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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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鹽、如鐵、如酒、如布也就很自然變成官業對象，由管制流通過程進而管制生産過程了。
商業不但與高利貸結合起來，且進一步連同高利貸業與各種形态的手工制造業取得了密切聯系。
兩漢之際的王莽時代，就有所謂六筦五均的“國家經濟”形态出現；官賣、官營、官貸的經濟活動，雖然間或也引起一二不識“時務”的好心腸的士大夫的“與民争利”的歎聲，但一般的士宦卻可用“為民興利”的大口實，來使他們的經濟活動“合理化”。
他們在朝，盡可能設法去接近各種形态的官業，在野又像“先天的”注定是族産、學田、積谷……一類公共産業的經管者，他們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貸者，或者某種場合兼為商人或各式小産業經營者，一經在朝在野同“公家經濟事業”接觸，就很快要“發迹”了。
他們無論是“達則兼善天下”的把持朝政，抑是“窮則獨善其身”的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為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
而這種傾向，就是直通“貪污之路”的便橋。
三 曆史家昌言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
廉吏循吏在曆史上之被重視與被崇敬，乃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稀罕。
曆代對于貪污所定法律之嚴酷，更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多。
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總喜歡用“風氣”或“民族性”一類玄學性質的事景去解釋，以後者而論，仿佛中國人是天生成貪污似的；以前者而論，又仿佛有一二出類拔萃的人物出來表率一下，風氣就會改變過來似的。
兩者通把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了。
中國有關貪污誤國的最早古典，是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後的文人、學士、官吏們誦讀了幾千萬遍，然而事實一直在反複給它以确證。
在漢元帝時，貢禹曾上書解說貪污的由來：謂“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锢不得為吏……海内大化。
……武帝臨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者并起，亡命者衆。
郡國恐其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為在職；奸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财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逆而勇猛者貴于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财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勤謹為，勇猛而臨官。
’……故居官而置富者為豪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于此！”注66 這段話對于貪污的說明，比之一般所謂民族性論、風氣論要接近事實多了，特别如“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确系入骨三分。
一個“無義而有财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者造假賬，“欺上府”；同時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為爪牙，供驅使。
于是一個貪官，便必然會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結果自然是相率不講孝悌禮義，而群以“多财為光榮”了。
然而這說法也隻是就事論事，少了一點玄學迂腐氣，仍不能給我們以明确的認識。
一個為官僚把持操縱的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法度可言，要說有，不外是有關人民對于他們的義務的規定，或有關他們自己相互之間的權利的規定罷了。
如在一個交換經濟不發達，而又是小國寡民的場合，他們不但消費欲望有了限制，就是剝削行為也不能不稍為收斂。
但在統一的集權的大場面下，以土地及土地生産物為重心的交換關系、貨币流通關系既然建立起來，天下的貨物乃分别輻辏于官僚所在的都市，“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見可欲，就難免有些“心亂”了；而且，官對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現，特别在官職不曾職業化而是
商業不但與高利貸結合起來，且進一步連同高利貸業與各種形态的手工制造業取得了密切聯系。
兩漢之際的王莽時代，就有所謂六筦五均的“國家經濟”形态出現；官賣、官營、官貸的經濟活動，雖然間或也引起一二不識“時務”的好心腸的士大夫的“與民争利”的歎聲，但一般的士宦卻可用“為民興利”的大口實，來使他們的經濟活動“合理化”。
他們在朝，盡可能設法去接近各種形态的官業，在野又像“先天的”注定是族産、學田、積谷……一類公共産業的經管者，他們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貸者，或者某種場合兼為商人或各式小産業經營者，一經在朝在野同“公家經濟事業”接觸，就很快要“發迹”了。
他們無論是“達則兼善天下”的把持朝政，抑是“窮則獨善其身”的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為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
而這種傾向，就是直通“貪污之路”的便橋。
三 曆史家昌言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
廉吏循吏在曆史上之被重視與被崇敬，乃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稀罕。
曆代對于貪污所定法律之嚴酷，更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多。
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總喜歡用“風氣”或“民族性”一類玄學性質的事景去解釋，以後者而論，仿佛中國人是天生成貪污似的；以前者而論，又仿佛有一二出類拔萃的人物出來表率一下，風氣就會改變過來似的。
兩者通把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了。
中國有關貪污誤國的最早古典，是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後的文人、學士、官吏們誦讀了幾千萬遍，然而事實一直在反複給它以确證。
在漢元帝時，貢禹曾上書解說貪污的由來：謂“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锢不得為吏……海内大化。
……武帝臨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者并起，亡命者衆。
郡國恐其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為在職；奸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财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逆而勇猛者貴于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财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勤謹為，勇猛而臨官。
’……故居官而置富者為豪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于此！”注66 這段話對于貪污的說明，比之一般所謂民族性論、風氣論要接近事實多了，特别如“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确系入骨三分。
一個“無義而有财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者造假賬，“欺上府”；同時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為爪牙，供驅使。
于是一個貪官，便必然會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結果自然是相率不講孝悌禮義，而群以“多财為光榮”了。
然而這說法也隻是就事論事，少了一點玄學迂腐氣，仍不能給我們以明确的認識。
一個為官僚把持操縱的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法度可言，要說有，不外是有關人民對于他們的義務的規定，或有關他們自己相互之間的權利的規定罷了。
如在一個交換經濟不發達，而又是小國寡民的場合，他們不但消費欲望有了限制，就是剝削行為也不能不稍為收斂。
但在統一的集權的大場面下，以土地及土地生産物為重心的交換關系、貨币流通關系既然建立起來，天下的貨物乃分别輻辏于官僚所在的都市，“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見可欲，就難免有些“心亂”了；而且，官對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現，特别在官職不曾職業化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