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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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一種特權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從物質的享受上具體顯示出來的。
如其像史載漢初那樣，“天子不能鈞驷，将相或乘牛車”，他們在老百姓面前，就顯然沒有了不起的“威嚴”或“威儀”了。
況加中國曆代官吏俸祿的規定，雖然從人民眼光看來頗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報酬亦愈大，但要單單藉此維持官的特殊場面，特别是滿足他們在相當發達的商品貨币經濟下的無限欲望，恐怕無論如何也嫌不夠。
他們巧取豪奪的貪欲既由此形成，而嚴格禁阻他們滿足貪欲的法軌又不可能在專制官僚政權下确立，于是，利用職權以圖私利的勾當，就令沒有我們前面述及的官家“與民争利”的各種侵漁機會，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麼“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
結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體現為貪污生活。
其中少數循吏廉吏出現，便似非常值得稱揚，而大勢所趨，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為“民族性”問題，或曲解為單純“風氣”問題了。
曆來确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來為“民族”争一口氣，挽救頹風，改造“風氣”，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隻是消極的一己的“清風亮節”，或嚴厲的懲治若幹貪官污吏，而根本沒有觸到問題的病根或痛處。
試展閱一下曆代對付貪污的嚴厲情形，就可瞭然今日想從貪污本身去根治貪污的人的設想是如何的素樸！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
唐時贓吏，多于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
……金史大定十二年鹹平尹石抹阿刺沒以贓死于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
……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顧炎武：《日知錄》 洪武十八年诏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者赴京師築城……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仍剝皮實革。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
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
”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重懲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議奏：莊親王等結黨營私，往來詭密，因治胤祿、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黨安泰并坐絞。
五年，禦吏仲永檀奏參提督鄭善，受俞姓賄銀一萬兩。
訊實賜死。
又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仆營私，違禁漁色，為禦史所劾，得旨正法。
并谕諸大臣，嗣後當各自儆省。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卷，第12頁 綜觀曆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系。
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污實較任何前朝為烈。
清初為籠絡懷柔漢人，政尚寬大，降及中葉，任一社會政治角落均留有貪污痕迹，然此亦不能謂為施行寬政的結果。
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至明清兩代，流通經濟現象愈益活躍；高利貸業商業的擴展對官吏貪欲的助長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應變動發展實況所造出的大小漏洞，複給予各種貪欲以發洩的機會。
比如，中國官制上關于官吏名額的規定，往往注重形式，不顧事實需要。
地方政務即使年有增加，吏員額數終未按比加多。
以清代而論，據《大清會典》所載，總計州縣數目1448，佐貳數目連學官加算起來，亦不過5526，即一位知縣或知州的佐貳還分不到四位。
每州縣當時人口平均以20萬人計，要一個縣或州的負責人帶着那三四佐貳，把“刑名”、“錢谷”、“書記”、“挂号”、“征比”各項事務做好，任憑天大本領，也不能夠，于是縣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額人員
如其像史載漢初那樣，“天子不能鈞驷，将相或乘牛車”，他們在老百姓面前，就顯然沒有了不起的“威嚴”或“威儀”了。
況加中國曆代官吏俸祿的規定，雖然從人民眼光看來頗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報酬亦愈大，但要單單藉此維持官的特殊場面，特别是滿足他們在相當發達的商品貨币經濟下的無限欲望，恐怕無論如何也嫌不夠。
他們巧取豪奪的貪欲既由此形成，而嚴格禁阻他們滿足貪欲的法軌又不可能在專制官僚政權下确立，于是，利用職權以圖私利的勾當，就令沒有我們前面述及的官家“與民争利”的各種侵漁機會，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麼“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
結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體現為貪污生活。
其中少數循吏廉吏出現，便似非常值得稱揚，而大勢所趨，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為“民族性”問題，或曲解為單純“風氣”問題了。
曆來确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來為“民族”争一口氣，挽救頹風，改造“風氣”，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隻是消極的一己的“清風亮節”，或嚴厲的懲治若幹貪官污吏，而根本沒有觸到問題的病根或痛處。
試展閱一下曆代對付貪污的嚴厲情形，就可瞭然今日想從貪污本身去根治貪污的人的設想是如何的素樸！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
唐時贓吏，多于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
……金史大定十二年鹹平尹石抹阿刺沒以贓死于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
……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顧炎武：《日知錄》 洪武十八年诏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者赴京師築城……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仍剝皮實革。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
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
”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重懲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議奏：莊親王等結黨營私，往來詭密，因治胤祿、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黨安泰并坐絞。
五年，禦吏仲永檀奏參提督鄭善，受俞姓賄銀一萬兩。
訊實賜死。
又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仆營私，違禁漁色，為禦史所劾，得旨正法。
并谕諸大臣，嗣後當各自儆省。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卷，第12頁 綜觀曆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系。
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污實較任何前朝為烈。
清初為籠絡懷柔漢人，政尚寬大，降及中葉，任一社會政治角落均留有貪污痕迹，然此亦不能謂為施行寬政的結果。
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至明清兩代，流通經濟現象愈益活躍；高利貸業商業的擴展對官吏貪欲的助長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應變動發展實況所造出的大小漏洞，複給予各種貪欲以發洩的機會。
比如，中國官制上關于官吏名額的規定，往往注重形式，不顧事實需要。
地方政務即使年有增加，吏員額數終未按比加多。
以清代而論，據《大清會典》所載，總計州縣數目1448，佐貳數目連學官加算起來，亦不過5526，即一位知縣或知州的佐貳還分不到四位。
每州縣當時人口平均以20萬人計，要一個縣或州的負責人帶着那三四佐貳，把“刑名”、“錢谷”、“書記”、“挂号”、“征比”各項事務做好，任憑天大本領，也不能夠，于是縣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額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