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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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在本鄉多購買土地，退休後就成了地方的豪紳，死後留給子孫福祿。
他們創造了一種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夠得上這水準方能成為一個世家。
既是世家，子孫便該世世做官，宗族便該代代顯赫，同宗同族便該團結互助，提攜鄉黨後進，在本地成為一個名族或‘郡望’。
他們闡發并實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觀念。
他們自以為自己的地位，相當于封建時代的貴族階級，所以借來很多古代的宗法觀念、禮儀習俗放在自己生活裡面。
這樣到了漢末，名門世家的宗族團結及強烈的宗族觀念便養成了”注56。
然而，所謂貴族化的官僚或變相貴族的門閥，在社會的意義上，是從他們對于被其統治的農民大衆所表現的特别優越關系顯出來的。
他們逐漸的貴族化，必然要與其對極的農民的農奴化相輔而行，所以—— 其次，我們得考察到當時農民地位的變化。
中國西周貴族政治下的農奴，到戰國之世，就由種種“複其身”的方式，轉變為在形式上有相當自由的農民了。
可是農民的那種自由，是就他們不再隸屬于個别貴族講的，事實上，他們對于整個支配階級或地主階級的隸屬，卻并不曾因此變得輕松。
比如，在專制官僚社會被宣揚為德政的輕租稅的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生産者農民的。
王莽曾對西漢的輕稅政策指出了其中的症結：“漢氏減輕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漢書·王莽傳》）這是說，地主向政府納稅，三十隻出其一，而直接生産者向地主納租，卻須十出其五。
不僅如此，官僚政府的開支，是會随着官僚機構的膨大，和官僚排場的增華而益加多的。
結局，輕稅的狡猾伎倆，就由最不平等的人頭稅——算賦及最苛重的徭役（凡二十歲以上、五十六歲以下，每年須提供一月無償勞動，并須戍邊境三日，不提供此等勞役，即以貨币代，名為更賦）完全曝露出來。
這就是馬端臨所謂“漢代對于人丁，不但稅之，且又役之”，而況“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夕改”（晁錯語）。
無怪在此種統治方式下的農民，不得不“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饑餓自賣”，并“嫁妻賣子”了。
然則我們禦用史家們吹噓的“漢唐盛世”，應當不是指着這些在他們看為污濁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對極的“豪人之室”、“連棟數百”、“奴婢千群”（見《後漢書·仲長統傳》）的闊綽場面說的了。
這裡得再指述到使農民農奴化的另一大事件。
在分離的封建局面下，商業資本的活動，是要遭受嚴厲限制的，而在集權的封建局面下，集權政治在交通、貨币、稅制統一上的諸般努力，都大有助于商業的發展。
農業勞動剩餘，既須以現物地租或算賦、更賦的方式，提供政府，政府又須以所收得的谷物、米、絲、大麻等投出市場，獲得其支付官吏及其他開銷的貨币，于是商品貨币關系的基礎，便被好好安放在農業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的轉移上；商業資本與租稅，或者商人與官僚，在這裡發生了利害與共的密切聯系。
官僚愈是以超經濟榨取的方式，使農業生産者占有的必要勞動生産物部分愈少，剩餘部分愈多，商業流通循環的規模就愈大，所以，在漢代長期承平局面下增加起來的農業勞動生産力雖然再大，一般農民的生活及其社會地位，卻反更形惡化了，此在官僚豪商聯合榨取的情形下，固屬如此，而在官僚與豪商相互火并的場合，亦并沒兩樣；社會同數量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豪商占去的分額太大了，官僚們雖然會運用所謂抑商政策、運用漢武帝時所推進的種種商稅乃至缗錢令阻制它、打擊它，但在這種社會終須商業來集中并分散農民勞動剩餘的場合，商人或豪商們由此妨阻、打擊所受到的損害，最後終将取償于農民。
