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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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講求水利，要有集中的組織，要有特殊技術人材，于是才産生專制國家，産生有學問的治水工程師——官僚。
把原有的事實強調得太過火，這就是錯誤。
這些“水的理論家”之所以犯了錯誤，大約有兩件事實“鼓勵”他們：其一是西方人一向比較多知道一點的世界，如埃及，如巴比倫，如印度，都有關于治水方面的記載，特别是埃及，尼羅河早被視為它的生命線、它的政治經濟組織，與集體人工灌溉有極密切的關系；而其二，中國誇大宣揚的大禹治水業績，早成為國外接近中國曆史的人最感興趣的故事，所以，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Wittfogel也就不自覺的發生這樣的聯想了：“黃河與揚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國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農業的發達，河道工程官吏的勢力不能不增加起來。
名聲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績，即在于調制河流，整頓山川。
”注39然而中國“政治的一統”，是在大禹以後很久很久的秦代才開始實現，秦代專制官僚政治，據曆史所載，與水并無“淵源”。
水的理論的系統說明者馬紮爾（Madjar）又相并提到另一個“外敵”的因素了。
第二，以“外敵”來說明。
“拉狄克（Radek）否認水的作用和意義……否認韋伯（M.Weber）關于中國國家的起源是由于治水的必要的解說。
代替這個理論，拉狄克提出自己的理論，說中國是在和遊牧人的争鬥中産生。
可是，聰明免不了錯誤，中國的官僚制度，不僅是和遊牧人的争鬥上産生，而且也在和水鬥争。
并且也不僅在和水（洪水）争鬥，如拉狄克之了解韋伯，也是為着水的取得。
”注40“這個官僚制度，是因為實行密度灌溉經濟的必要，指導這經濟的必要，和一方面組織抵抗遊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遊牧人為農夫的必要而産生的。
”注41秦代在統一過程中，曾有過“用注填阏之水，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的鄭國渠；而在滅亡六國以後，又“使将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築長城”以及其他對外戰争，仿佛用治水再加上對外敵鬥争來說明專制官僚政治的産生，算是“言之有據”了；而且，秦以後的任一朝代，皆有水患，也皆有外患，自然也都需要專制官僚型的統治。
然而，有一件史實，被作這種主張的學者看漏了，即中國曆代專制王朝及與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統的建立，治水要求與對外戰争要求，都不會變為怎樣重要的敦促因素，而往往隻是到了那種政治支配形态已經成立起來以後，才有餘力講求水利，講求“四征弗庭”；而且，在另一方面，專制官僚的統治，到了每一王朝後期，差不多都成了招緻水患與招緻外患的直接誘因。
那将如何解釋呢？ 第三，以士的創造力量來說明。
現在先看吳景超先生所特别推獎的吳保安君的意見。
那是說，“君主集權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來幫助他，這些人便是士”。
這是不錯的。
“這種新的人物，或為淪落的貴族，或為不得志于本國的貴族，或為自耕農的子弟，總名為士。
”這也是不錯的。
但往後他就想得有些飄飄然了，以為士想做官，又看不慣貴族的驕橫，于是就“想抑制貴族，故主尊君，由尊君而聯想到一統，由一統而想到政權不應該由某階級獨占，應依照機會平等的原則，交給有才有知的人去掌理。
他們這種理想，正合當時集權君主的需要，所以士在政治社會上逐漸取得領導的地位”。
接着舉了“戰國時的七雄，沒有不用士的”許多例子，仿佛集權政治是依照士的理想，而又為士所實現出來的。
吳先生在這樣介紹過了吳保安君那篇“士與古代封建制度之解體”以後，就提出他附和的大見解：“士對于創造君主集權國家及打破封建社會的貢獻，由作者所舉的例證看來，是無可懷疑的。
