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與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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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是中國政府最下級的地方行政單位，但大縣便儼如一小國，從前每一縣必有幾個貴族豪家自領己事，等於助官爲理。
宋後貴族豪家消失了，經濟上的大資本家並未產生，社會平鋪散漫，而文化益普及益深入。
如是則地方行政事務似應更繁重，政治權力似應更伸張，但實際並不然。
宋以後地方官廳的事務反而似乎更簡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反而似乎更縮了，這全是地方自治逐步進展的結果。
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説全由新儒家精神爲之唱導與主持。
舉其要者，在經濟方面則有義莊、義塾、學田、社倉等。
唐代計口授田的制度，到中晚唐以後便崩壞了，認田不認人的「兩稅制」開始，田畝重新走上兼併的路，那時便有所謂莊園與莊田。
「義莊制」亦稱義田制，由宋代範仲淹創始，他把官俸所得，捐出大批莊田，用作族中恤貧濟困的公田。
這一風俗，普遍盛行在中國各地，直到晚清末年，這是一個「農村共產制」之雛形與先聲。
「義塾」是由私家捐款所立的平民學校，「學田」是以私款捐作學校基金，或獎助貧苦優秀子弟的學費的，「社倉」是農村在豐年時積穀以供兇荒的一種制度。
漢代有「常平倉」，唐代有「義倉」，都由政府主辦。
宋後的社倉，則由地方士紳自己處理。
這一制度，由朱子之經營而得名。
其關於地方保衛方面，則有保甲制度。
漢代之寓兵於農，即全農皆兵制。
唐代之寓農於兵，即選農訓兵制，皆在上面敍述過。
一到宋代，農兵制破壞，募兵制代興，農民終身不見兵革，農村再沒有武力自衛，這亦是宋後社會漸趨弱象之一因。
宋有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他曾爲相，始創「保甲法」，再來提倡農村自衛。
此雖由政府所領導，但後來常成爲地方自治事業之一種，而且曾表顯過不少煊赫的功績。
如明代嘉靖隆慶時戚繼光之禦倭寇，在西曆十六世紀中葉；清代嘉慶時傅鼐之治苗亂，在西曆十八世紀末年；鹹同間曾國藩之平洪楊，在西曆十九世紀中葉；莫不以團練與鄉兵建績，他們用的都是保甲遺意。
朱子的「社倉制」，並亦用保甲法來推行。
以外尚有「鄉約」，爲張載門下藍田呂氏兄弟所倡始，又經朱子爲之增訂條例，因其多由同宗族人團成，又專講人生道義，故爲帶有宗教與道德精神的一種鄉村約法。
此後常有按時宣講鄉約的。
王守仁門下大弟子之講學亦與講鄉約合流。
以上所述，書院、學田制度等是關於文化事業的，社倉、義莊制度等是關於經濟事業的，保甲、團練制度等是關於警衛事業的，此類事務，皆由鄉村自治的約法精神與形式來舉辦。
宋代以下的社會，因有此幾項事業，上面雖不經政治力量推動，下面雖沒有貴族與大資本家領導，一個形似平鋪散漫的社會，而一切有關地方利害的公共業務，卻得安穩衍進。
五 宋以下中國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人，不僅在儒學展開的一方面如此，即在文學、藝術方面，同樣可以見到。
宋、明以來的詩歌散文，完全沿襲唐人，脫離了宗教與貴族性，而表現着一種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精神，並且更普遍更豐盛了。
這一層在此不想再多説，這裏想説的，是文學方面的另外幾個發展。
第一件是「白話文學」之興起。
中國文字一面控制着語言，一面又追隨語言而變動，這一層前面已約略敍述過，但到底語言與文字之間，終會有幾分隔閡的。
