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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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納農奴到産業方面的前提條件逐漸成熟了才有可能，如其那種前提條件不存在，則因官僚、豪商兼并，而從土地上、從小農或佃農地位遊離出來的比較獲有形式上自由的農民，結局，不幹脆變為官私奴婢，就得以更不利的條件，再依附于土地，而轉化為私屬或道地的農奴了。
在西漢之末，奴隸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化了。
東漢的官僚統治，在宰輔制上，在宮中、府中的财政體系劃分上，在吏治上，還遠不逮西漢，而官場的腐敗，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猖獗活動，比西漢尤有過之，但延至桓靈之世，奴隸問題反不若西漢末造表現的厲害，那原因，決不是由于光武“免奴隸為庶人”，發生了何等根本解決的效果，而是由于當時由土地兼并失去生存依據的農民，除了為奴為婢，滿足那些日益增大其消費欲望的官僚、豪商之闊綽排場外，還有了互為影響的兩個出路： 一是散之四方而為匪寇——中國農民為生活所迫，起而“犯上作亂”，西漢之末，已有聲勢浩大的綠林與赤眉，但農民暴動規模的全國化，第一次可以說是發生于東漢末葉。
“桓靈之世四方盜匪的蹂躏，與日俱增。
到了黃巾之亂爆發後，受蹂躏最厲害的地方是幽、冀、青、徐、兖、豫一帶人口最繁密、農業最發達的區域。
正統的黃巾平定之後，十餘年間黃巾餘黨和各地盜匪之擾亂，遍及于整個華北，如河北的黑山賊，并州的白波賊，青徐一帶的黃巾，涼州羌漢混合的匪軍，都有幾十萬人……黃河流域的這種擾亂，也波及于江南。
益州的黃巾，荊州的‘散盜’，揚越的‘妖賊’……這些匪盜在各地殺守令，劫财貨，滋意擄掠，弄得道路阻塞。
”注57 一是依托強豪而為私屬——在上述匪盜橫行的局面下，沒有為匪為盜的那一部分農民，他們不但要承擔起更繁重的租稅負擔，且無法安穩的進行勞作，于是前述以宗族團結為重心的名門、巨族、郡望，就不但分别集中有大批為他們服務、報恩、效死的“門生”、“故吏”、“賓客”，供其驅策，且還很自然的變成了那些尚未參加匪夥的農民及其家族依托為命的靠山；無論在防衛時，在逃難時，抑在苟安情形下，都當作強豪巨族的自衛武力或生産的勞動隊伍。
他們依托強豪的名義是代有不同的，但不論是“家兵”、是“部曲”、是“蔭客”、是“私屬”，乃至其他，他們隻是半自由的農奴的身分是确定了的；這正如同立在其對極方面領有他們的不論是“郡望”，是“塢主”、“寨主”，是各霸一方的刺史、州牧，乃至後來依官品高下決定領蔭佃客多少的官僚，他們顯然都具有大小領主的身分。
當官僚與農民相互間的關系或其各别社會性質一開始上述的改變，中國古典的官場政治場面，随即就發生了與其照應的諸種特異現象。
三 那些現象中第一個表現得大家都十分明瞭的，就是分立割據的局面。
由漢末的群雄崛起，三國鼎峙，甫經司馬氏混一宇内，不旋踵間就由八王之亂、五胡之擾演出南北朝的長期分立，到隋代統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群雄崛起；混亂割據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轉過來。
至于此種局勢的造成，曆史家曾形式的指述了許多表面的原因，但稍一仔細考察，就會知道那與我們上述的門閥保有極密切的因果關系。
比如，漢末崛起的群雄，幾乎沒有幾個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也沒有幾個不是由于他們利用其社會經濟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賓客、部曲，以為角逐争衡的政治資本。
像袁紹初起時聲勢喧赫，無非因為他的“賓客滿天下”，隻汝南一郡，就達二萬人；又孫堅父子崛起江東，無非因為他們“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群，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朱治傳》）。