因為打破中國封建社會的人物，與歐美打破封建社會的人物不同，所以中外曆史的演變也異其趣向。
作者說：在西歐國家統一運動曆史裡，我們但見許多城市商人派代表，開國會
把原有的事實強調得太過火，這就是錯誤。
這些“水的理論家”之所以犯了錯誤，大約有兩件事實“鼓勵”他們：其一是西方人一向比較多知道一點的世界，如埃及，如巴比倫，如印度，都有關于治水方面的記載，特别是埃及，尼羅河早被視為它的生命線、它的政治經濟組織，與集體人工灌溉有極密切的關系；而其二，中國誇大宣揚的大禹治水業績，早成為國外接近中國曆史的人最感興趣的故事，所以，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Wittfogel也就不自覺的發生這樣的聯想了：“黃河與揚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國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農業的發達，河道工程官吏的勢力不能不增加起來。
名聲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績，即在于調制河流，整頓山川。
”注39然而中國“政治的一統”，是在大禹以後很久很久的秦代才開始實現，秦代專制官僚政治，據曆史所載，與水并無“淵源”。
水的理論的系統說明者馬紮爾（Madjar）又相并提到另一個“外敵”的因素了。
第二，以“外敵”來說明。
“拉狄克（Radek）否認水的作用和意義……否認韋伯（M.Weber）關于中國國家的起源是由于治水的必要的解說。
代替這個理論，拉狄克提出自己的理論，說中國是在和遊牧人的争鬥中産生。
可是，聰明免不了錯誤，中國的官僚制度，不僅是和遊牧人的争鬥上産生，而且也在和水鬥争。
并且也不僅在和水（洪水）争鬥，如拉狄克之了解韋伯，也是為着水的取得。
”注40“這個官僚制度，是因為實行密度灌溉經濟的必要，指導這經濟的必要，和一方面組織抵抗遊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遊牧人為農夫的必要而産生的。
”注41秦代在統一過程中，曾有過“用注填阏之水，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的鄭國渠；而在滅亡六國以後，又“使将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築長城”以及其他對外戰争，仿佛用治水再加上對外敵鬥争來說明專制官僚政治的産生，算是“言之有據”了；而且，秦以後的任一朝代，皆有水患，也皆有外患，自然也都需要專制官僚型的統治。
然而，有一件史實，被作這種主張的學者看漏了，即中國曆代專制王朝及與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統的建立，治水要求與對外戰争要求，都不會變為怎樣重要的敦促因素，而往往隻是到了那種政治支配形态已經成立起來以後，才有餘力講求水利，講求“四征弗庭”；而且，在另一方面，專制官僚的統治，到了每一王朝後期，差不多都成了招緻水患與招緻外患的直接誘因。
那将如何解釋呢？ 第三，以士的創造力量來說明。
現在先看吳景超先生所特别推獎的吳保安君的意見。
那是說，“君主集權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來幫助他，這些人便是士”。
這是不錯的。
“這種新的人物，或為淪落的貴族，或為不得志于本國的貴族，或為自耕農的子弟，總名為士。
”這也是不錯的。
但往後他就想得有些飄飄然了，以為士想做官，又看不慣貴族的驕橫，于是就“想抑制貴族，故主尊君，由尊君而聯想到一統，由一統而想到政權不應該由某階級獨占，應依照機會平等的原則，交給有才有知的人去掌理。
他們這種理想，正合當時集權君主的需要，所以士在政治社會上逐漸取得領導的地位”。
接着舉了“戰國時的七雄，沒有不用士的”許多例子，仿佛集權政治是依照士的理想，而又為士所實現出來的。
吳先生在這樣介紹過了吳保安君那篇“士與古代封建制度之解體”以後，就提出他附和的大見解：“士對于創造君主集權國家及打破封建社會的貢獻，由作者所舉的例證看來，是無可懷疑的。
因為打破中國封建社會的人物，與歐美打破封建社會的人物不同，所以中外曆史的演變也異其趣向。
作者說：在西歐國家統一運動曆史裡，我們但見許多城市商人派代表，開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