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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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前漢書·景帝紀》）做官的訾算标準，由十萬降低到四萬，仍不免令“廉士失職”；而“有市籍不得官”，用錢去買土地，不要市籍，就此路仍通了。
所以到了“雄才大略”的武帝，他就不像乃祖乃父那樣拘謹和轉彎抹角，幹脆的讓商人做官，起用孔僅、東郭鹹陽一幹人經營鹽鐵事業，他們這兩位以做鹽鐵生意起家的新官人，又盡量緣引同類，“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緻令太史公喟然太息于“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可是，武帝雖在一方面大量用賈人為官，同時卻創立了許多名邑的商賈稅，并還很特别的谕令取得有市籍的賈人，其自身及其家族，皆不許占有田地。
此後，在中世分立局面下，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
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分的障礙。
到了隋代統一，開科取士，還明令工商不得入仕，而到了唐初，又禁止地主經商。
我們其所以在上面指出商人為官的一面，因為商人可為官，為官、為士宦的人也就可為商、可為高利貸業者了；我們其所以要引述禁商為官或入仕，或者禁官禁地主從事商業的一面，因為要一再去禁，要作規定去限制，就說明事實上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已是“通家”了。
但問題不在政府應否用法令去幹涉士宦的經濟生活，而在我們傳統的士宦的特殊經濟生活該是如何形成，曾如何由政治生活所促成，又反過來影響其政治生活。
二 在歐洲，貴族可以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在貴族身分開始解消的時候，是在領主經濟開始向地主經濟移轉的過程中，中國貴族領主從事商業、高利貸業，也恰好是在我們初期貴族政治開始解體、地主經濟開始形成的階段。
在這種限度内，我們的“治化”或“開通”，确已走在歐洲前面了。
可是，歐洲許多國家在那種過渡階段後，很快就走上了現代化旅程，一個特殊的士宦階層，根本就不會立足；反之，中國貴族支配的封建社會瓦解後，代起的卻是一個官僚支配的封建社會，惟其還是封建的，它對于商業、高利貸業就不能不時常持着一種戒心；惟其那種封建制不是立在領主經濟基礎上，而是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它又實在無法阻止商人不做地主，士宦不特殊的過着一種“自由”經濟生活。
為什麼呢？ 這是比較說來話長的。
首先，地主經濟的成立，是以土地得自由買賣為前提。
沒有錢可以賣去土地，有了錢可以購買土地。
其間自然為商人、高利貸業者開了一個變成地主的門徑。
雖然像漢武帝那樣嚴厲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其自身及其家族都不得占有土地，但以後依所謂“缗錢令”，“使商賈中産以上大率破滅”的時候，不是統計“得民财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史記·平準書》）麼？商人不但擁有大量土地，還擁有大量奴婢。
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個圈子，以地主資格做官，當然就無法叫官不占有土地，不經營商業、高利貸業或其他企業了。
而且，實行地主經濟的結果，國家要把以賦稅方式獲有的大量農産物，變為商品、變為貨币、變為俸給及其他開支。
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貨币經濟得到發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業、刺激一般高利貸業，同時還造出一種握在官僚手裡的特殊的商業、手工制造業和高利貸業。
經商成了國務或國家公務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國士宦不能像歐洲貴族、僧侶那樣，把商業看為“不潔”、“不自然”的業作，且從而“追逐之”，就頗為自然了。
商業如此，伴随商業而産生的高利貸業亦系如此；以谷米為重心的商業如此，一切日用
”（《前漢書·景帝紀》）做官的訾算标準，由十萬降低到四萬，仍不免令“廉士失職”；而“有市籍不得官”，用錢去買土地，不要市籍，就此路仍通了。
所以到了“雄才大略”的武帝，他就不像乃祖乃父那樣拘謹和轉彎抹角，幹脆的讓商人做官，起用孔僅、東郭鹹陽一幹人經營鹽鐵事業，他們這兩位以做鹽鐵生意起家的新官人，又盡量緣引同類，“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緻令太史公喟然太息于“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可是，武帝雖在一方面大量用賈人為官，同時卻創立了許多名邑的商賈稅，并還很特别的谕令取得有市籍的賈人，其自身及其家族，皆不許占有田地。
此後，在中世分立局面下，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
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分的障礙。
到了隋代統一，開科取士，還明令工商不得入仕，而到了唐初，又禁止地主經商。
我們其所以在上面指出商人為官的一面，因為商人可為官，為官、為士宦的人也就可為商、可為高利貸業者了；我們其所以要引述禁商為官或入仕，或者禁官禁地主從事商業的一面，因為要一再去禁，要作規定去限制，就說明事實上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已是“通家”了。
但問題不在政府應否用法令去幹涉士宦的經濟生活，而在我們傳統的士宦的特殊經濟生活該是如何形成，曾如何由政治生活所促成，又反過來影響其政治生活。
二 在歐洲，貴族可以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在貴族身分開始解消的時候，是在領主經濟開始向地主經濟移轉的過程中，中國貴族領主從事商業、高利貸業，也恰好是在我們初期貴族政治開始解體、地主經濟開始形成的階段。
在這種限度内，我們的“治化”或“開通”，确已走在歐洲前面了。
可是，歐洲許多國家在那種過渡階段後，很快就走上了現代化旅程，一個特殊的士宦階層，根本就不會立足；反之，中國貴族支配的封建社會瓦解後，代起的卻是一個官僚支配的封建社會，惟其還是封建的，它對于商業、高利貸業就不能不時常持着一種戒心；惟其那種封建制不是立在領主經濟基礎上，而是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它又實在無法阻止商人不做地主，士宦不特殊的過着一種“自由”經濟生活。
為什麼呢？ 這是比較說來話長的。
首先，地主經濟的成立，是以土地得自由買賣為前提。
沒有錢可以賣去土地，有了錢可以購買土地。
其間自然為商人、高利貸業者開了一個變成地主的門徑。
雖然像漢武帝那樣嚴厲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其自身及其家族都不得占有土地，但以後依所謂“缗錢令”，“使商賈中産以上大率破滅”的時候，不是統計“得民财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史記·平準書》）麼？商人不但擁有大量土地，還擁有大量奴婢。
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個圈子，以地主資格做官，當然就無法叫官不占有土地，不經營商業、高利貸業或其他企業了。
而且，實行地主經濟的結果，國家要把以賦稅方式獲有的大量農産物，變為商品、變為貨币、變為俸給及其他開支。
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貨币經濟得到發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業、刺激一般高利貸業，同時還造出一種握在官僚手裡的特殊的商業、手工制造業和高利貸業。
經商成了國務或國家公務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國士宦不能像歐洲貴族、僧侶那樣，把商業看為“不潔”、“不自然”的業作，且從而“追逐之”，就頗為自然了。
商業如此，伴随商業而産生的高利貸業亦系如此；以谷米為重心的商業如此，一切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