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杆——科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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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習性質不同，顯然會先天限制入學者的出路或前途，但對于這種實質上的不平等，曾由幾種形式上的平等規制将它沖淡了，朦糊了。
庶人、皇族國戚子弟同樣有入學機會，那不是非常平等麼？此其一；凡屬學館的生徒，要入仕途，都得經過考試，此其二；就是不入學館，亦得“懷牒自列于州縣”，就鄉貢試，此其三。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如其沒有這種規定，前面兩項形式平等，都沒有什麼意義，而用科舉制打破門閥壟斷仕途的目的，亦将無法實現。
所以，到了天寶十二年，雖一度“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但至十四年，又“複鄉貢”。
我們由此知道，唐代的科舉學校并行制度，從表面上看來，任何人得“懷牒自列于州縣”就鄉貢試，入學校就似乎成為不必要了，但除鄉貢試畢竟多一些轉折，沒有生徒試那樣直接外，就應試者講，雖然不入學校也行，學校将因此減低其重要性，但就官僚封建社會講，卻又不同了。
突然一下把士族大姓貴胄們把持仕途的局面改過來，叫他們的公子王孫和卑賤的庶人一同考試，那顯然是不容易辦到的。
學校在這場合就無疑在起着“蒸餾”或“濾清”的作用；而且，學校所設科目，因受教者社會地位，有深有淺，有通有專，那不僅可藉以昌明經學，訓練專門人材，而對未入學校人士，亦将因此發生學習上的示範影響和思想統制的功能。
所以，把仕途向庶人開放，決不是基于什麼平等或民主的觀念，到了唐代那個曆史階段，要完成集權的專制官僚統治，是不能不采行一種比較稍有融通性的官人方法的。
事實上，唐代亦系起自巨姓大族的環境中，太宗踐祚之初，雖頗思在各方面不過于重視關東舊族傳統，然沿至文宗之世，欲以真源、臨源二公主降士族，婚于當時大姓崔、盧，猶以為難，而慨然謂：“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注62門閥相互結托，形成莫大社會勢力，要在取士官人方面，完全不受他們牽制，殊不可能。
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百卷，甄别士庶；接着中宗、玄宗、代宗、憲宗、文宗等朝，皆有類似性質的選述。
譜學與依品官人有關，至唐代而反特别興盛，無怪唐代四百餘宰輔中，大姓崔氏占三十二，楊氏、杜氏各占十一，盧氏十，鄭氏八，其他屬薛、柳、武、蘇等氏者，複共達數十人。
他們把持朝政，自難免不壟斷仕途。
所以為庶人下品“網開一面”的科舉，名額極受限制；而考試及第的人，又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
于是，奔競請托，百弊叢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恥不以文章達。
其應诏而舉者，多至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文獻通考·選舉考二》）當時“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達自居，不複求士。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辄下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之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贽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谒者。
嗟呼，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同上）。
科舉限制愈嚴，競争愈烈，而其對思想統制，亦愈易就範；對上級官僚，亦愈易卑躬屈節表示忠誠。
士之“可鄙”與否，滿可不問，官僚的統治，卻顯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
可是，在那些考試不第而又請托不遂的人士，盡管腦子裡充滿了“綱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亂”，但一有發洩不平的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唐末王仙芝、黃巢即由屢舉進士被擯，憤極而起義；此外，如李山甫、李振等皆因屢舉進士不第，圖謀報複，故由黃巢暴動至朱溫柄政，所有舊時世家大姓，非遭殺害，即被貶黜。
千年來門胄高第，幾一掃而空。
彼等個人仇怨之伸雪，實體現着“寒人”、“下品”長期橫受門閥壓迫侮辱之社會的曆史的反抗。
