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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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認識。
經過這次研究以後，我像把以往中國社會史上想得不夠透徹、講得不夠明白的許多問題豁然貫通了；而我一向強調的所謂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這才實實在在的有了一個着落。
中國社會長期停滞問題，地主經濟封建形态問題，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的混一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封建剝削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态問題，商工市民階級不易擡頭問題，新舊官僚政治的差異問題，中國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造的必然關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經濟的、曆史的或唯物史觀的系統說明中，都直接間接關聯到了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的命題上，并由是明确規定了中國今後曆史的發展道路。
自然，我的解說，沒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過是表示我個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後在主觀上感到的一種“收獲”罷了。
事實上，在這樣一部小著作中，處理這樣多的一些大問題，其不夠周延、不夠詳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現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再博引旁征一點；另一些朋友則希望更潑辣、更通俗一點，但是，當作中國社會政治之基本原則的科學的研究，它是用不着過于學究化，同時也不必是一種宣傳品。
它對于中國這種既古舊又現實的社會政治形态，隻不過是挈領提綱的作了一個研究導言。
設用我原來在前述“楔子”中的表現，就是“由于我個人的學力及研究範圍的限制，我對于這個新鮮的大題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貢獻，但因為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應當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錯誤而引出真理”。
最後，我得回過頭來對于《時與文》雜志負責諸先生表示謝意了。
《時與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長期得到發表的便利，已夠心感了，而他們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鞭策和鼓勵，更屬永遠難忘。
假如《時與文》不發刊，也許這著作還隻是潛在我的想像中。
由《時與文》分期發表到集印，沒有經過多大的增補，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确地方的修改，全系勞生活書店編者史枚先生提出，而經我同意改正了的。
對于史先生的精細與認真精神，異常感佩。
原稿全部由國立廈門大學經濟學系高材生孫越生君抄校過，為我分擔了不少煩累，特志盛意。
本書後面，原來打算把有關官僚資本的兩篇論文（“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和“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為附錄，但因為那兩篇論文，已經載在該店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中，讀者容易找到參考，所以從略了。
著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廈門海畔野馬軒
經過這次研究以後，我像把以往中國社會史上想得不夠透徹、講得不夠明白的許多問題豁然貫通了；而我一向強調的所謂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這才實實在在的有了一個着落。
中國社會長期停滞問題，地主經濟封建形态問題，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的混一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封建剝削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态問題，商工市民階級不易擡頭問題，新舊官僚政治的差異問題，中國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造的必然關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經濟的、曆史的或唯物史觀的系統說明中，都直接間接關聯到了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的命題上，并由是明确規定了中國今後曆史的發展道路。
自然，我的解說，沒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過是表示我個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後在主觀上感到的一種“收獲”罷了。
事實上，在這樣一部小著作中，處理這樣多的一些大問題，其不夠周延、不夠詳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現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再博引旁征一點；另一些朋友則希望更潑辣、更通俗一點，但是，當作中國社會政治之基本原則的科學的研究，它是用不着過于學究化，同時也不必是一種宣傳品。
它對于中國這種既古舊又現實的社會政治形态，隻不過是挈領提綱的作了一個研究導言。
設用我原來在前述“楔子”中的表現，就是“由于我個人的學力及研究範圍的限制，我對于這個新鮮的大題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貢獻，但因為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應當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錯誤而引出真理”。
最後，我得回過頭來對于《時與文》雜志負責諸先生表示謝意了。
《時與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長期得到發表的便利，已夠心感了，而他們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鞭策和鼓勵，更屬永遠難忘。
假如《時與文》不發刊，也許這著作還隻是潛在我的想像中。
由《時與文》分期發表到集印，沒有經過多大的增補，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确地方的修改，全系勞生活書店編者史枚先生提出，而經我同意改正了的。
對于史先生的精細與認真精神，異常感佩。
原稿全部由國立廈門大學經濟學系高材生孫越生君抄校過，為我分擔了不少煩累，特志盛意。
本書後面，原來打算把有關官僚資本的兩篇論文（“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和“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為附錄，但因為那兩篇論文，已經載在該店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中，讀者容易找到參考，所以從略了。
著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廈門海畔野馬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