爲要普及民間，求一般民衆之易知易曉起見，於是有白話文學之創興。
白話文學由唐代禪宗「語錄」開始。
禪宗六祖慧能，自己是一個未受正式教育的人，他的教義，全由他的信徒用口語體寫出，以後的禪師們便相率採用了白話語錄的體裁。
直到宋代，二程門人開始也用白話口語體寫其教義，於是語錄體遂並行於儒、釋間。
這是白話文學興起之一支。
在唐時又有一種「變文」，乃以詩歌與散文合組而成之通俗文，亦用口語體寫出。
他們採取佛經中所講，或中國民間原有故事，敷陳演説，使之活潑生動。
近代在敦煌石室中發見有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舜子至孝變文等。
這一種文體演變到宋代，便成當時的所謂「平話」。
這已是純粹的平民文學，完全脫離了宗教性的面目了。
但平話體的出現，同時也可説是古代貴族文學轉移到平民文學之一徵。
漢代的賦體，本亦重在敷陳演説，隻是在宮廷中向皇帝貴族們作一種消遣玩賞娛樂的文學作品。
宋代的平話，亦可説從宮廷貴族裏面解放到平民社會的一種新賦體，這是白話文學興起之又一支。
此下由平話漸變而成章回體的「演義小説」，如元代施耐菴的水滸傳，便由大宋宣和遺事脫胎而來。
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便由有詩有話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脫胎而來。
此外如明代之三國演義，清代之紅樓夢等，都成爲有名而普遍的社會讀物。
由此演義小説遂成爲中國近千年來平民社會白話文學之又一大宗。
其次再要述及的，則爲宋、元「戲曲」之盛行。
戲曲在古代，起源亦甚早，詩經裡的「頌」，本屬一種樂舞，這便是古代的戲曲了。
但此後經歷漢、唐時代，戲曲一項極少演進，直到宋、元，戲曲始盛。
宋、元戲曲有一特殊的要點，便是都帶著音樂與歌唱，無寧可以説，中國戲曲是即以音樂與歌唱爲主的，這亦是中國文學藝術一種特有的性格。
中國人對於人生體味，一向是愛好在空靈幽微的方面用心的。
中國人不愛在人生的現實具體方面，過分刻劃，過分追求。
因此中國文學大統，一向以「小品的抒情詩」爲主，史詩就不發達，散文地位便不如詩，小説地位又不如散文，戲曲的地位又不如小説。
愈落在具體上，愈陷入現實境界，便愈離了中國人的文學標準。
因此中國人的戲曲，到底要歌舞化，讓他好與具體的現實隔離。
後代戲台上的臉譜等，都是從這一意義而來。
因此我們敍述到宋、元戲曲的開頭，應該是從「鼓子詞」和「搊彈詞」等演化而來的。
鼓子詞、搊彈詞本身便是一種變文或平話，莫不有説有唱，而多半以唱爲主，由此再多加以表演的部分，便成爲戲曲了。
因此我們又可以説，中國的戲曲，隻是中國的詩歌與音樂之順應於通俗化而產生的。
在此我們應該旁述到一些中國的音樂。
中國是一個愛好音樂的民族，在古代音樂已極發達，惟大體論之，中國古代音樂也多半偏在貴族與宗教方面使用的。
即就樂器一項而論，如鐘、磬、琴、瑟之類，都是龐大而又安定，隻適合於宗廟與宮殿之用。
下到漢代，中國音樂頗受西域外來的影響，尤其在佛教傳入以後。
但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社會動亂，音樂方面未得圓滿暢足之發展。
唐代則突飛猛進，幾乎有成爲世界性的音樂之趨勢。
但就大體言，還是以大管絃樂與大舞樂爲主體的大埸面的音樂，運用於貴族與宗教方面者爲宜。
一到宋代，大管絃樂及大舞樂皆形衰微，音樂規模日趨小型化，宜於平民社會室内之娛樂。
即如鼓子詞、搊彈詞皆是以輕小簡單便於移動行走的樂器爲主了。
搊彈詞所用的，隻是一琵琶或三絃，由一人搊彈并念唱之。
鼓子詞則隻以一鼓作音節。
此等皆極適於平民農村社會之情形。
由此，我們亦可證中國音樂演變，亦同樣有自貴族社會宗教埸面轉移到平民社會日常人生方面之趨向。
那時一般文人學士們本來全已是純粹平民社會的人物了，所以他們的眼光與興趣，亦不再在貴族門第與宗教方面，而全都轉移到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上來，因此他們才肯耗費心血，憑藉着民間簡單的樂器，來譜出他們絕精妙的詞曲，這便逐漸地進展而形成爲戲劇了。
