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關燈
小
中
大
它的其他社會體制不能适應、不能協調，它就會立即顯出孤立無助的窄狹性來，反之，如其他能适應、能運用同時并存的其他社會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與它相配合的社會體制來，它的作用和影響就将視其包容性而相應增大。
與外國官僚政治相較量，中國官僚政治其所以能顯出包容的特性，就因中國官僚政治在較長期的發展過程上，漸逐發現了并在某種限度創出了配合它的其他社會事象和體制。
我們沒有充分篇幅把這點在這裡詳細解述，姑從以次幾方面予以較論： 首先，中國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雖然是在專制的——官僚的政體實現以後更加強化了，但在這以前，卻顯然存在着這樣一個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傳統。
國與家是相通的，君權與父權是相互為用的。
而在歐洲，特别是在早前的羅馬社會，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經相當确定了的。
歐美曆史學者認定東方的專制統治不适于西方人的氣質，也許這是一部分理由，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關聯着的。
人民對于法的認識、法的習慣有了素養；對于權利義務的相對關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對于任意蹂躏人權、任意剝削榨取人民的專制官僚政體就将成為一個阻礙。
“西方社會的特點，是常常有為種種目的而存在的許多團體，有時經國家明白承認，有時則否，但是它們全體構成個人間的許多社會關系。
就大小說，這種種關系常比現代國家的公民權所含有的關系，在個人生活内，占有大得多的地位。
”注34因此，就在專制時代，國王對于被看為地方習慣法的私法，“實際上隻不過行使極少的立法權”注35。
而在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于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
這顯然是專制—官僚政治實行的結果，但同時卻又成為官僚政治得擴大其作用、加強其活動範圍的原因。
又其次，我們得講到比較狹義上的諸文化事象，如學術、思想、教育等等方面。
歐洲在專制官僚政治的曆史階段，曾經發生過兩大運動，其一是啟蒙運動，又其一是加爾文主義運動；這兩種運動，就它們反封建的立場說，雖然有某些場合是站在專制官僚統治方面，但它們在大體上，卻是主張自由、強調人權、反對專制主義、反對官僚政治的。
換言之，即歐洲專制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教育并不像它們以前在所謂政教統治（Hierarchy）時代那樣與政治結合在一起。
反之，在中國整個長期專制時代卻不同，中國文化中的這每一個因素，好像是專門為了專制官僚統治“特制”的一樣，在幾千年中，仿佛都與專制官僚政治達到了水乳交融的調和程度。
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譚複生語），無非謂學術與政治的統一。
“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龔定盫語）。
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的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要之，中國的家族制度、
與外國官僚政治相較量，中國官僚政治其所以能顯出包容的特性，就因中國官僚政治在較長期的發展過程上，漸逐發現了并在某種限度創出了配合它的其他社會事象和體制。
我們沒有充分篇幅把這點在這裡詳細解述，姑從以次幾方面予以較論： 首先，中國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雖然是在專制的——官僚的政體實現以後更加強化了，但在這以前，卻顯然存在着這樣一個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傳統。
國與家是相通的，君權與父權是相互為用的。
而在歐洲，特别是在早前的羅馬社會，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經相當确定了的。
歐美曆史學者認定東方的專制統治不适于西方人的氣質，也許這是一部分理由，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關聯着的。
人民對于法的認識、法的習慣有了素養；對于權利義務的相對關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對于任意蹂躏人權、任意剝削榨取人民的專制官僚政體就将成為一個阻礙。
“西方社會的特點，是常常有為種種目的而存在的許多團體，有時經國家明白承認，有時則否，但是它們全體構成個人間的許多社會關系。
就大小說，這種種關系常比現代國家的公民權所含有的關系，在個人生活内，占有大得多的地位。
”注34因此，就在專制時代，國王對于被看為地方習慣法的私法，“實際上隻不過行使極少的立法權”注35。
而在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于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
這顯然是專制—官僚政治實行的結果，但同時卻又成為官僚政治得擴大其作用、加強其活動範圍的原因。
又其次，我們得講到比較狹義上的諸文化事象，如學術、思想、教育等等方面。
歐洲在專制官僚政治的曆史階段，曾經發生過兩大運動，其一是啟蒙運動，又其一是加爾文主義運動；這兩種運動，就它們反封建的立場說，雖然有某些場合是站在專制官僚統治方面，但它們在大體上，卻是主張自由、強調人權、反對專制主義、反對官僚政治的。
換言之，即歐洲專制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教育并不像它們以前在所謂政教統治（Hierarchy）時代那樣與政治結合在一起。
反之，在中國整個長期專制時代卻不同，中國文化中的這每一個因素，好像是專門為了專制官僚統治“特制”的一樣，在幾千年中，仿佛都與專制官僚政治達到了水乳交融的調和程度。
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譚複生語），無非謂學術與政治的統一。
“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龔定盫語）。
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的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要之，中國的家族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