然而，這不是科舉制引起了唐祚的覆亡，而是唐代頑強的門閥勢力，妨阻了科舉制緩和作用的發揮，或者說，唐代施行的不徹底的、狹隘的科舉規制，仍不夠适應當時已經活躍而發達起來了的政治的、文化的場面。
三 如其說，科舉制是中國後期官
庶人、皇族國戚子弟同樣有入學機會，那不是非常平等麼？此其一；凡屬學館的生徒，要入仕途，都得經過考試，此其二；就是不入學館，亦得“懷牒自列于州縣”，就鄉貢試，此其三。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如其沒有這種規定，前面兩項形式平等，都沒有什麼意義，而用科舉制打破門閥壟斷仕途的目的，亦将無法實現。
所以，到了天寶十二年，雖一度“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但至十四年，又“複鄉貢”。
我們由此知道，唐代的科舉學校并行制度，從表面上看來，任何人得“懷牒自列于州縣”就鄉貢試，入學校就似乎成為不必要了，但除鄉貢試畢竟多一些轉折，沒有生徒試那樣直接外，就應試者講，雖然不入學校也行，學校将因此減低其重要性，但就官僚封建社會講，卻又不同了。
突然一下把士族大姓貴胄們把持仕途的局面改過來，叫他們的公子王孫和卑賤的庶人一同考試，那顯然是不容易辦到的。
學校在這場合就無疑在起着“蒸餾”或“濾清”的作用；而且，學校所設科目，因受教者社會地位，有深有淺，有通有專，那不僅可藉以昌明經學，訓練專門人材，而對未入學校人士，亦将因此發生學習上的示範影響和思想統制的功能。
所以，把仕途向庶人開放，決不是基于什麼平等或民主的觀念，到了唐代那個曆史階段，要完成集權的專制官僚統治，是不能不采行一種比較稍有融通性的官人方法的。
事實上，唐代亦系起自巨姓大族的環境中，太宗踐祚之初，雖頗思在各方面不過于重視關東舊族傳統，然沿至文宗之世，欲以真源、臨源二公主降士族，婚于當時大姓崔、盧，猶以為難，而慨然謂：“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注62門閥相互結托，形成莫大社會勢力，要在取士官人方面，完全不受他們牽制，殊不可能。
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百卷，甄别士庶；接着中宗、玄宗、代宗、憲宗、文宗等朝，皆有類似性質的選述。
譜學與依品官人有關，至唐代而反特别興盛，無怪唐代四百餘宰輔中，大姓崔氏占三十二，楊氏、杜氏各占十一，盧氏十，鄭氏八，其他屬薛、柳、武、蘇等氏者，複共達數十人。
他們把持朝政，自難免不壟斷仕途。
所以為庶人下品“網開一面”的科舉，名額極受限制；而考試及第的人，又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
于是，奔競請托，百弊叢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恥不以文章達。
其應诏而舉者，多至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文獻通考·選舉考二》）當時“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達自居，不複求士。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辄下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之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贽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谒者。
嗟呼，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同上）。
科舉限制愈嚴，競争愈烈，而其對思想統制，亦愈易就範；對上級官僚，亦愈易卑躬屈節表示忠誠。
士之“可鄙”與否，滿可不問，官僚的統治，卻顯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
可是，在那些考試不第而又請托不遂的人士，盡管腦子裡充滿了“綱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亂”，但一有發洩不平的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唐末王仙芝、黃巢即由屢舉進士被擯，憤極而起義；此外，如李山甫、李振等皆因屢舉進士不第，圖謀報複，故由黃巢暴動至朱溫柄政，所有舊時世家大姓，非遭殺害，即被貶黜。
千年來門胄高第，幾一掃而空。
彼等個人仇怨之伸雪，實體現着“寒人”、“下品”長期橫受門閥壓迫侮辱之社會的曆史的反抗。
然而，這不是科舉制引起了唐祚的覆亡，而是唐代頑強的門閥勢力，妨阻了科舉制緩和作用的發揮，或者說，唐代施行的不徹底的、狹隘的科舉規制，仍不夠适應當時已經活躍而發達起來了的政治的、文化的場面。
三 如其說，科舉制是中國後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