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與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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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紅熱烈的火燄，但挨近他的便要爲他那一股電力所融化。
現在中國境内尚有蒙族、藏族等未經十分融化淨盡的民族界線，這是因爲天然的地理環境所限，一般日常生活太懸異之故。
最近的將來，中國新工業化完成，藉新的工業交通與新的工業製造，使邊疆生活與腹地生活日漸接近，則中國文化之同化力量，便可有驚人的新發展，民族融和無異的仍將爲中國文化前進一顯著的大標記。
尤其如東北的朝鮮，西南的安南，漢、唐以來，向爲中國舊壤，與中國素來就鎔成一國，嗣後雖有時獨立，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是與中國取得密切的聯繫，在文化上則全和中國爲一體，並沒有什麼區別。
尤其在明代三百年間，朝鮮、安南和中國的國際關係，儼如長兄與弱弟般。
他們用的是中國文字，讀的是中國書，採的是中國政制。
隻要地理上不是有遼遠的隔閡，或是濟之以近代的交通，那末民族融和也一定能很順利進行的。
其次我們還要提到日本，據王充論衡説，遠在西周初年，倭人與越裳氏早已相率入貢了，但無論如何，到東漢初年，漢、倭交通已成爲確切的史實。
以下的倭人，便常受漢文化之薰陶與扶翼。
直到南朝時代，中國佛教開始由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間接傳往，其他中國經書如論語、五經等，並及醫、蔔、曆、算諸書，及一切工藝、技術，亦均在南朝時期大量移播。
一到隋、唐時代，尤其是唐代，日本仰慕中國文化之熱潮，益爲高漲。
前後遣唐使者及留學生與留學僧侶之派遣，盛況空前。
唐代一切文物制度，均爲日本朝野所模倣。
上自政治、宗教、經濟、制度、刑法諸項，下至文學、曆法、醫藥、美術、書法、繪畫、音樂、建築，一切工藝、風俗、禮制，幾乎無不自唐代學習移植。
日本文化可説全部是中國的傳統，那時日本文化可説是中國文化本幹上一椏杈的嫩枝。
日本在文化系統上隻是中國的附庸。
此下宋、元、明、清四代繼續着這個趨勢，日本僧侶不斷到中國來求法，中國高僧，亦不斷往日本去傳法。
那時中國是禪宗盛行，在日本亦同樣的盡力鼓吹禪宗。
其他像中國書籍、印刷術、曆學、醫學，一切美術、工藝，仍是繼續不斷的東渡，日本文化不僅在中國誕生，並亦由中國繼續撫養長大。
最近西洋文明雖經打進了日本海岸，日本人也很快的接受了西洋文明，但在他的根柢深處，依然脫不了中國文化之潛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説，近千年來的中國人，在國内進行着「民族融和」，在國外則進行著「文化移殖」。
隻要在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允許之下，文化移殖便可很快轉換成民族融和的，中國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
此在一千年内並未衰歇，依然步步進行著，這是中國文化史在此千年内值得大書特書的又一事。
四 第三：值得我們注意的，則爲「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上面已經説過，中國文化是先擺布成一大局面，要步步向裏充實的。
在這一節裏，我們可以較詳細的爲之證明。
中國社會由唐以下，因於科舉制度之功效，而使貴族門第徹底消失，上面已經敍述過。
同時亦因印刷術發明，書籍傳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濫，滲透到社會的下層去。
自東漢人蔡倫在西曆紀元二世紀初年發明造紙，避免了竹重絹貴，書籍傳鈔已見便利。
至於雕版印書，究竟何時創始，現在尚難確定。
根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我們已知在西曆九世紀的初期，那時已有印版時憲書盛行於蜀中及淮南，由此再遍布全國。
然其最先雕印書籍，似乎隻限於此等流傳社會的小書及一些佛書等，直要到五代、宋初，雕版印書術才正式應用到古代經典上來。
自此以下，書籍傳播日易日廣，文化益普及，社會階級益見消融。
又兼宋代新儒學崛興，他們講的是萬物一體之道，故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他們的工夫則從「存天理，去人欲」入手。
他們的規模與節目，則爲古代大學篇中所舉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
他們大率都像範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那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
他們都抱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
他們全都是具有清明的理智而兼附有宗教熱忱的書生。
這一派儒學，從西曆十一世紀宋初開始，直到西曆十七世紀末明末清初始見衰替。
前後有七百年的長時期，中國近代文化向社會下層之更深入與更普及，全由他們主持與發動。
他們中間出過不少有名的學者，最爲後人敬重的，則如周敦頤（西元一〇一七至一〇八二），張載（西元一〇二〇至一〇七八），程顥（西元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程頤（西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兄弟，朱熹（西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陸九淵（西元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二），王守仁（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等。
