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關燈
小
中
大
曹魏故智，明令許九等官吏各得庇蔭一定額客戶，各得占有一定額田地；所謂占田制，實質上，雖在企圖藉此予豪貴們以蔭戶占田的限制，但施行不通，卻使前此非法領有國家公民方式，得到合法的保障。
于是，在整個晉代乃至以後各王朝，豪族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都分别立下了深固的基礎。
本來在統一局面下，專制帝王的權力是無限大的。
一到群雄割據現象發生，那在一方面是表示王綱不振，同時，卻又正因為王綱不振，而使偏安朝廷更不能不受制于據地稱兵的豪族或地方勢力者。
漢末獻帝變為野心割據者相互争衡所挾持、玩弄的犧牲品，實為此後每一代亡國亡朝君主提供了悲慘可憐的榜樣。
司馬氏之欺淩曹魏孤兒寡婦，完全是依照曹丕父子欺淩獻帝母子的作法。
可是當懷愍蒙塵，偏安江右注58局面一經形成，晉元帝遷都建業，吳之士族，竟毫不理會。
後經王導、王敦多方誘導，始肯與周旋。
王導當時勸元帝好好接納江東士族的論調，充分反映出了那些豪右們的聲勢。
他說：“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義。
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晉書·王導傳》）“為政不得罪于巨室”，在“天下喪亂，九州分裂”的場合，當然更是真理！可是巨室之間往往利害沖突，靠巨室撐場面的君主，這時就不能不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現了。
東晉初渡江時，江左豪族，以人與地的便利，聲勢顯赫；迨北方豪族聯袂東下南渡，拖帶大批宗室部曲，益以政治上之傳統因緣和流寓者的團結需要，很快就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威脅南方豪族的力量。
介在南北兩豪族鬥争中的君主，既不能抛開患難存亡與共的北方豪族，又不敢開罪南方豪族，于是就以所謂“寬大為懷”的政策，掩飾其“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衷。
此後直至侯景亂梁，蓄意屠戮蹂躏僑寄大族，對“富室豪家，恣意衮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于是土著豪族特别顯露頭角，正所謂“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長，恣淩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南史·賊臣列傳論》）。
由東晉以至宋齊梁陳的半壁江山，殆無異巨姓豪族的勢利角逐場。
而同時在異族統治下的北朝，入侵時的社會組織，原為氏族部族，而對于當時劫後的漢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為統治工具，結果世家右族權勢之大，竟至自行樹立州郡，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诏雲：“魏自孝昌之季，祿在公室，政出多門，豪家大族鸠率鄉部，托迹勤王，規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
”（《北齊書·本紀》）當時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職，南朝郡守加都督銜，北朝令長皆以将軍居之。
這種場面，已顯然表現是中國古典封建的一種變局，而在某些方面逆轉為中國初期封建形态的複活。
至于我們将在下面述及的官爵世襲情形，那不過進一步顯示官僚貴族化的深度罷了。
我們在這裡應當注意的是：封建制無論采取向心的形态或離心的形态，統治者無論是用官僚的名義或貴族的名義，被支配者無論是被稱為農民或滿含有農奴性質的蔭客或部曲，或他們相互間所結成的提供農業勞動剩餘和占有農業勞動剩餘的社會生産關系，沒有何等本質的改變，而所改變的，在被支配的農民方面，不過是每經曆一度上述的轉變，他們的痛苦即一度加深，而在支配者官僚貴族方面，那種轉變内容，乃意味着全社會農業勞動剩餘在他們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并意味着他們全支配階層對于農民統治經驗和技術的增加。
所以，結束這中古封建變局的後事，就統治者内部來說，在一方面是圍繞物質生産手段争奪戰而展開的田制稅法的變革，在另一方面是圍繞着精神生産手段争奪戰而展開的科舉制的采行，而這兩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國古典封建專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階段的發展。
于是，在整個晉代乃至以後各王朝，豪族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都分别立下了深固的基礎。
本來在統一局面下，專制帝王的權力是無限大的。
一到群雄割據現象發生，那在一方面是表示王綱不振，同時，卻又正因為王綱不振，而使偏安朝廷更不能不受制于據地稱兵的豪族或地方勢力者。
漢末獻帝變為野心割據者相互争衡所挾持、玩弄的犧牲品，實為此後每一代亡國亡朝君主提供了悲慘可憐的榜樣。
司馬氏之欺淩曹魏孤兒寡婦，完全是依照曹丕父子欺淩獻帝母子的作法。
可是當懷愍蒙塵，偏安江右注58局面一經形成，晉元帝遷都建業，吳之士族，竟毫不理會。
後經王導、王敦多方誘導，始肯與周旋。
王導當時勸元帝好好接納江東士族的論調，充分反映出了那些豪右們的聲勢。
他說：“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義。
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晉書·王導傳》）“為政不得罪于巨室”，在“天下喪亂，九州分裂”的場合，當然更是真理！可是巨室之間往往利害沖突，靠巨室撐場面的君主，這時就不能不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現了。
東晉初渡江時，江左豪族，以人與地的便利，聲勢顯赫；迨北方豪族聯袂東下南渡，拖帶大批宗室部曲，益以政治上之傳統因緣和流寓者的團結需要，很快就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威脅南方豪族的力量。
介在南北兩豪族鬥争中的君主，既不能抛開患難存亡與共的北方豪族，又不敢開罪南方豪族，于是就以所謂“寬大為懷”的政策，掩飾其“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衷。
此後直至侯景亂梁，蓄意屠戮蹂躏僑寄大族，對“富室豪家，恣意衮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于是土著豪族特别顯露頭角，正所謂“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長，恣淩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南史·賊臣列傳論》）。
由東晉以至宋齊梁陳的半壁江山，殆無異巨姓豪族的勢利角逐場。
而同時在異族統治下的北朝，入侵時的社會組織，原為氏族部族，而對于當時劫後的漢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為統治工具，結果世家右族權勢之大，竟至自行樹立州郡，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诏雲：“魏自孝昌之季，祿在公室，政出多門，豪家大族鸠率鄉部，托迹勤王，規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
”（《北齊書·本紀》）當時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職，南朝郡守加都督銜，北朝令長皆以将軍居之。
這種場面，已顯然表現是中國古典封建的一種變局，而在某些方面逆轉為中國初期封建形态的複活。
至于我們将在下面述及的官爵世襲情形，那不過進一步顯示官僚貴族化的深度罷了。
我們在這裡應當注意的是：封建制無論采取向心的形态或離心的形态，統治者無論是用官僚的名義或貴族的名義，被支配者無論是被稱為農民或滿含有農奴性質的蔭客或部曲，或他們相互間所結成的提供農業勞動剩餘和占有農業勞動剩餘的社會生産關系，沒有何等本質的改變，而所改變的，在被支配的農民方面，不過是每經曆一度上述的轉變，他們的痛苦即一度加深，而在支配者官僚貴族方面，那種轉變内容，乃意味着全社會農業勞動剩餘在他們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并意味着他們全支配階層對于農民統治經驗和技術的增加。
所以，結束這中古封建變局的後事，就統治者内部來說，在一方面是圍繞物質生産手段争奪戰而展開的田制稅法的變革，在另一方面是圍繞着精神生産手段争奪戰而展開的科舉制的采行，而這兩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國古典封建專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階段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