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杆——科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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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
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于驅策，不覺倚之為心膂”注61。
又況那些靠家世、靠門第的官爺們，不但因為“安流平進”、“不邀恩寵”，有的還為了“風流相尚”，談論或研究一些與治道無關，甚至反乎治道的東西。
就在曹魏施行九品官人法前後，《老》、《莊》、《周易》已開始成為清談資料；其間五經經義雖亦被談到，但談論或研究旨趣，非為有益于治平修省，乃在于清逸興緻。
由魏之何晏、王弼，至晉代有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即所謂竹林七賢，均尚“無為”貴“自然”；南朝更變本加厲，舉朝上下，皆習于三玄（《老》、《莊》、《周易》），兼重佛義。
末流所屆，至由“無為”、“齊物”論旨，引出非名分、非綱常、非禮教的“危險思想”。
在當時篡奪相尋的變亂情形下，認真講起綱常名教，特别是君主大義來，在時君聽來，既未必投機，而在這般世代臣事各不同王朝的士大夫們自己，實也有些難于啟齒。
但不談也就罷了，由談“自然”支離演變到反綱常名教，那就根本同專制官僚社會“立國精神”相抵觸，所以，一到統一局面稍有頭緒，這流弊就急需予以矯正。
最後，官僚社會的融通性或韌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讓一般所謂“下品”或“寒人”，也有上達的展望；而當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文化傳播接觸較為頻繁，有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機會的場合，更須把封鎖的仕途開放一些，藉以沖淡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
更須把統制思想與統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與治化的統一功能。
所有這些方面的現實考慮，說明了變相世襲的九品官人制，不但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且尤不适于那種統治的高度發展。
所以，一到隋唐重新混一宇内，對于如何拔用人材、如何作育人材上，再也不能按照老辦法做去，而照應着經濟、文化的現實進展情形，甚至也不能再襲用秦漢那樣比較缺乏組織系統的官人法式。
科舉制應時産生了。
二 隋在長期分立局面之後，完成統一大業，在用人行政方面，自有許多不能不重新來過，自行拿出适應新局勢的辦法。
然因當時世族大姓勢力還過于強盛，而隋之創業，又是成于北方族姓關系最稱根深蒂固的關中、關東一帶，所以文帝開皇間“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诏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文獻通考·選舉考一》）。
炀帝大業中乃大改選舉制，創進士科，以考試為選舉标準。
更大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征辟遠近儒生。
但為時不久，社稷淪亡。
一切舉士新規，隻有期之于繼起的王朝。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
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而明經之别，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诏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
”（《文獻通考·選舉考二》）。
開科取士體制，至唐始大緻完備；而我們在此所當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規定的如何詳密，而是它對于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補強作用。
考試大别為學館生徒試、鄉員試和诏試，除後者為間一舉行者外，其餘兩者為取士重要途徑，而整個科舉制對于官僚政治所曲盡的功能，亦存于此兩者之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
唐代開設了許多種類和性質不同的學校。
除各州縣分别設有學校外，在中央者有六學二館：二館為弘文館、崇文館，有所收生徒為皇族及最大顯貴子弟，等第最高；六學為國子、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
前三者分别為二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學之所，而後三者則分别為八品以下、低級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學之所。
學校的等級分得如此嚴格，而所學科别，又分别按照“身分”需要，互為區别：七品以上，經典為重，八品以下，技術為重。
學校教育
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于驅策，不覺倚之為心膂”注61。
又況那些靠家世、靠門第的官爺們，不但因為“安流平進”、“不邀恩寵”，有的還為了“風流相尚”，談論或研究一些與治道無關，甚至反乎治道的東西。
就在曹魏施行九品官人法前後，《老》、《莊》、《周易》已開始成為清談資料；其間五經經義雖亦被談到，但談論或研究旨趣，非為有益于治平修省，乃在于清逸興緻。
由魏之何晏、王弼，至晉代有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即所謂竹林七賢，均尚“無為”貴“自然”；南朝更變本加厲，舉朝上下，皆習于三玄（《老》、《莊》、《周易》），兼重佛義。
末流所屆，至由“無為”、“齊物”論旨，引出非名分、非綱常、非禮教的“危險思想”。
在當時篡奪相尋的變亂情形下，認真講起綱常名教，特别是君主大義來，在時君聽來，既未必投機，而在這般世代臣事各不同王朝的士大夫們自己，實也有些難于啟齒。
但不談也就罷了，由談“自然”支離演變到反綱常名教，那就根本同專制官僚社會“立國精神”相抵觸，所以，一到統一局面稍有頭緒，這流弊就急需予以矯正。
最後，官僚社會的融通性或韌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讓一般所謂“下品”或“寒人”，也有上達的展望；而當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文化傳播接觸較為頻繁，有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機會的場合，更須把封鎖的仕途開放一些，藉以沖淡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
更須把統制思想與統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與治化的統一功能。
所有這些方面的現實考慮，說明了變相世襲的九品官人制，不但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且尤不适于那種統治的高度發展。
所以，一到隋唐重新混一宇内，對于如何拔用人材、如何作育人材上，再也不能按照老辦法做去，而照應着經濟、文化的現實進展情形，甚至也不能再襲用秦漢那樣比較缺乏組織系統的官人法式。
科舉制應時産生了。
二 隋在長期分立局面之後，完成統一大業，在用人行政方面，自有許多不能不重新來過，自行拿出适應新局勢的辦法。
然因當時世族大姓勢力還過于強盛，而隋之創業，又是成于北方族姓關系最稱根深蒂固的關中、關東一帶，所以文帝開皇間“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诏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文獻通考·選舉考一》）。
炀帝大業中乃大改選舉制，創進士科，以考試為選舉标準。
更大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征辟遠近儒生。
但為時不久，社稷淪亡。
一切舉士新規，隻有期之于繼起的王朝。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
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而明經之别，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诏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
”（《文獻通考·選舉考二》）。
開科取士體制，至唐始大緻完備；而我們在此所當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規定的如何詳密，而是它對于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補強作用。
考試大别為學館生徒試、鄉員試和诏試，除後者為間一舉行者外，其餘兩者為取士重要途徑，而整個科舉制對于官僚政治所曲盡的功能，亦存于此兩者之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
唐代開設了許多種類和性質不同的學校。
除各州縣分别設有學校外，在中央者有六學二館：二館為弘文館、崇文館，有所收生徒為皇族及最大顯貴子弟，等第最高；六學為國子、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
前三者分别為二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學之所，而後三者則分别為八品以下、低級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學之所。
學校的等級分得如此嚴格，而所學科别，又分别按照“身分”需要，互為區别：七品以上，經典為重，八品以下，技術為重。
學校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