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官僚、官僚階層内部利害 關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關燈
小
中
大
如像宋太祖表演出的上述一出劇，完全是由趙普一幹文職官僚在幕後導演出來的。
武官的權勢太大，文官總不免有些眼紅。
諸子與功臣間的猜忌，宗室與外戚間猜忌，宮中與府中間的猜忌，京官與各地州牧、郡守間的猜忌，六朝特别是兩宋以後異族當朝，統治民族與漢人官吏間的摩擦與暗算，以及這每一對壘勢力各别陣營中的内讧，真是說不盡的宦海風波，或官僚階層内部的利害沖突。
所以，一個帝王，如其他不是阿鬥一流的昏庸人物，一切聽任宵小擺布，他要把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正待加入官僚陣營的士子，都統治安排得對他服服貼貼，而相互之間又能保持相當的“和諧”，那也就夠他頭痛了。
所謂寝食不安，所謂宵旰圖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後，主要還不是為了對付下民，而是為了對付臣屬哩！ 我們由此已不難多少領悟到一般官僚政治賴以推行的官制的精神了。
三 中國的專制官僚政治，雖開始于秦國，由秦首創了許多官制，但秦僅傳及二世而亡，其緻亡的原因當然很多，至少有一部分理由，要歸之于創制不夠周密，或缺乏彈性，以緻實行起來，格外顯得“苛”、“暴”。
原來任何一種制度，就其積極作用一方面言，都有待于時間經驗之積累，而為“嘗試錯誤”的結果。
縱觀中國官僚制度，由秦代以至于清之中葉，每經一個朝代，表面上看，好像是多一次重複，多一次“再生産”，但仔細觀察起來，其内容是代有變更，或者說，每個王朝殆曾懲前毖後，加過一番因時制宜工夫。
在貴族政治的封建階段，世卿世官，一決于血統；而當時立在最高地位的帝王，對于人事，像是一切準據自然，而他自己，亦大體是依自然血統條件行使統治。
這看來是很不合理的，但卻是再簡單不過了。
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階段，就是對于被宣揚矯飾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帝王，因為他自身，或者他的乃祖乃父取得統治地位，并不是憑什麼叫人一見了無異議的客觀标準，于是一個極微賤的野心者，也可對他發生“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至若他以下的公卿大夫，由宰相以至于小小吏丞，權之所在，利之所在，自然要分别成為大家營謀攘奪的目标。
所以，一個有心計或者有遠見的帝王，乃至幫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實際把握政權的官僚頭目們，對于政務的推行，總不能不有以次幾種考慮。
第一，該如何使一般臣民，對專制君主乃至其他攬權人物，養成敬畏自卑的心習；對于其言行，無論合理與否，都得心悅誠服。
第二，該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門的官僚勢力，都在對專制君主向心的重點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門勢力的突出，就将視為是賈誼《治安策》中所謂“大抵強者先反……最強最先反”的禍害。
第三，該如何使全體人民，能“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統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優異或豪強分子，有機會、有志望參加那種統治。
這些問題被苦心孤詣的考慮着、揣摩着，權謀術數的玩弄，就成為專制君主及其大臣們統治上的日常課題了。
一切官制的創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權謀術數的
武官的權勢太大，文官總不免有些眼紅。
諸子與功臣間的猜忌，宗室與外戚間猜忌，宮中與府中間的猜忌，京官與各地州牧、郡守間的猜忌，六朝特别是兩宋以後異族當朝，統治民族與漢人官吏間的摩擦與暗算，以及這每一對壘勢力各别陣營中的内讧，真是說不盡的宦海風波，或官僚階層内部的利害沖突。
所以，一個帝王，如其他不是阿鬥一流的昏庸人物，一切聽任宵小擺布，他要把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正待加入官僚陣營的士子，都統治安排得對他服服貼貼，而相互之間又能保持相當的“和諧”，那也就夠他頭痛了。
所謂寝食不安，所謂宵旰圖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後，主要還不是為了對付下民，而是為了對付臣屬哩！ 我們由此已不難多少領悟到一般官僚政治賴以推行的官制的精神了。
三 中國的專制官僚政治，雖開始于秦國，由秦首創了許多官制，但秦僅傳及二世而亡，其緻亡的原因當然很多，至少有一部分理由，要歸之于創制不夠周密，或缺乏彈性，以緻實行起來，格外顯得“苛”、“暴”。
原來任何一種制度，就其積極作用一方面言，都有待于時間經驗之積累，而為“嘗試錯誤”的結果。
縱觀中國官僚制度，由秦代以至于清之中葉，每經一個朝代，表面上看，好像是多一次重複，多一次“再生産”，但仔細觀察起來，其内容是代有變更，或者說，每個王朝殆曾懲前毖後，加過一番因時制宜工夫。
在貴族政治的封建階段，世卿世官，一決于血統；而當時立在最高地位的帝王，對于人事，像是一切準據自然，而他自己，亦大體是依自然血統條件行使統治。
這看來是很不合理的，但卻是再簡單不過了。
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階段，就是對于被宣揚矯飾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帝王，因為他自身，或者他的乃祖乃父取得統治地位，并不是憑什麼叫人一見了無異議的客觀标準，于是一個極微賤的野心者，也可對他發生“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至若他以下的公卿大夫，由宰相以至于小小吏丞，權之所在，利之所在，自然要分别成為大家營謀攘奪的目标。
所以，一個有心計或者有遠見的帝王，乃至幫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實際把握政權的官僚頭目們，對于政務的推行，總不能不有以次幾種考慮。
第一，該如何使一般臣民，對專制君主乃至其他攬權人物，養成敬畏自卑的心習；對于其言行，無論合理與否，都得心悅誠服。
第二，該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門的官僚勢力，都在對專制君主向心的重點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門勢力的突出，就将視為是賈誼《治安策》中所謂“大抵強者先反……最強最先反”的禍害。
第三，該如何使全體人民，能“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統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優異或豪強分子，有機會、有志望參加那種統治。
這些問題被苦心孤詣的考慮着、揣摩着，權謀術數的玩弄，就成為專制君主及其大臣們統治上的日常課題了。
一切官制的創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權謀術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