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杠杆——兩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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讧。
支配階級中貴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與全部賦稅逐漸集中到中央的事實相照應。
就被支配階級的農民說，究是把賦役直接貢獻到專制君主于他們有利，抑是以私屬的名義，把賦役貢獻給強豪于他們有利，他們似乎很不易抉擇，因為他們始終就不曾由任一統治方式得到負擔比較輕松的好處。
可是，在支配階級方面，那種轉變，就關系很大了：門閥或強豪對賦稅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僅意味着中央經濟權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離心局面的造成。
由漢末經魏晉南北朝形成的門閥，對那一曆史階段的分立局面扮演了極關重要的角色，可是，隋唐統一大業告成，并不就是那種門閥的沒落。
有許多事實證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同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樣，都是缺乏統治新局面的經驗，在秦，我們已指明它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則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貴族。
漢懲秦之弊，在學術仕途的統制上收到了極大的成功，唐征隋之弊，在更有組織的科舉制上，在靈活運用的賦稅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穩定統治并使官僚政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唐代租稅體制是代有變遷的，到了楊炎實行的兩稅法，始在中國後期官僚政治史上，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但是要解述楊炎兩稅法及其對唐代以後各專制王朝統治的補強作用，勢不能不對唐以前各王朝關于田制稅法改革上的鬥争糾紛，有一概略的理解。
田制稅法所反映出的官僚階層内部的傾軋，在漢代不但已表現得很明白，且已被下面這段話暴露得夠透徹了：“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強豪占田逾限，侈輸其賦大半。
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
”（荀悅：《漢紀論》）“官家之惠”是否“優于三代”呢？我們把漢代算賦、更賦的措施加以考慮，就知道是不大可靠的。
但“豪強之暴，酷于亡秦”，卻是事實。
不過，官家或中央政權所注意的，并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威福分于豪強”。
在“威福”已經“分于豪強”的魏晉及其他諸王朝，為了招收流亡，墾辟戰亂之餘的荒野，曾分别由政府統制土地分配的種種田制稅法，曹魏的屯田制、晉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富有向豪強搶救土地、人民的深意。
但除屯田制系屬帶有軍事性質的臨時辦法外，晉代的占田制是毫無結果的，像石崇、王戎型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出現，正好說明“廣收八方田園”，或“強豪兼并，孤貧失業”（《晉書·劉頌傳》），是對于占田制的強烈諷刺。
東晉而後的宋梁諸代，每況愈下。
其在宋為“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偏戶之命，竭于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宋書·王弘傳》）。
在梁則為“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梁書·武帝紀》）。
其實，晉室東渡以後不久，阻制一般貴族豪右的占田制，固然無法施行，就是專門向北方南渡豪族争奪财源的所謂土斷制度，亦不曾收到多大效果。
原來西晉戶籍，在北方稱黃籍，在江南稱白籍。
北方豪族率領家丁蔭戶南渡，仍僑立寄寓郡縣，享有不輸不納特權，但此暫時權宜辦法，一旦永久化，不但負擔上太不公平，許多規避賦役人士，都相率由白籍變為黃籍，于是政府為了收入，乃不得不對一切享有上述特權人士，依其所居之土，斷其戶籍所屬，以為稅役
支配階級中貴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與全部賦稅逐漸集中到中央的事實相照應。
就被支配階級的農民說，究是把賦役直接貢獻到專制君主于他們有利，抑是以私屬的名義，把賦役貢獻給強豪于他們有利，他們似乎很不易抉擇，因為他們始終就不曾由任一統治方式得到負擔比較輕松的好處。
可是，在支配階級方面，那種轉變，就關系很大了：門閥或強豪對賦稅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僅意味着中央經濟權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離心局面的造成。
由漢末經魏晉南北朝形成的門閥，對那一曆史階段的分立局面扮演了極關重要的角色，可是，隋唐統一大業告成，并不就是那種門閥的沒落。
有許多事實證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同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樣，都是缺乏統治新局面的經驗，在秦，我們已指明它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則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貴族。
漢懲秦之弊，在學術仕途的統制上收到了極大的成功，唐征隋之弊，在更有組織的科舉制上，在靈活運用的賦稅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穩定統治并使官僚政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唐代租稅體制是代有變遷的，到了楊炎實行的兩稅法，始在中國後期官僚政治史上，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但是要解述楊炎兩稅法及其對唐代以後各專制王朝統治的補強作用，勢不能不對唐以前各王朝關于田制稅法改革上的鬥争糾紛，有一概略的理解。
田制稅法所反映出的官僚階層内部的傾軋，在漢代不但已表現得很明白，且已被下面這段話暴露得夠透徹了：“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強豪占田逾限，侈輸其賦大半。
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
”（荀悅：《漢紀論》）“官家之惠”是否“優于三代”呢？我們把漢代算賦、更賦的措施加以考慮，就知道是不大可靠的。
但“豪強之暴，酷于亡秦”，卻是事實。
不過，官家或中央政權所注意的，并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威福分于豪強”。
在“威福”已經“分于豪強”的魏晉及其他諸王朝，為了招收流亡，墾辟戰亂之餘的荒野，曾分别由政府統制土地分配的種種田制稅法，曹魏的屯田制、晉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富有向豪強搶救土地、人民的深意。
但除屯田制系屬帶有軍事性質的臨時辦法外，晉代的占田制是毫無結果的，像石崇、王戎型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出現，正好說明“廣收八方田園”，或“強豪兼并，孤貧失業”（《晉書·劉頌傳》），是對于占田制的強烈諷刺。
東晉而後的宋梁諸代，每況愈下。
其在宋為“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偏戶之命，竭于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宋書·王弘傳》）。
在梁則為“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梁書·武帝紀》）。
其實，晉室東渡以後不久，阻制一般貴族豪右的占田制，固然無法施行，就是專門向北方南渡豪族争奪财源的所謂土斷制度，亦不曾收到多大效果。
原來西晉戶籍，在北方稱黃籍，在江南稱白籍。
北方豪族率領家丁蔭戶南渡，仍僑立寄寓郡縣，享有不輸不納特權，但此暫時權宜辦法，一旦永久化，不但負擔上太不公平，許多規避賦役人士，都相率由白籍變為黃籍，于是政府為了收入，乃不得不對一切享有上述特權人士，依其所居之土，斷其戶籍所屬，以為稅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