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藝美術與個性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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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傳統和平觀念與其文化理論，要強迫全國人民都學習殺人打仗，究竟不是理想的好境界。
現在雖不能完全達到人類全體和平，但大多數的民衆，則已可以畢生不見兵革了。
二 但在唐代更重要的一個進步，則爲當時新創設的一種「科舉制度」。
中國政治在秦、漢以下，早已脫離了貴族政治與軍人政治的階段，全國官吏，由全國各地分區推選，這早已是一種平民政治了。
不過漢代的選舉，雖説是鄉舉裡選，其權實操之於地方長官，即太守，僅由地方長官採納鄉裡輿論，而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地方長官手裏。
因此雖則全國政治人員均來自民間，而漸漸不免爲來自民間之一個較狹小的圈子裡，這樣便逐步在民間造成了一種特殊階級，此即東漢末年以下之所謂「門第」，我們現在則稱之謂「變相的新貴族」。
待到三國魏晉，兵亂相尋，地方政治解體，選舉無法推行，乃有臨時創設的所謂「九品中正制」。
這一制度，由各地方在中央政府服務的大官吏中，遴選一人爲「中正」，使其代表各本地方人之一般意見，把其鄉士人才分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造爲簿冊，上之政府。
政府則根據此項簿冊，以爲用人之標準。
此一制度，用意仍與漢代之鄉舉裡選制相差不遠。
隻是漢代之察舉，由地方長官執行，而魏、晉以下之九品中正，則爲中央官吏之兼差。
彼等因在中央服務，自然更不易知道地方輿論之真情實況，而那時的門第勢力愈來愈盛，因此中正的九等表，終不免即以門第高下爲標準。
如此則九品中正漸漸成爲門第勢力之護符。
直到隋、唐，再將此制改進，成爲一種公開兢選的考試制度。
地方人士有志在政治上活動的，皆可向地方官吏親自報名應試。
地方官即將此等應試人申送中央政府，由中央特派官吏加以一種特定的試驗。
凡中第合選的人即無異取得了一種做官從政的許可狀，將來可在政治界出身。
其不中選的，則失卻政府任用的資格。
如此一來，其中選權皆由公開的考試標準而決定，無論地方官或中央官，都不能再以私意上下其間。
漢代的察舉標準，大體不外兩項： 第一：是鄉裡之輿論，大體以偏於「日常道德」方面者爲主。
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務成績」，因漢制應選者必先爲吏，故此項亦居重要。
如此則漢代所得，自然偏於才德篤實之人才。
魏、晉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與鄉裡遠隔，不易採取真正的輿情；又因九品簿冊，不限於服務爲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實際才能。
如此則真實的「才」與「德」兩方面俱忽略了，隻依照當時門第貴族盛行的莊老清談，即一種帶有哲學意味而超脫世俗的幽默談話，用作高下的標準。
唐代科舉，由中央公開考試，亦不注重鄉裡輿情，但應考資格有「身家清白」一條，便把道德上消極的限制規定了。
隻要其人實有不道德的消極缺點，便可剝奪他的應考權。
唐代考試，亦不限於做吏的人，則注重實際服務成績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進士中第，依然要照實際的吏才成績遞次升遷，則此條亦可兼顧。
因此唐代的考試制度，實際所重，似乎隻是一種「才智測驗」。
隻要其人道德上無嚴重的大毛病，而其聰明才智過人者，便讓他到實際政治界去服務，然後再依他的成續而升進，這是唐代科舉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舉，所重者專在一種文字的考驗。
其先亦曾注重考驗其對於實際政治問題之理論方面，亦曾考驗其對於古代經籍之義解方面，但這兩種考驗，皆易陳腐落套，皆易鈔襲雷同，因此以後考試，遂專偏重於「詩賦」一項。
一則詩賦命題可以層出無窮。
杏花柳葉，酒樓旅店，凡天地間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題。
二則詩賦以薄物短篇，又規定爲種種韻律上的限制，而應試者可以不即不離的將其胸襟抱負，理解趣味，運用古書成語及古史成典，婉轉曲折在毫不相幹的題目下表達。
無論國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論，一樣在風花雪月的吐屬中逗露宣洩。
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學必兼有品。
否則才儘高，學儘博，而情不深，品不潔的，依然不能成爲詩賦之上乘。
唐代以詩賦取士，正符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注重的幾點，並非漫然的。
三 唐代科舉制度，同樣爲宋、元、明、清四代所傳襲，沿續達千年之久。
這是建築中國近代政治的一塊中心大柱石，中國近代政治全在這制度上安頓。
同時亦是近代中國文化機體一條大動脈。
在此制度下，不斷刺激中國全國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標而進趨。
中國全國各地之優秀人才，繼續由此制度選拔到中央，政治上永遠新陳代謝，永遠維持一個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遠向心凝結，維持著一個大一統的局面。
魏、晉以下的門第新貴族，因科舉制度之出現而漸漸地和平消失於無形。
自宋以下，中國社會永遠平等，再沒有別一種新貴族之形成。
最受全國各級社會尊視的，便是那輩應科舉的讀書人。
那輩讀書人大體上全都拔起於農村。
因爲農村環境是最適於養育這一輩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學並秀的人才的。
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會，便不是孵育那一種人才的好所在了。
那些人由農村轉到政府，再由政府退歸農村。
歷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們驚天動地的一番事業之後，往往平平澹澹退歸鄉村去，選擇一個山明水秀良田美樹的境地，蔔宅終老，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種文藝薰陶的影響。
