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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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統治者為他們編制配合好了的一套有利于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就是沿着“賢人政治”或西人所謂“聖賢統治”（HerrschaftderBesten——德國崇拜中國政治理想的學者Leibniz曾這樣稱謂）的線索，希望出現“真命天子”、“太平宰相”、“青天太爺”；如其現實往往總是給他們那種期待以無情的反撥，那除了嚴刑峻法會教他們恭順外，還有綱常教化以及其他與“治道”攸關的各種社會制度、習慣，乃至命運哲學，都可以緩和他們的反抗情緒。
結果，“明君賢臣”的政治場面，固然要“順民”維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場面，尤須“順民”忍耐。
中國政治自來就不許讓人民具有何等基本權利觀念，所以，任何基本權利被剝奪、被蹂躏，他們很少在法的範圍内去考慮是非，至多隻在倫理的範圍去分别善惡；事實上，即使是在倫理認識内，他們也并不能把善惡辨得明白，因為讀書有權利做官，做官有權利發财，做官、發财都由命定這一類想法，是不許他們有徹底的道德評判的。
不僅如此，社會心理的科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複，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的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
在專制官僚政治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和一般貧苦大衆的低賤感，是分别由一大些社會條件在把它們支持着、強化着。
“布衣可以為卿相”，卿相亦可以變為布衣的事例，并不曾把官吏與農民間的社會鴻溝移去。
而長期的“從古如斯”的政治場面，使統治者、被統治者不期然而然的把既成社會事象（不論它是如何不平，如何不合理，如何為稍有現代政治意識與人類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聞、不忍見）視為當然，并看得非常自然。
懂得了這些道理，才會明白歐洲人的氣質，為什麼像是不适宜于專制主義政治，而我們中國人的氣質，又為什麼像是特别适宜于專制主義政治。
然而，對專制主義、官僚主義中毒最深的，畢竟還是一般立在封建專制統治地位或為那種統治幫忙幫閑的官僚士大夫階層。
因為成見與利害關系結合起來，才能變成最強固、最不易改變。
當中國農民大衆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們不能再忍受橫暴壓迫而奮起自救并引起全國騷動的時候，士大夫階層往往總是利用機會，幫助野心家向民衆提出許多諾言，收拾殘局，重整山河；盡管新的專制王朝出現，新的官僚系統登場，而舊的政治形态卻又複活了。
政治上的實利主義與曆史惰性，锢蔽了他們，使他們不能相信在固有的社會政治形态以外，還有什麼理想。
五 可是，中國官僚政治所表現的上述諸般特殊性格，并不能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得到說明。
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無疑大有造于那種政治的支配者，使他們有時間、有機會把社會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動員或收編起來；把一切“有礙治化”的因素逐漸設法排除出去。
“道一風同”的局面一經造成，治化上顯出的貫徹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
反過來講，這些又是官僚統治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
一切因果循環論是會失之表象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到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結果，“明君賢臣”的政治場面，固然要“順民”維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場面，尤須“順民”忍耐。
中國政治自來就不許讓人民具有何等基本權利觀念，所以，任何基本權利被剝奪、被蹂躏，他們很少在法的範圍内去考慮是非，至多隻在倫理的範圍去分别善惡；事實上，即使是在倫理認識内，他們也并不能把善惡辨得明白，因為讀書有權利做官，做官有權利發财，做官、發财都由命定這一類想法，是不許他們有徹底的道德評判的。
不僅如此，社會心理的科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複，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的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
在專制官僚政治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和一般貧苦大衆的低賤感，是分别由一大些社會條件在把它們支持着、強化着。
“布衣可以為卿相”，卿相亦可以變為布衣的事例，并不曾把官吏與農民間的社會鴻溝移去。
而長期的“從古如斯”的政治場面，使統治者、被統治者不期然而然的把既成社會事象（不論它是如何不平，如何不合理，如何為稍有現代政治意識與人類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聞、不忍見）視為當然，并看得非常自然。
懂得了這些道理，才會明白歐洲人的氣質，為什麼像是不适宜于專制主義政治，而我們中國人的氣質，又為什麼像是特别适宜于專制主義政治。
然而，對專制主義、官僚主義中毒最深的，畢竟還是一般立在封建專制統治地位或為那種統治幫忙幫閑的官僚士大夫階層。
因為成見與利害關系結合起來，才能變成最強固、最不易改變。
當中國農民大衆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們不能再忍受橫暴壓迫而奮起自救并引起全國騷動的時候，士大夫階層往往總是利用機會，幫助野心家向民衆提出許多諾言，收拾殘局，重整山河；盡管新的專制王朝出現，新的官僚系統登場，而舊的政治形态卻又複活了。
政治上的實利主義與曆史惰性，锢蔽了他們，使他們不能相信在固有的社會政治形态以外，還有什麼理想。
五 可是，中國官僚政治所表現的上述諸般特殊性格，并不能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得到說明。
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無疑大有造于那種政治的支配者，使他們有時間、有機會把社會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動員或收編起來；把一切“有礙治化”的因素逐漸設法排除出去。
“道一風同”的局面一經造成，治化上顯出的貫徹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
反過來講，這些又是官僚統治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
一切因果循環論是會失之表象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到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