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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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篇所論述的中國官僚政治的諸般特異性，在我們一般舊曆史學家的眼中，都是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而在他們的筆下，且都被塗描上了中看的玫瑰顔色。
一切與此“精華”、與此“玫瑰顔色”不大調和的稱謂，就被斷然拒絕。
“官僚政治”是從外國輸入的名稱，固不必說，就是一向公認為“吾家寶物”的“專制政體”，亦不被接受了。
比如，曆史家錢穆曾這樣告訴我們：“秦漢隋唐幾個朝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
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近于現世所謂民族國家的理論。
秦以後，兩漢隋唐最有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
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
”注38惟其社會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的一統并不是專制。
然則社會何以見得是平等的呢？他舉出漢朝官制如何平等之後，接着說：“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他。
清朝的考試，法律上規定的時間，三百幾十年來都未曾更改過。
至于考試的方法，皇帝亦不理會，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國的政治，實在不能算是君主專制政治。
”究竟那是什麼政治?他沒有明白說出是“君主的民主政治”，也未拿出“君主立憲”這個名稱，隻含糊說是“一統的政治”。
一個曆史家這樣歪曲曆史，實在令人納罕。
專制政體被他所提出的“平等”事實解消了，官僚政治自然要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據。
也許錢先生立論的主旨不在用以“變”古，而在求所以“飾”今，因為在他發表那篇大作的抗戰後期，“漢唐盛世”正被一般論壇上宣揚得天花亂墜哩！設把誅心之論丢開不講，我們隻有一點可以原諒如此這般的高論，即，一般舊史家原本就不大肯留意任何政治形态的社會經濟基礎問題，那個問題不弄清楚，他們理論上的支離矛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但困難的問題是，中國專制官僚政治之社會經濟基礎的探究，又不能刻闆的硬套一般社會史的發展公式，這就不但叫舊曆史家摸不着頭腦，且使中外新曆史學家、社會史學家莫衷一是的聚訟紛纭了。
這裡需要提出來講個明白的，有以次有關的幾點： （一）專制的官僚的政治，作為一個社會體制來看，一般是産生在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曆史階段，我們如其不能把秦漢及其以後的中國社會理解為那種性質的過渡社會，則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究是如何産生的呢？ （二）如其秦漢及其以後的社會仍是封建的，那種封建社會基礎上，為什麼也能産生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它與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點何在？ （三）由中國封建制的特殊社會經濟條件所限制的中國專制官僚政體，直到秦代始當作一個社會體制實現出來，其實現的曆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後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經濟的？如其不然，将作何解釋？ 我将在下面分别解答這些問題。
二 說官僚政治是專制政體的配合物，說專制的官僚的政治是産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曆史階段，那是近代國家觀和近代政治史所提供我們的一種認識。
但正如一個有了自然科學知識的人，對于自然現象的理解就不免受到許多拘束一樣，有了政治科學知識的人，他對于這裡有關的問題的想法就不能太過“自由”了。
認定中國秦漢以來直至現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态是專制的、是官僚的，如其同時又不承認這個曆史階段是過渡性的，于是，比照一般的講法，就得對中國專制政體官僚制度的産生，提出一些異乎一般的說明來。
那些說明，值得在這裡提論到的，約有以次三點： 第一，以水來說明。
把治水或講求水利與中國專制官僚政治關聯起來，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中，在卡爾的《資本論》中，已可發現一些片斷的提示。
但晚近注意中國社會問題的蘇聯學者，如Vargo，Madjar，Wittfogel等，差不多都特别強調此種說法，以為灌溉對東方、對中國經濟有決定的重要意義
一切與此“精華”、與此“玫瑰顔色”不大調和的稱謂，就被斷然拒絕。
“官僚政治”是從外國輸入的名稱，固不必說，就是一向公認為“吾家寶物”的“專制政體”，亦不被接受了。
比如，曆史家錢穆曾這樣告訴我們：“秦漢隋唐幾個朝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
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近于現世所謂民族國家的理論。
秦以後，兩漢隋唐最有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
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
”注38惟其社會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的一統并不是專制。
然則社會何以見得是平等的呢？他舉出漢朝官制如何平等之後，接着說：“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他。
清朝的考試，法律上規定的時間，三百幾十年來都未曾更改過。
至于考試的方法，皇帝亦不理會，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國的政治，實在不能算是君主專制政治。
”究竟那是什麼政治?他沒有明白說出是“君主的民主政治”，也未拿出“君主立憲”這個名稱，隻含糊說是“一統的政治”。
一個曆史家這樣歪曲曆史，實在令人納罕。
專制政體被他所提出的“平等”事實解消了，官僚政治自然要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據。
也許錢先生立論的主旨不在用以“變”古，而在求所以“飾”今，因為在他發表那篇大作的抗戰後期，“漢唐盛世”正被一般論壇上宣揚得天花亂墜哩！設把誅心之論丢開不講，我們隻有一點可以原諒如此這般的高論，即，一般舊史家原本就不大肯留意任何政治形态的社會經濟基礎問題，那個問題不弄清楚，他們理論上的支離矛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但困難的問題是，中國專制官僚政治之社會經濟基礎的探究，又不能刻闆的硬套一般社會史的發展公式，這就不但叫舊曆史家摸不着頭腦，且使中外新曆史學家、社會史學家莫衷一是的聚訟紛纭了。
這裡需要提出來講個明白的，有以次有關的幾點： （一）專制的官僚的政治，作為一個社會體制來看，一般是産生在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曆史階段，我們如其不能把秦漢及其以後的中國社會理解為那種性質的過渡社會，則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究是如何産生的呢？ （二）如其秦漢及其以後的社會仍是封建的，那種封建社會基礎上，為什麼也能産生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它與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點何在？ （三）由中國封建制的特殊社會經濟條件所限制的中國專制官僚政體，直到秦代始當作一個社會體制實現出來，其實現的曆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後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經濟的？如其不然，将作何解釋？ 我将在下面分别解答這些問題。
二 說官僚政治是專制政體的配合物，說專制的官僚的政治是産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曆史階段，那是近代國家觀和近代政治史所提供我們的一種認識。
但正如一個有了自然科學知識的人，對于自然現象的理解就不免受到許多拘束一樣，有了政治科學知識的人，他對于這裡有關的問題的想法就不能太過“自由”了。
認定中國秦漢以來直至現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态是專制的、是官僚的，如其同時又不承認這個曆史階段是過渡性的，于是，比照一般的講法，就得對中國專制政體官僚制度的産生，提出一些異乎一般的說明來。
那些說明，值得在這裡提論到的，約有以次三點： 第一，以水來說明。
把治水或講求水利與中國專制官僚政治關聯起來，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中，在卡爾的《資本論》中，已可發現一些片斷的提示。
但晚近注意中國社會問題的蘇聯學者，如Vargo，Madjar，Wittfogel等，差不多都特别強調此種說法，以為灌溉對東方、對中國經濟有決定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