所以，就一般通例看來，商業資本活動的強化與擴大，理應促使封建生産關系的解體，促使農奴從原有土地束縛上解放出來。
但農奴解放，是
他們創造了一種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夠得上這水準方能成為一個世家。
既是世家，子孫便該世世做官，宗族便該代代顯赫，同宗同族便該團結互助，提攜鄉黨後進，在本地成為一個名族或‘郡望’。
他們闡發并實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觀念。
他們自以為自己的地位，相當于封建時代的貴族階級，所以借來很多古代的宗法觀念、禮儀習俗放在自己生活裡面。
這樣到了漢末，名門世家的宗族團結及強烈的宗族觀念便養成了”注56。
然而，所謂貴族化的官僚或變相貴族的門閥，在社會的意義上，是從他們對于被其統治的農民大衆所表現的特别優越關系顯出來的。
他們逐漸的貴族化，必然要與其對極的農民的農奴化相輔而行，所以—— 其次，我們得考察到當時農民地位的變化。
中國西周貴族政治下的農奴，到戰國之世，就由種種“複其身”的方式，轉變為在形式上有相當自由的農民了。
可是農民的那種自由，是就他們不再隸屬于個别貴族講的，事實上，他們對于整個支配階級或地主階級的隸屬，卻并不曾因此變得輕松。
比如，在專制官僚社會被宣揚為德政的輕租稅的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生産者農民的。
王莽曾對西漢的輕稅政策指出了其中的症結：“漢氏減輕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漢書·王莽傳》）這是說，地主向政府納稅，三十隻出其一，而直接生産者向地主納租，卻須十出其五。
不僅如此，官僚政府的開支，是會随着官僚機構的膨大，和官僚排場的增華而益加多的。
結局，輕稅的狡猾伎倆，就由最不平等的人頭稅——算賦及最苛重的徭役（凡二十歲以上、五十六歲以下，每年須提供一月無償勞動，并須戍邊境三日，不提供此等勞役，即以貨币代，名為更賦）完全曝露出來。
這就是馬端臨所謂“漢代對于人丁，不但稅之，且又役之”，而況“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夕改”（晁錯語）。
無怪在此種統治方式下的農民，不得不“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饑餓自賣”，并“嫁妻賣子”了。
然則我們禦用史家們吹噓的“漢唐盛世”，應當不是指着這些在他們看為污濁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對極的“豪人之室”、“連棟數百”、“奴婢千群”（見《後漢書·仲長統傳》）的闊綽場面說的了。
這裡得再指述到使農民農奴化的另一大事件。
在分離的封建局面下，商業資本的活動，是要遭受嚴厲限制的，而在集權的封建局面下，集權政治在交通、貨币、稅制統一上的諸般努力，都大有助于商業的發展。
農業勞動剩餘，既須以現物地租或算賦、更賦的方式，提供政府，政府又須以所收得的谷物、米、絲、大麻等投出市場，獲得其支付官吏及其他開銷的貨币，于是商品貨币關系的基礎，便被好好安放在農業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的轉移上；商業資本與租稅，或者商人與官僚，在這裡發生了利害與共的密切聯系。
官僚愈是以超經濟榨取的方式，使農業生産者占有的必要勞動生産物部分愈少，剩餘部分愈多，商業流通循環的規模就愈大，所以，在漢代長期承平局面下增加起來的農業勞動生産力雖然再大，一般農民的生活及其社會地位，卻反更形惡化了，此在官僚豪商聯合榨取的情形下，固屬如此，而在官僚與豪商相互火并的場合，亦并沒兩樣；社會同數量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豪商占去的分額太大了，官僚們雖然會運用所謂抑商政策、運用漢武帝時所推進的種種商稅乃至缗錢令阻制它、打擊它，但在這種社會終須商業來集中并分散農民勞動剩餘的場合，商人或豪商們由此妨阻、打擊所受到的損害，最後終将取償于農民。
所以，就一般通例看來，商業資本活動的強化與擴大，理應促使封建生産關系的解體，促使農奴從原有土地束縛上解放出來。
但農奴解放，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