這又是當時新興的白話平民文學之第三支。
戲劇在宋、金時代已見流行，而到元代則登
宋後貴族豪家消失了，經濟上的大資本家並未產生，社會平鋪散漫，而文化益普及益深入。
如是則地方行政事務似應更繁重，政治權力似應更伸張，但實際並不然。
宋以後地方官廳的事務反而似乎更簡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反而似乎更縮了，這全是地方自治逐步進展的結果。
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説全由新儒家精神爲之唱導與主持。
舉其要者，在經濟方面則有義莊、義塾、學田、社倉等。
唐代計口授田的制度，到中晚唐以後便崩壞了，認田不認人的「兩稅制」開始，田畝重新走上兼併的路，那時便有所謂莊園與莊田。
「義莊制」亦稱義田制，由宋代範仲淹創始，他把官俸所得，捐出大批莊田，用作族中恤貧濟困的公田。
這一風俗，普遍盛行在中國各地，直到晚清末年，這是一個「農村共產制」之雛形與先聲。
「義塾」是由私家捐款所立的平民學校，「學田」是以私款捐作學校基金，或獎助貧苦優秀子弟的學費的，「社倉」是農村在豐年時積穀以供兇荒的一種制度。
漢代有「常平倉」，唐代有「義倉」，都由政府主辦。
宋後的社倉，則由地方士紳自己處理。
這一制度，由朱子之經營而得名。
其關於地方保衛方面，則有保甲制度。
漢代之寓兵於農，即全農皆兵制。
唐代之寓農於兵，即選農訓兵制，皆在上面敍述過。
一到宋代，農兵制破壞，募兵制代興，農民終身不見兵革，農村再沒有武力自衛，這亦是宋後社會漸趨弱象之一因。
宋有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他曾爲相，始創「保甲法」，再來提倡農村自衛。
此雖由政府所領導，但後來常成爲地方自治事業之一種，而且曾表顯過不少煊赫的功績。
如明代嘉靖隆慶時戚繼光之禦倭寇，在西曆十六世紀中葉；清代嘉慶時傅鼐之治苗亂，在西曆十八世紀末年；鹹同間曾國藩之平洪楊，在西曆十九世紀中葉；莫不以團練與鄉兵建績，他們用的都是保甲遺意。
朱子的「社倉制」，並亦用保甲法來推行。
以外尚有「鄉約」，爲張載門下藍田呂氏兄弟所倡始，又經朱子爲之增訂條例，因其多由同宗族人團成，又專講人生道義，故爲帶有宗教與道德精神的一種鄉村約法。
此後常有按時宣講鄉約的。
王守仁門下大弟子之講學亦與講鄉約合流。
以上所述，書院、學田制度等是關於文化事業的，社倉、義莊制度等是關於經濟事業的，保甲、團練制度等是關於警衛事業的，此類事務，皆由鄉村自治的約法精神與形式來舉辦。
宋代以下的社會，因有此幾項事業，上面雖不經政治力量推動，下面雖沒有貴族與大資本家領導，一個形似平鋪散漫的社會，而一切有關地方利害的公共業務，卻得安穩衍進。
五 宋以下中國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人，不僅在儒學展開的一方面如此，即在文學、藝術方面，同樣可以見到。
宋、明以來的詩歌散文，完全沿襲唐人，脫離了宗教與貴族性，而表現着一種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精神，並且更普遍更豐盛了。
這一層在此不想再多説，這裏想説的，是文學方面的另外幾個發展。
第一件是「白話文學」之興起。
中國文字一面控制着語言，一面又追隨語言而變動，這一層前面已約略敍述過，但到底語言與文字之間，終會有幾分隔閡的。
爲要普及民間，求一般民衆之易知易曉起見，於是有白話文學之創興。
白話文學由唐代禪宗「語錄」開始。
禪宗六祖慧能，自己是一個未受正式教育的人，他的教義，全由他的信徒用口語體寫出，以後的禪師們便相率採用了白話語錄的體裁。
直到宋代，二程門人開始也用白話口語體寫其教義，於是語錄體遂並行於儒、釋間。
這是白話文學興起之一支。
