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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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講，在歐洲的專制官僚社會，官僚是貴族的轉化物，貴族愈來愈官僚化，而在中國專制官僚社會，隻因為它在本質上，不是由封建制向着資本制轉化的過渡性質的東西，而根本就是又一形态的封建組織，故它的官僚、它的士族，愈來愈帶有貴族的品質。
本來，一個封建社會的支配階層，最後都是靠着對于農奴或農民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物而生活，它用貴族或官僚的名義，享有那種勞動剩餘，正如同其被支配者用農奴或農民的名義，提供那種勞動剩餘，同樣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然而，官僚貴族化，相伴着，形式上自由的農民的農奴化，卻對整個專制官僚統治，有着莫大的影響。
現在先來看這種變化所由發生的基本原因是怎樣的？ 貴族最基本的形造條件是世祿世官，就政治支配的關系來說，是“生成的”統治者；官僚立在政治支配地位，在最先，即以中國而論，在秦代乃至漢代前期，并不是“生成的”，而是依“以學幹祿”或“學而優則仕”，或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做成的。
“生成的”與“做成的”不同的分野，就是說後者不能靠血統、靠家世取得統治地位，而必須多少具備有當時官制所需求的某種學識、能力或治績。
而所謂官僚的貴族化，乃表明官僚取得統治地位，即使沒有完全把當時官制要求的諸般條件丢開，卻至少在某種限度，反而藉着其中的學識那一項條件的幫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統、家世、門第愈來愈變得重要了。
然則為什麼有這種變化呢？ 我在這裡得指出：在專制官僚統治下，作為官僚大頭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開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統，依着“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統法而行使統治的。
這種繼統法，原是周代推行貴族政治時确定下來，以期确保王權，而杜絕王位繼承的争端的。
到了秦及其以後的王朝，雖然所施行的是專制官僚政治，而貴族政治的繼統法卻依然照樣保留着，于是，被我們理解為最大官僚頭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統的皇族，就無疑百分之百是屬于上述“生成的”統治者群了。
他們這種立在統治金字塔頂點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的決定起來，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無異成了一個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貴族化的起點；于是，頭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貴族化—— 第一，就是由于皇家或皇族雖然自成一個特殊優越的體系，但他們究不能和一般“人間”隔離。
而在“同姓不婚”的規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财産等方面都夠和他們周旋的異姓強宗、巨族、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而且，與他們結成了婚娅關系的，即使不是什麼強宗、巨族，也很快就會列在大貴族的陣營。
其升官錫爵，全憑由此取得的貴族身分。
例如漢高祖以亭長出身，“貴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貴”的亭長太大一家，不旋踵間就布滿朝廷要津，而演出第一幕外戚之禍；而西漢因以結束的最後一幕外戚之禍，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場面導來的。
皇族拉着大官僚貴族化，大貴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貴族化，任何開明的專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而且—— 第二，王位繼統法的推廣，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為所謂宗統，更會加強上述的貴族化傾向。
中國的宗法組織，原是創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潰，這組織理應發生動搖。
但因宗法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君權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權、夫權無限大，所以，崇尚儒術，主張綱常教義，便必然要求變相恢複或加強宗法組織。
同時，中國專制官僚統治，又如我們前面所說，一直需要以族長制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組織，作為其政治組織的補充，于是，具有濃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與專制官僚統治一同千古。
而在宗法社會組織下，一個人的繁華富貴，不僅被理解為“宗族交遊光寵”，且确實要為宗族交遊所共享共榮的
本來，一個封建社會的支配階層，最後都是靠着對于農奴或農民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其價值物而生活，它用貴族或官僚的名義，享有那種勞動剩餘，正如同其被支配者用農奴或農民的名義，提供那種勞動剩餘，同樣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然而，官僚貴族化，相伴着，形式上自由的農民的農奴化，卻對整個專制官僚統治，有着莫大的影響。
現在先來看這種變化所由發生的基本原因是怎樣的？ 貴族最基本的形造條件是世祿世官，就政治支配的關系來說，是“生成的”統治者；官僚立在政治支配地位，在最先，即以中國而論，在秦代乃至漢代前期，并不是“生成的”，而是依“以學幹祿”或“學而優則仕”，或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做成的。
“生成的”與“做成的”不同的分野，就是說後者不能靠血統、靠家世取得統治地位，而必須多少具備有當時官制所需求的某種學識、能力或治績。
而所謂官僚的貴族化，乃表明官僚取得統治地位，即使沒有完全把當時官制要求的諸般條件丢開，卻至少在某種限度，反而藉着其中的學識那一項條件的幫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統、家世、門第愈來愈變得重要了。
然則為什麼有這種變化呢？ 我在這裡得指出：在專制官僚統治下，作為官僚大頭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開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統，依着“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統法而行使統治的。
這種繼統法，原是周代推行貴族政治時确定下來，以期确保王權，而杜絕王位繼承的争端的。
到了秦及其以後的王朝，雖然所施行的是專制官僚政治，而貴族政治的繼統法卻依然照樣保留着，于是，被我們理解為最大官僚頭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統的皇族，就無疑百分之百是屬于上述“生成的”統治者群了。
他們這種立在統治金字塔頂點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的決定起來，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無異成了一個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貴族化的起點；于是，頭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貴族化—— 第一，就是由于皇家或皇族雖然自成一個特殊優越的體系，但他們究不能和一般“人間”隔離。
而在“同姓不婚”的規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财産等方面都夠和他們周旋的異姓強宗、巨族、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而且，與他們結成了婚娅關系的，即使不是什麼強宗、巨族，也很快就會列在大貴族的陣營。
其升官錫爵，全憑由此取得的貴族身分。
例如漢高祖以亭長出身，“貴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貴”的亭長太大一家，不旋踵間就布滿朝廷要津，而演出第一幕外戚之禍；而西漢因以結束的最後一幕外戚之禍，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場面導來的。
皇族拉着大官僚貴族化，大貴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貴族化，任何開明的專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而且—— 第二，王位繼統法的推廣，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為所謂宗統，更會加強上述的貴族化傾向。
中國的宗法組織，原是創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潰，這組織理應發生動搖。
但因宗法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君權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權、夫權無限大，所以，崇尚儒術，主張綱常教義，便必然要求變相恢複或加強宗法組織。
同時，中國專制官僚統治，又如我們前面所說，一直需要以族長制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組織，作為其政治組織的補充，于是，具有濃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與專制官僚統治一同千古。
而在宗法社會組織下，一個人的繁華富貴，不僅被理解為“宗族交遊光寵”，且确實要為宗族交遊所共享共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