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與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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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樣要從自心自性上認取。
因此一到禪宗思想出世，各人都回頭到自己心性上來，不再有所謂西方佛法要向外追求。
那時的佛教精神，早已爲平民社會日常人生所融化。
所以説：「無明即真如，煩惱即菩提，輪迴即涅槃」。
這無異於説：一切塵世俗界，即是佛土天堂了。
但這裏究竟還有一層隔膜，因爲禪宗在理論上雖則全部中國化了，但他們到底是一種在寺院裏發展成熟的思想，無意中脫不淨嚮慕個人的獨善與出世。
直要到宋代新儒家興起，再從禪宗思想轉進一步，要從内身自心自性中認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這裏也幾乎經歷了一千年的時期。
在此一千年内，中國人不僅將印度佛教思想全部移植過來，而且又能把他徹底消化，變爲己有，因此在以後的中國，佛教思想便永遠不再成爲指導人生的南針。
社會上雖還到處有寺院與僧侶，但這已成爲慈善與救濟事業之一部分，一面養育着許多孤苦無告的人們，一面讓他們管領山林風景，作爲社會一種公共建設，附以許多富於文學與藝術性之遊賞的方便，一面自然還是禪宗盛行，不斷有許多高僧，借着佛寺作爲他們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之研究所與實驗室。
他們與那時盛行的新儒家思想，還是息息相通，但他們隻成了旁枝而非本幹。
若認爲宋以後的中國還是一個佛教世界，這是不能認識中國真象的錯覺。
這裏還有一層關係，隻因魏晉南北朝時代，一方面是儒家思想衰微了，另一方面是門第的新貴族崛起。
知識與學問操在那些新貴族手裡，一般平民，無法獲得教育與知識，僧侶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導人民的大權。
一到宋代以下，中國社會上再沒有貴族存在了。
新的平民學者再起，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
他們到處講學，書院林立，儒家思想恢復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領導權，寺院僧侶自然要退處一隅。
而且這裏還有一層關係。
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
中國文學有與西方絕不同之一點，西方文學在比較上是以戲曲與小説爲大宗的，他們側重在人生具體的描寫，無論是浪漫派或寫實派均然。
他們對人生或賦以熱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諷刺，他們常使讀者對現實人生激起不滿。
因此有人説，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領導著人生使之更往前趨。
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
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隻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
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裡，是「解脫性」多於「執著性」的。
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
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面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
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隻隨在人後面，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
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
中國文學家常説：「詩窮而後工」，又説：「權虞之言難作」，他們隻對人生消極方面予人慰藉，不對人生積極方面有所鼓動。
他們似乎缺少熱拉拉的情緖，但可以使人在現實狀況下解脫出來，覺得心神舒泰。
西方的戲曲和小説，多半取材於都市，爲商業文化之產物。
中國詩和散文則多半取材於鄉村與自然界，爲一種農業文化之代表。
都市與人刺激，田園給人寧澹，這是很自然的趨勢。
中國藝術亦一樣具此意境。
書法的微妙，純在意境上，純在氣息上，他絕不沾染到絲毫現實塵俗具體的事物方面，這是不煩詳説的了，茲且姑舉繪畫爲例。
中國畫自唐、宋以下，他的大趨嚮亦在逃避現實，亦在對現實爲超脫與解放。
他的著眼之點並不在外界事象或物體之具體就實的寫照，他隻借著外界事物一些影象來抒寫自己胸中的另一番情味或境界。
山水和花鳥是中國畫家最愛運用的題材，因爲與實際人生隔得遠，又自然，又生動，中國人理想中和平而恬澹的生活，便在此自然生動富有天趣的山水花息中寄託著。
中國畫的外形，極單純，又極調和。
人世間一切亂雜雜的衝突與悲劇一概洗淨了。
唐、宋以下，中國社會每一家庭，稍識幾字的，在他的堂屋裏或書齋臥室裏，幾乎都有一兩幅紙絹裝裱的畫懸掛著，或立軸，或橫披，隻要偶一眺矚，便使你悠然意遠。
這些全是中國人心靈上的桃花源，亦可説是他們的一種天堂樂土。
此乃中國心靈對於自然觀照之廣大深刻處。
山水、草木、花息、魚蟲，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與吾廣大心靈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萬物爲一體」的精神，而輕妙地在藝術中吐露呈現出來了。
中國社會每逢亂離，這些藝術品更易爲一般人所欣賞與寶愛。
宗教的功用，大部分是逃避現實，使人從現實小我中解放出來，而與人以更大的天地，藉此亦可作爲人生失意的安慰。