在唐時又有一種「變文」，乃以詩歌與散文合組而成之通俗文，亦用口語體寫出。
他們採取佛經中所講，或中國民間原有故事，敷陳演説，使之活潑生動。
近代在敦煌石室中發見有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舜子至孝變文等。
這一種文體演變到宋代，便成當時的所謂「平話」。
這已是純粹的平民文學，完全脫離了宗教性的面目了。
但平話體的出現，同時也可説是古代貴族文學轉移到平民文學之一徵。
漢代的賦體，本亦重在敷陳演説，隻是在宮廷中向皇帝貴族們作一種消遣玩賞娛樂的文學作品。
宋代的平話，亦可説從宮廷貴族裏面解放到平民社會的一種新賦體，這是白話文學興起之又一支。
此下由平話漸變而成章回體的「演義小説」，如元代施耐菴的水滸傳，便由大宋宣和遺事脫胎而來。
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便由有詩有話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脫胎而來。
此外如明代之三國演義，清代之紅樓夢等，都成爲有名而普遍的社會讀物。
由此演義小説遂成爲中國近千年來平民社會白話文學之又一大宗。
其次再要述及的，則爲宋、元「戲曲」之盛行。
戲曲在古代，起源亦甚早，詩經裡的「頌」，本屬一種樂舞，這便是古代的戲曲了。
但此後經歷漢、唐時代，戲曲一項極少演進，直到宋、元，戲曲始盛。
宋、元戲曲有一特殊的要點，便是都帶著音樂與歌唱，無寧可以説，中國戲曲是即以音樂與歌唱爲主的，這亦是中國文學藝術一種特有的性格。
中國人對於人生體味，一向是愛好在空靈幽微的方面用心的。
中國人不愛在人生的現實具體方面，過分刻劃，過分追求。
因此中國文學大統，一向以「小品的抒情詩」爲主，史詩就不發達，散文地位便不如詩，小説地位又不如散文，戲曲的地位又不如小説。
愈落在具體上，愈陷入現實境界，便愈離了中國人的文學標準。
因此中國人的戲曲，到底要歌舞化，讓他好與具體的現實隔離。
後代戲台上的臉譜等，都是從這一意義而來。
因此我們敍述到宋、元戲曲的開頭，應該是從「鼓子詞」和「搊彈詞」等演化而來的。
鼓子詞、搊彈詞本身便是一種變文或平話，莫不有説有唱，而多半以唱爲主，由此再多加以表演的部分，便成爲戲曲了。
因此我們又可以説，中國的戲曲，隻是中國的詩歌與音樂之順應於通俗化而產生的。
在此我們應該旁述到一些中國的音樂。
中國是一個愛好音樂的民族，在古代音樂已極發達，惟大體論之，中國古代音樂也多半偏在貴族與宗教方面使用的。
即就樂器一項而論，如鐘、磬、琴、瑟之類，都是龐大而又安定，隻適合於宗廟與宮殿之用。
下到漢代，中國音樂頗受西域外來的影響，尤其在佛教傳入以後。
但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社會動亂，音樂方面未得圓滿暢足之發展。
唐代則突飛猛進，幾乎有成爲世界性的音樂之趨勢。
但就大體言，還是以大管絃樂與大舞樂爲主體的大埸面的音樂，運用於貴族與宗教方面者爲宜。
一到宋代，大管絃樂及大舞樂皆形衰微，音樂規模日趨小型化，宜於平民社會室内之娛樂。
即如鼓子詞、搊彈詞皆是以輕小簡單便於移動行走的樂器爲主了。
搊彈詞所用的，隻是一琵琶或三絃，由一人搊彈并念唱之。
鼓子詞則隻以一鼓作音節。
此等皆極適於平民農村社會之情形。
由此，我們亦可證中國音樂演變，亦同樣有自貴族社會宗教埸面轉移到平民社會日常人生方面之趨向。
那時一般文人學士們本來全已是純粹平民社會的人物了，所以他們的眼光與興趣，亦不再在貴族門第與宗教方面，而全都轉移到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上來，因此他們才肯耗費心血，憑藉着民間簡單的樂器，來譜出他們絕精妙的詞曲，這便逐漸地進展而形成爲戲劇了。
這又是當時新興的白話平民文學之第三支。
戲劇在宋、金時代已見流行，而到元代則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