與這一派儒學相隨並盛的，則有「書院制度與講學風氣」。
漢、唐兩代，國家的公立學校，規制頗爲詳備，學員亦極盛。
隻有魏晉南北朝時代，公立學校有名無實，嚴肅的講學風氣，掌握在佛教的寺院裡。
宋、元、明、清四代的書院制度，則是一種私立學校而代替著佛寺嚴肅講學之風的。
書院的開始，多在名山勝地，由社會私人捐資修築，最重要的是藏書堂，其次是學員之宿舍，每一書院，常供奉著某幾個前代名儒的神位與畫像，爲之年時舉行祠典。
可見書院規模，本來是頗仿佛寺而產生的。
稍後則幾於通都大邑均有書院。
有的亦由政府大吏提倡成立，或由政府撥款維持。
但書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獨立的自由講學之風格，是始終保持的。
在那時期裏，政府仍有公立學校，國立大學與地方州縣學均有。
尤其如宋、明兩代，常常採取私家書院規制，模倣改進。
但從大體説來，一般教育權始終在書院方面。
始終在私家講學的手裏。
我們可以説，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國，是平民學者私家講學的中國，教育權既不屬之政府官吏，亦不屬之宗教僧侶了。
説到講學的風氣，最先亦由佛寺傳來。
宋、明儒的講學，與兩漢儒家的傳經，可説全屬兩事。
傳經是偏於學術意味的，講學則頗帶有宗教精神。
因此宋、明儒的講學風氣，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於社會之全階層的。
自北宋二程以下，講學風氣愈播愈盛，直到明代王守仁門下，如浙中之王畿（西元一四八九至一五八二），以及泰州之王艮（西元一四八三至一五四〇），他們的講學幾乎全成了一種社會活動。
同時又因他們號爲「新儒家」，講的多注重在現實人生與倫常日用，因此他們常常不免要牽涉到政治問題。
如是則私家講學常要走上自由議政的路，而與政府相衝突。
因此宋、明兩代，亦屢有政府明令禁止書院講學與驅散學員等事，宋代的程頤、朱熹，都曾受過這一種排斥與壓迫。
最顯著的如明代末年的東林黨，他們是一個學術集團，而同時被視爲一個政治集團，他們雖多半是在野的學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絕大的聲勢。
因此我們若不瞭解此七百年來新儒家之精神與其實際的活動，我們亦將無法瞭解近代中國文化動熊之樞紐所在。
中國新儒家，以書院自由講學爲根據，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會，一面主張清議上幹政治，這已在上一節敍述過。
而那時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貢獻，則爲對於「地方自治」之努力。
唐以前的中國，貴族階級始終未獲完全消融，所謂地方事務，在中央政治力量所照顧不到處，則大體由貴族與門第的力量來支撐與領導。
一到宋代，社會真成平等，再沒有貴族與大門第存在了。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單靠一個中央政府與不到兩千個以上的地方行政單位，是管不了民間一切事的。
「
現在中國境内尚有蒙族、藏族等未經十分融化淨盡的民族界線，這是因爲天然的地理環境所限，一般日常生活太懸異之故。
最近的將來，中國新工業化完成，藉新的工業交通與新的工業製造，使邊疆生活與腹地生活日漸接近，則中國文化之同化力量，便可有驚人的新發展，民族融和無異的仍將爲中國文化前進一顯著的大標記。
尤其如東北的朝鮮，西南的安南，漢、唐以來，向爲中國舊壤，與中國素來就鎔成一國，嗣後雖有時獨立，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是與中國取得密切的聯繫，在文化上則全和中國爲一體，並沒有什麼區別。
尤其在明代三百年間，朝鮮、安南和中國的國際關係，儼如長兄與弱弟般。
他們用的是中國文字，讀的是中國書，採的是中國政制。
隻要地理上不是有遼遠的隔閡，或是濟之以近代的交通，那末民族融和也一定能很順利進行的。
其次我們還要提到日本，據王充論衡説，遠在西周初年，倭人與越裳氏早已相率入貢了，但無論如何，到東漢初年，漢、倭交通已成爲確切的史實。
以下的倭人，便常受漢文化之薰陶與扶翼。
直到南朝時代，中國佛教開始由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間接傳往，其他中國經書如論語、五經等，並及醫、蔔、曆、算諸書，及一切工藝、技術，亦均在南朝時期大量移播。
一到隋、唐時代，尤其是唐代，日本仰慕中國文化之熱潮，益爲高漲。
前後遣唐使者及留學生與留學僧侶之派遣，盛況空前。
唐代一切文物制度，均爲日本朝野所模倣。
上自政治、宗教、經濟、制度、刑法諸項，下至文學、曆法、醫藥、美術、書法、繪畫、音樂、建築，一切工藝、風俗、禮制，幾乎無不自唐代學習移植。
日本文化可説全部是中國的傳統，那時日本文化可説是中國文化本幹上一椏杈的嫩枝。
日本在文化系統上隻是中國的附庸。
此下宋、元、明、清四代繼續着這個趨勢，日本僧侶不斷到中國來求法，中國高僧，亦不斷往日本去傳法。
那時中國是禪宗盛行，在日本亦同樣的盡力鼓吹禪宗。
其他像中國書籍、印刷術、曆學、醫學，一切美術、工藝，仍是繼續不斷的東渡，日本文化不僅在中國誕生，並亦由中國繼續撫養長大。
最近西洋文明雖經打進了日本海岸，日本人也很快的接受了西洋文明，但在他的根柢深處，依然脫不了中國文化之潛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説，近千年來的中國人，在國内進行着「民族融和」，在國外則進行著「文化移殖」。
隻要在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允許之下，文化移殖便可很快轉換成民族融和的，中國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
此在一千年内並未衰歇，依然步步進行著，這是中國文化史在此千年内值得大書特書的又一事。
