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官僚、官僚階層内部利害 關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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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底,是建立在全社會基本生産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種基本生産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農業剩餘勞動或其勞動生産物的占有上。

    他以那種控制和占有表現其經濟權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種控制和占有的實現表現其政治權力。

    但無論是經濟權力或政治權力,離開了他的官僚機構和官僚系統,都将變成空無所有的抽象。

    于是,整個政治權力,結局也即是整個經濟權力,如何分配于全體官僚之間,始得保持全官僚階層内部的穩定,就成為官僚頭目或最大地主們所苦心焦慮的問題了。

    每一個曆史王朝的開始,差不多都特别把這問題提出來認真予以商酌考慮;《治安策》一類建議,是應時的産物,而《深慮論》一類文章,則曝露出了官僚階層内部鈎心鬥角的矛盾。

    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即考慮到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問題,他接納了李斯“置諸侯不便”的建議。

    除客觀條件外,至少也因為李斯的措辭,特别迎合他的心事:“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 漢高祖懲秦以孤立而亡,封諸子為王,對于異姓功臣,另眼相觑,昌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然對同姓子弟,亦不放心。

    其侄吳王濞受封之日,“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

    ’……因拊其背,告曰:‘後漢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史記·吳王濞列傳》) 東漢光武中興,一方面鑒于西漢分封諸子引起之禍亂,“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

    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

    ”(《文獻通考·封建考九》)然而諸子靠不住,公卿亦不見得忠實,所以“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令,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列傳》)。

     秦漢以後,曆代開國君主殆莫不深慮到分配權力如何才好的問題,但講得最露骨、最情見乎辭的,要算宋太祖與其功臣在“杯酒釋兵權”的悲喜劇中所留下的一段對話了。

    太祖鑒于唐代藩鎮之禍,對當時握有兵馬大權的親友兼功臣石守信,頗具戒心。

    他一天與守信等痛飲之餘,覺得有對“故人”“一吐肺腑”之必要。

    他說:“我非爾曹不及此。

    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守信等聽了佯為咋異:“今天下已定,誰複敢有異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太祖當反诘他們:“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就請太祖開導他們,太祖表示:“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就拜謝他指點的盛意說:“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這一席話講過的第二天,史載“守信等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赉甚厚。

    ”(《宋史·石守信傳》) 為人君的對于他的臣下這樣放心不下,睡不着覺,表面上好像隻是顯示君臣間的利害矛盾,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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