這一方面，中國唐、宋以下的文學與藝術可謂已盡其能事。
若論宗教方面對於人生積極的指示，在中國社會上本已有儒家思想完此職責。
儒家教人孝、弟、忠、恕、愛、敬，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向前，一切負責任，人生的義務性太重了，要你具備著一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義命所在，使你感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在中國人這種倫理觀念的後面，不得不有中國人這種的文學與藝術與之相調劑。
中國的儒家教義是「剛性的」，中國的文學藝術則是「柔性的」。
中國的儒家教義是「陽面的」，中國的文學藝術則是「陰面的」。
中國人的理想人生，便在此儒家教義與文學藝術之一剛一柔，一陰一陽，互爲張弛下和平前進。
西方人的宗教，本來是一種陰面柔性的功能的，而中國唐、宋以下之文學藝術，已經發展到可取而代之的地位了。
因此唐、宋以下的社會，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
所有的宗教，均佔不到文化機構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中國社會上宗教信仰儘可自由，對於政治、風俗，都不緻發生嚴重影響。
自宋以下的社會，宗教思想之再澄清，實在不可不説是中國文化進展一絕大的成績。
三 其次，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第二事，便要算到「民族之再融和」。
中國儒家思想，本來寓有極濃重的宗教精神的。
怹們抱著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觀念，本想要融和全世界一切人類，來共同到達這一種理想的和平生活的境界的。
他們對人類個別的教導，便是人類相互間的孝、弟、忠、恕、愛、敬，他們對人類社會共通間架之建立，便有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
由人人的孝、弟、忠、恕、愛、敬，到達家齊、國治、天下平的時運，便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中國儒家把「政治」和「宗教」兩種功能，融通一貫，因此不許有帝國主義之向外征服與不平等的民族界線。
在中國人目光下，隻有「教化」是向内向外的終極目標。
自宋以下的中國，不斷有異文化的外族入侵，中國人在武力抵抗失敗之餘，卻還是抱著此種教化主義之勇氣與熱忱，依然沿襲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來繼續完成民族融和之大理想。
其間最主要的，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滿洲，其先全是在中國邊疆上尚未十分薰染透中國文化的小部族。
他們憑藉武力，又乘中國内亂，或割據中國疆土之一部分，或全部侵入了中國，但最多耐不到三百年的時期，或則全部爲中國文化所同化，或則亦部分的消融在中國民族的大罏裏，不再有他特殊的存在。
其他如回族、藏族、苗族，也都或先或後的在朝向著民族融和的方向走去。
中國文化譬如是一個電氣罏子，看不出什麼
因此一到禪宗思想出世，各人都回頭到自己心性上來，不再有所謂西方佛法要向外追求。
那時的佛教精神，早已爲平民社會日常人生所融化。
所以説：「無明即真如，煩惱即菩提，輪迴即涅槃」。
這無異於説：一切塵世俗界，即是佛土天堂了。
但這裏究竟還有一層隔膜，因爲禪宗在理論上雖則全部中國化了，但他們到底是一種在寺院裏發展成熟的思想，無意中脫不淨嚮慕個人的獨善與出世。
直要到宋代新儒家興起，再從禪宗思想轉進一步，要從内身自心自性中認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這裏也幾乎經歷了一千年的時期。
在此一千年内，中國人不僅將印度佛教思想全部移植過來，而且又能把他徹底消化，變爲己有，因此在以後的中國，佛教思想便永遠不再成爲指導人生的南針。
社會上雖還到處有寺院與僧侶，但這已成爲慈善與救濟事業之一部分，一面養育着許多孤苦無告的人們，一面讓他們管領山林風景，作爲社會一種公共建設，附以許多富於文學與藝術性之遊賞的方便，一面自然還是禪宗盛行，不斷有許多高僧，借着佛寺作爲他們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之研究所與實驗室。
他們與那時盛行的新儒家思想，還是息息相通，但他們隻成了旁枝而非本幹。
若認爲宋以後的中國還是一個佛教世界，這是不能認識中國真象的錯覺。
這裏還有一層關係，隻因魏晉南北朝時代，一方面是儒家思想衰微了，另一方面是門第的新貴族崛起。
知識與學問操在那些新貴族手裡，一般平民，無法獲得教育與知識，僧侶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導人民的大權。
一到宋代以下，中國社會上再沒有貴族存在了。
新的平民學者再起，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
他們到處講學，書院林立，儒家思想恢復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領導權，寺院僧侶自然要退處一隅。
而且這裏還有一層關係。
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
中國文學有與西方絕不同之一點，西方文學在比較上是以戲曲與小説爲大宗的，他們側重在人生具體的描寫，無論是浪漫派或寫實派均然。
他們對人生或賦以熱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諷刺，他們常使讀者對現實人生激起不滿。
因此有人説，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領導著人生使之更往前趨。
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
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隻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