四 第三：值得我們注意的，則爲「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上面已經説過，中國文化是先擺布成一大局面，要步步向裏充實的。
在這一節裏，我們可以較詳細的爲之證明。
中國社會由唐以下，因於科舉制度之功效，而使貴族門第徹底消失，上面已經敍述過。
同時亦因印刷術發明，書籍傳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濫，滲透到社會的下層去。
自東漢人蔡倫在西曆紀元二世紀初年發明造紙，避免了竹重絹貴，書籍傳鈔已見便利。
至於雕版印書，究竟何時創始，現在尚難確定。
根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我們已知在西曆九世紀的初期，那時已有印版時憲書盛行於蜀中及淮南，由此再遍布全國。
然其最先雕印書籍，似乎隻限於此等流傳社會的小書及一些佛書等，直要到五代、宋初，雕版印書術才正式應用到古代經典上來。
自此以下，書籍傳播日易日廣，文化益普及，社會階級益見消融。
又兼宋代新儒學崛興，他們講的是萬物一體之道，故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他們的工夫則從「存天理，去人欲」入手。
他們的規模與節目，則爲古代大學篇中所舉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
他們大率都像範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那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
他們都抱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
他們全都是具有清明的理智而兼附有宗教熱忱的書生。
這一派儒學，從西曆十一世紀宋初開始，直到西曆十七世紀末明末清初始見衰替。
前後有七百年的長時期，中國近代文化向社會下層之更深入與更普及，全由他們主持與發動。
他們中間出過不少有名的學者，最爲後人敬重的，則如周敦頤（西元一〇一七至一〇八二），張載（西元一〇二〇至一〇七八），程顥（西元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程頤（西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兄弟，朱熹（西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陸九淵（西元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二），王守仁（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等。
與這一派儒學相隨並盛的，則有「書院制度與講學風氣」。
漢、唐兩代，國家的公立學校，規制頗爲詳備，學員亦極盛。
隻有魏晉南北朝時代，公立學校有名無實，嚴肅的講學風氣，掌握在佛教的寺院裡。
宋、元、明、清四代的書院制度，則是一種私立學校而代替著佛寺嚴肅講學之風的。
書院的開始，多在名山勝地，由社會私人捐資修築，最重要的是藏書堂，其次是學員之宿舍，每一書院，常供奉著某幾個前代名儒的神位與畫像，爲之年時舉行祠典。
可見書院規模，本來是頗仿佛寺而產生的。
稍後則幾於通都大邑均有書院。
有的亦由政府大吏提倡成立，或由政府撥款維持。
但書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獨立的自由講學之風格，是始終保持的。
在那時期裏，政府仍有公立學校，國立大學與地方州縣學均有。
尤其如宋、明兩代，常常採取私家書院規制，模倣改進。
但從大體説來，一般教育權始終在書院方面。
始終在私家講學的手裏。
我們可以説，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國，是平民學者私家講學的中國，教育權既不屬之政府官吏，亦不屬之宗教僧侶了。
説到講學的風氣，最先亦由佛寺傳來。
宋、明儒的講學，與兩漢儒家的傳經，可説全屬兩事。
傳經是偏於學術意味的，講學則頗帶有宗教精神。
因此宋、明儒的講學風氣，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於社會之全階層的。
自北宋二程以下，講學風氣愈播愈盛，直到明代王守仁門下，如浙中之王畿（西元一四八九至一五八二），以及泰州之王艮（西元一四八三至一五四〇），他們的講學幾乎全成了一種社會活動。
同時又因他們號爲「新儒家」，講的多注重在現實人生與倫常日用，因此他們常常不免要牽涉到政治問題。
如是則私家講學常要走上自由議政的路，而與政府相衝突。
因此宋、明兩代，亦屢有政府明令禁止書院講學與驅散學員等事，宋代的程頤、朱熹，都曾受過這一種排斥與壓迫。
最顯著的如明代末年的東林黨，他們是一個學術集團，而同時被視爲一個政治集團，他們雖多半是在野的學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絕大的聲勢。
因此我們若不瞭解此七百年來新儒家之精神與其實際的活動，我們亦將無法瞭解近代中國文化動熊之樞紐所在。
中國新儒家，以書院自由講學爲根據，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會，一面主張清議上幹政治，這已在上一節敍述過。
而那時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貢獻，則爲對於「地方自治」之努力。
唐以前的中國，貴族階級始終未獲完全消融，所謂地方事務，在中央政治力量所照顧不到處，則大體由貴族與門第的力量來支撐與領導。
一到宋代，社會真成平等，再沒有貴族與大門第存在了。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單靠一個中央政府與不到兩千個以上的地方行政單位，是管不了民間一切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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