即在城市住下的，也無形中把城市鄉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
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園林建
現在雖不能完全達到人類全體和平，但大多數的民衆，則已可以畢生不見兵革了。
二 但在唐代更重要的一個進步，則爲當時新創設的一種「科舉制度」。
中國政治在秦、漢以下，早已脫離了貴族政治與軍人政治的階段，全國官吏，由全國各地分區推選，這早已是一種平民政治了。
不過漢代的選舉，雖説是鄉舉裡選，其權實操之於地方長官，即太守，僅由地方長官採納鄉裡輿論，而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地方長官手裏。
因此雖則全國政治人員均來自民間，而漸漸不免爲來自民間之一個較狹小的圈子裡，這樣便逐步在民間造成了一種特殊階級，此即東漢末年以下之所謂「門第」，我們現在則稱之謂「變相的新貴族」。
待到三國魏晉，兵亂相尋，地方政治解體，選舉無法推行，乃有臨時創設的所謂「九品中正制」。
這一制度，由各地方在中央政府服務的大官吏中，遴選一人爲「中正」，使其代表各本地方人之一般意見，把其鄉士人才分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造爲簿冊，上之政府。
政府則根據此項簿冊，以爲用人之標準。
此一制度，用意仍與漢代之鄉舉裡選制相差不遠。
隻是漢代之察舉，由地方長官執行，而魏、晉以下之九品中正，則爲中央官吏之兼差。
彼等因在中央服務，自然更不易知道地方輿論之真情實況，而那時的門第勢力愈來愈盛，因此中正的九等表，終不免即以門第高下爲標準。
如此則九品中正漸漸成爲門第勢力之護符。
直到隋、唐，再將此制改進，成爲一種公開兢選的考試制度。
地方人士有志在政治上活動的，皆可向地方官吏親自報名應試。
地方官即將此等應試人申送中央政府，由中央特派官吏加以一種特定的試驗。
凡中第合選的人即無異取得了一種做官從政的許可狀，將來可在政治界出身。
其不中選的，則失卻政府任用的資格。
如此一來，其中選權皆由公開的考試標準而決定，無論地方官或中央官，都不能再以私意上下其間。
漢代的察舉標準，大體不外兩項： 第一：是鄉裡之輿論，大體以偏於「日常道德」方面者爲主。
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務成績」，因漢制應選者必先爲吏，故此項亦居重要。
如此則漢代所得，自然偏於才德篤實之人才。
魏、晉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與鄉裡遠隔，不易採取真正的輿情；又因九品簿冊，不限於服務爲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實際才能。
如此則真實的「才」與「德」兩方面俱忽略了，隻依照當時門第貴族盛行的莊老清談，即一種帶有哲學意味而超脫世俗的幽默談話，用作高下的標準。
唐代科舉，由中央公開考試，亦不注重鄉裡輿情，但應考資格有「身家清白」一條，便把道德上消極的限制規定了。
隻要其人實有不道德的消極缺點，便可剝奪他的應考權。
唐代考試，亦不限於做吏的人，則注重實際服務成績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進士中第，依然要照實際的吏才成績遞次升遷，則此條亦可兼顧。
因此唐代的考試制度，實際所重，似乎隻是一種「才智測驗」。
隻要其人道德上無嚴重的大毛病，而其聰明才智過人者，便讓他到實際政治界去服務，然後再依他的成續而升進，這是唐代科舉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舉，所重者專在一種文字的考驗。
其先亦曾注重考驗其對於實際政治問題之理論方面，亦曾考驗其對於古代經籍之義解方面，但這兩種考驗，皆易陳腐落套，皆易鈔襲雷同，因此以後考試，遂專偏重於「詩賦」一項。
一則詩賦命題可以層出無窮。
杏花柳葉，酒樓旅店，凡天地間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題。
二則詩賦以薄物短篇，又規定爲種種韻律上的限制，而應試者可以不即不離的將其胸襟抱負，理解趣味，運用古書成語及古史成典，婉轉曲折在毫不相幹的題目下表達。
無論國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論，一樣在風花雪月的吐屬中逗露宣洩。
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學必兼有品。
否則才儘高，學儘博，而情不深，品不潔的，依然不能成爲詩賦之上乘。
唐代以詩賦取士，正符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注重的幾點，並非漫然的。
三 唐代科舉制度，同樣爲宋、元、明、清四代所傳襲，沿續達千年之久。
這是建築中國近代政治的一塊中心大柱石，中國近代政治全在這制度上安頓。
同時亦是近代中國文化機體一條大動脈。
在此制度下，不斷刺激中國全國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標而進趨。
中國全國各地之優秀人才，繼續由此制度選拔到中央，政治上永遠新陳代謝，永遠維持一個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遠向心凝結，維持著一個大一統的局面。
魏、晉以下的門第新貴族，因科舉制度之出現而漸漸地和平消失於無形。
自宋以下，中國社會永遠平等，再沒有別一種新貴族之形成。
最受全國各級社會尊視的，便是那輩應科舉的讀書人。
那輩讀書人大體上全都拔起於農村。
因爲農村環境是最適於養育這一輩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學並秀的人才的。
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會，便不是孵育那一種人才的好所在了。
那些人由農村轉到政府，再由政府退歸農村。
歷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們驚天動地的一番事業之後，往往平平澹澹退歸鄉村去，選擇一個山明水秀良田美樹的境地，蔔宅終老，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種文藝薰陶的影響。
即在城市住下的，也無形中把城市鄉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
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園林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