陋規”，供其中飽。
一般的講來，京官發财機會本沒有直接臨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麼多，但因為六部是各省的頂頭上司，各省州縣對六部有何請求，均得孝敬孝敬。
比如為了奏銷地丁，就有“奏銷部費”；報銷錢糧，就有“報銷部費”，調一缺，提一官，請一議叙，及辦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點”、“照應”、“招呼”、“斡旋”的手續費不可。
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認他是找到了扒錢的好機會。
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幫銀”，或“盤費”，或“程儀”等名色，提供其路上開支外，又有“支應”一類名色，提供其到後開支；更于供應以外，多送“規禮”，複緻贈“赆儀”。
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職司文教權衡的學差，雖然其使命非常神聖清高，對于錄取士子的需索，卻頗不客氣。
從所謂“紅案銀”、所謂“做了一任鄉試主考，可過十年舒服生活”的傳說，就可想見利用職權發财的事，即使是身臨“聖域賢關”，日以綱常大義或名教自矢的人，也并無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财，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
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于這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濟事。
四 要之，中國士宦的做官發财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産物。
我們沒有意思責難做官，也并不反對發财，但做官被看成發财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财，做小官發小财，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分，利用任一機會發混财，那就會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響。
以地主經濟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統治，既然如前面所說，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貸者與地主的“四位一體”場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貪贓枉法的風氣，而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響的，它們連同作用起來，很快就使社會經濟導向孟轲所預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大破局。
中國曆史上是不止一次經曆了這種大破局的。
其中因果關鍵，我們将在後面（第十二篇）交代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