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裡，是「解脫性」多於「執著性」的。
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
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面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
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隻隨在人後面，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
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
中國文學家常説：「詩窮而後工」，又説：「權虞之言難作」，他們隻對人生消極方面予人慰藉，不對人生積極方面有所鼓動。
他們似乎缺少熱拉拉的情緖，但可以使人在現實狀況下解脫出來，覺得心神舒泰。
西方的戲曲和小説，多半取材於都市，爲商業文化之產物。
中國詩和散文則多半取材於鄉村與自然界，爲一種農業文化之代表。
都市與人刺激，田園給人寧澹，這是很自然的趨勢。
中國藝術亦一樣具此意境。
書法的微妙，純在意境上，純在氣息上，他絕不沾染到絲毫現實塵俗具體的事物方面，這是不煩詳説的了，茲且姑舉繪畫爲例。
中國畫自唐、宋以下，他的大趨嚮亦在逃避現實，亦在對現實爲超脫與解放。
他的著眼之點並不在外界事象或物體之具體就實的寫照，他隻借著外界事物一些影象來抒寫自己胸中的另一番情味或境界。
山水和花鳥是中國畫家最愛運用的題材，因爲與實際人生隔得遠，又自然，又生動，中國人理想中和平而恬澹的生活，便在此自然生動富有天趣的山水花息中寄託著。
中國畫的外形，極單純，又極調和。
人世間一切亂雜雜的衝突與悲劇一概洗淨了。
唐、宋以下，中國社會每一家庭，稍識幾字的，在他的堂屋裏或書齋臥室裏，幾乎都有一兩幅紙絹裝裱的畫懸掛著，或立軸，或橫披，隻要偶一眺矚，便使你悠然意遠。
這些全是中國人心靈上的桃花源，亦可説是他們的一種天堂樂土。
此乃中國心靈對於自然觀照之廣大深刻處。
山水、草木、花息、魚蟲，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與吾廣大心靈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萬物爲一體」的精神，而輕妙地在藝術中吐露呈現出來了。
中國社會每逢亂離，這些藝術品更易爲一般人所欣賞與寶愛。
宗教的功用，大部分是逃避現實，使人從現實小我中解放出來，而與人以更大的天地，藉此亦可作爲人生失意的安慰。
這一方面，中國唐、宋以下的文學與藝術可謂已盡其能事。
若論宗教方面對於人生積極的指示，在中國社會上本已有儒家思想完此職責。
儒家教人孝、弟、忠、恕、愛、敬，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向前，一切負責任，人生的義務性太重了，要你具備著一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義命所在，使你感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在中國人這種倫理觀念的後面，不得不有中國人這種的文學與藝術與之相調劑。
中國的儒家教義是「剛性的」，中國的文學藝術則是「柔性的」。
中國的儒家教義是「陽面的」，中國的文學藝術則是「陰面的」。
中國人的理想人生，便在此儒家教義與文學藝術之一剛一柔，一陰一陽，互爲張弛下和平前進。
西方人的宗教，本來是一種陰面柔性的功能的，而中國唐、宋以下之文學藝術，已經發展到可取而代之的地位了。
因此唐、宋以下的社會，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
所有的宗教，均佔不到文化機構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中國社會上宗教信仰儘可自由，對於政治、風俗，都不緻發生嚴重影響。
自宋以下的社會，宗教思想之再澄清，實在不可不説是中國文化進展一絕大的成績。
三 其次，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第二事，便要算到「民族之再融和」。
中國儒家思想，本來寓有極濃重的宗教精神的。
怹們抱著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觀念，本想要融和全世界一切人類，來共同到達這一種理想的和平生活的境界的。
他們對人類個別的教導，便是人類相互間的孝、弟、忠、恕、愛、敬，他們對人類社會共通間架之建立，便有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
由人人的孝、弟、忠、恕、愛、敬，到達家齊、國治、天下平的時運，便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中國儒家把「政治」和「宗教」兩種功能，融通一貫，因此不許有帝國主義之向外征服與不平等的民族界線。
在中國人目光下，隻有「教化」是向内向外的終極目標。
自宋以下的中國，不斷有異文化的外族入侵，中國人在武力抵抗失敗之餘，卻還是抱著此種教化主義之勇氣與熱忱，依然沿襲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來繼續完成民族融和之大理想。
其間最主要的，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滿洲，其先全是在中國邊疆上尚未十分薰染透中國文化的小部族。
他們憑藉武力，又乘中國内亂，或割據中國疆土之一部分，或全部侵入了中國，但最多耐不到三百年的時期，或則全部爲中國文化所同化，或則亦部分的消融在中國民族的大罏裏，不再有他特殊的存在。
其他如回族、藏族、苗族，也都或先或後的在朝向著民族融和的方向走去。
中國文化譬如是一個電氣罏子，看不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