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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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裡面，把握着社會物質的基本生産手段的階級，同時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産手段。
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為一個法則。
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産手段被把握着：那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質生産手段的占有，逐漸取得“合理的”依據；第二，将藉此繼續制造出或生産出維護那種占有的動力；第三，将用以緩和或團結同一支配階級内部的分離力量。
所以，就中國曆代王朝統治的經曆講，它們對于精神生産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運用是否得宜，頗有關于它們曆史運命的修短，雖然在實質上，它們的存亡興廢，根本的還是看它們對于物質的基本生産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發生了破綻或動搖。
在西周之世，世卿世祿，子就父學，世世相承；一切精神傳授的手段，通在官府。
當時農業勞動生産力尚因鐵耕未行，留在極低階級，剩餘勞動生産物既有限，在官府的精神生産活動，因受有限制，一般人民更自無此“清福”了。
“不識不知，順天之則”，原來是貴族統治的安穩場面。
但“自老聃寫書征藏，以贻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
六籍既定，諸書複稍出金匮石室間。
民以昭蘇，不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
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國史不聚殲于故府”注51。
這段話是有不少漏洞的。
精神生産手段把握不牢了，實際乃由于當時的物質生産手段，已漸在從貴族的手裡滑脫出來：暴君污吏在慢其經界，“田裡不粥”的神聖規制亦維持不住了。
然而，世卿世祿的秩序，顯然大大的受了九流百家嚣雜議論的影響。
戰國的分立混亂局面，無疑是邪說橫議的溫床。
秦并六國，從丞相李斯的建議中，知道它是曾在控制精神生産手段上作過一番努力的。
李斯很機智的表示：以前諸侯并争，厚招遊學，由是一般讀書的人，“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
……若欲有學，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個建議被秦始皇接受了，于是秦及始皇帝，便被天下後世譏嘲謾罵；一提到“秦為無道”，就把“焚書坑儒”作為有力的注腳。
其實，單就學術的立場講，秦朝所作的孽，與此後漢代相比，真不可以道裡計。
而依維護統治的立場講，秦禁造謗、禁巷議；隻許“詩書百家語”藏之于博士官衙，隻許學者“以吏為師”，想把私學重新回到官學，并不是念頭錯了，而是不得其法，不知道“百家語”中，究竟那一家之言之教，才宜于利用，而不必禁止，且無妨廣為宣揚。
李斯師事荀卿，淵源孔孟，其所建議創制，大體皆本儒家精神，而對于黜百家、崇儒術，未肯公然主張，而必留待漢武帝董仲舒君臣去做，諒不是為了避諱，乃是由于不夠統治經驗。
所以，以小亭長出身而為天子的漢高祖，原本非常侮謾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迨叔孫通略施小技，制定朝儀，始知此道有益于統治，乃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
然儒家思想真正有益于治道的體驗，還是經過高、惠、文、景數世的不愉快事變，才逐漸領會到的。
高祖在世有信、越等功臣叛變，惠帝之世有諸呂外戚叛變，景帝之世有吳、楚等宗室叛變。
功臣靠不住，外戚靠不住，宗親也靠不住，該如何才能使此大一統的局面，好好維持下去呢？武帝一朝的君臣們對此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
他們知道高帝那樣形式的尊孔是沒有用處的，文、景治黃、老之學，适足增野心者的勢焰，要天下一乃心德，非專尚一家學說不可。
董仲舒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漢書·董仲舒傳》）這建議被武帝采納了，于是孔子學說乃開始定為正統。
然則他們為什麼在“百家之言”中，獨選
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為一個法則。
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産手段被把握着：那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質生産手段的占有，逐漸取得“合理的”依據；第二，将藉此繼續制造出或生産出維護那種占有的動力；第三，将用以緩和或團結同一支配階級内部的分離力量。
所以，就中國曆代王朝統治的經曆講，它們對于精神生産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運用是否得宜，頗有關于它們曆史運命的修短，雖然在實質上，它們的存亡興廢，根本的還是看它們對于物質的基本生産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發生了破綻或動搖。
在西周之世，世卿世祿，子就父學，世世相承；一切精神傳授的手段，通在官府。
當時農業勞動生産力尚因鐵耕未行，留在極低階級，剩餘勞動生産物既有限，在官府的精神生産活動，因受有限制，一般人民更自無此“清福”了。
“不識不知，順天之則”，原來是貴族統治的安穩場面。
但“自老聃寫書征藏，以贻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
六籍既定，諸書複稍出金匮石室間。
民以昭蘇，不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
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國史不聚殲于故府”注51。
這段話是有不少漏洞的。
精神生産手段把握不牢了，實際乃由于當時的物質生産手段，已漸在從貴族的手裡滑脫出來：暴君污吏在慢其經界，“田裡不粥”的神聖規制亦維持不住了。
然而，世卿世祿的秩序，顯然大大的受了九流百家嚣雜議論的影響。
戰國的分立混亂局面，無疑是邪說橫議的溫床。
秦并六國，從丞相李斯的建議中，知道它是曾在控制精神生産手段上作過一番努力的。
李斯很機智的表示：以前諸侯并争，厚招遊學，由是一般讀書的人，“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
……若欲有學，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個建議被秦始皇接受了，于是秦及始皇帝，便被天下後世譏嘲謾罵；一提到“秦為無道”，就把“焚書坑儒”作為有力的注腳。
其實，單就學術的立場講，秦朝所作的孽，與此後漢代相比，真不可以道裡計。
而依維護統治的立場講，秦禁造謗、禁巷議；隻許“詩書百家語”藏之于博士官衙，隻許學者“以吏為師”，想把私學重新回到官學，并不是念頭錯了，而是不得其法，不知道“百家語”中，究竟那一家之言之教，才宜于利用，而不必禁止，且無妨廣為宣揚。
李斯師事荀卿，淵源孔孟，其所建議創制，大體皆本儒家精神，而對于黜百家、崇儒術，未肯公然主張，而必留待漢武帝董仲舒君臣去做，諒不是為了避諱，乃是由于不夠統治經驗。
所以，以小亭長出身而為天子的漢高祖，原本非常侮謾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迨叔孫通略施小技，制定朝儀，始知此道有益于統治，乃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
然儒家思想真正有益于治道的體驗，還是經過高、惠、文、景數世的不愉快事變，才逐漸領會到的。
高祖在世有信、越等功臣叛變，惠帝之世有諸呂外戚叛變，景帝之世有吳、楚等宗室叛變。
功臣靠不住，外戚靠不住，宗親也靠不住，該如何才能使此大一統的局面，好好維持下去呢？武帝一朝的君臣們對此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
他們知道高帝那樣形式的尊孔是沒有用處的，文、景治黃、老之學，适足增野心者的勢焰，要天下一乃心德，非專尚一家學說不可。
董仲舒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漢書·董仲舒傳》）這建議被武帝采納了，于是孔子學說乃開始定為正統。
然則他們為什麼在“百家之言”中，獨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