因為“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三國志·鄧艾傳》）。
其他如劉表、公孫瓒、馬騰等，殆無一不是靠着“賓客”、部曲的力量，各霸—方。
迨三國被統一于晉室，晉武帝又襲
在西漢之末，奴隸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化了。
東漢的官僚統治，在宰輔制上，在宮中、府中的财政體系劃分上，在吏治上，還遠不逮西漢，而官場的腐敗，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猖獗活動，比西漢尤有過之，但延至桓靈之世，奴隸問題反不若西漢末造表現的厲害，那原因，決不是由于光武“免奴隸為庶人”，發生了何等根本解決的效果，而是由于當時由土地兼并失去生存依據的農民，除了為奴為婢，滿足那些日益增大其消費欲望的官僚、豪商之闊綽排場外，還有了互為影響的兩個出路： 一是散之四方而為匪寇——中國農民為生活所迫，起而“犯上作亂”，西漢之末，已有聲勢浩大的綠林與赤眉，但農民暴動規模的全國化，第一次可以說是發生于東漢末葉。
“桓靈之世四方盜匪的蹂躏，與日俱增。
到了黃巾之亂爆發後，受蹂躏最厲害的地方是幽、冀、青、徐、兖、豫一帶人口最繁密、農業最發達的區域。
正統的黃巾平定之後，十餘年間黃巾餘黨和各地盜匪之擾亂，遍及于整個華北，如河北的黑山賊，并州的白波賊，青徐一帶的黃巾，涼州羌漢混合的匪軍，都有幾十萬人……黃河流域的這種擾亂，也波及于江南。
益州的黃巾，荊州的‘散盜’，揚越的‘妖賊’……這些匪盜在各地殺守令，劫财貨，滋意擄掠，弄得道路阻塞。
”注57 一是依托強豪而為私屬——在上述匪盜橫行的局面下，沒有為匪為盜的那一部分農民，他們不但要承擔起更繁重的租稅負擔，且無法安穩的進行勞作，于是前述以宗族團結為重心的名門、巨族、郡望，就不但分别集中有大批為他們服務、報恩、效死的“門生”、“故吏”、“賓客”，供其驅策，且還很自然的變成了那些尚未參加匪夥的農民及其家族依托為命的靠山；無論在防衛時，在逃難時，抑在苟安情形下，都當作強豪巨族的自衛武力或生産的勞動隊伍。
他們依托強豪的名義是代有不同的，但不論是“家兵”、是“部曲”、是“蔭客”、是“私屬”，乃至其他，他們隻是半自由的農奴的身分是确定了的；這正如同立在其對極方面領有他們的不論是“郡望”，是“塢主”、“寨主”，是各霸一方的刺史、州牧，乃至後來依官品高下決定領蔭佃客多少的官僚，他們顯然都具有大小領主的身分。
當官僚與農民相互間的關系或其各别社會性質一開始上述的改變，中國古典的官場政治場面，随即就發生了與其照應的諸種特異現象。
三 那些現象中第一個表現得大家都十分明瞭的，就是分立割據的局面。
由漢末的群雄崛起，三國鼎峙，甫經司馬氏混一宇内，不旋踵間就由八王之亂、五胡之擾演出南北朝的長期分立，到隋代統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群雄崛起；混亂割據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轉過來。
至于此種局勢的造成，曆史家曾形式的指述了許多表面的原因，但稍一仔細考察，就會知道那與我們上述的門閥保有極密切的因果關系。
比如，漢末崛起的群雄，幾乎沒有幾個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也沒有幾個不是由于他們利用其社會經濟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賓客、部曲，以為角逐争衡的政治資本。
像袁紹初起時聲勢喧赫，無非因為他的“賓客滿天下”，隻汝南一郡，就達二萬人；又孫堅父子崛起江東，無非因為他們“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群，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朱治傳》）。
因為“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三國志·鄧艾傳》）。
其他如劉表、公孫瓒、馬騰等，殆無一不是靠着“賓客”、部曲的力量，各霸—方。
迨三國被統一于晉室，晉武帝又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