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民族與新宗教之再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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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股宗教熱忱，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他們對於探求人生真理的一種如饑如渴的精神所激發。
他們幾於純粹爲一種知識的追求，爲一種指示人生最高真理的知識之追求，而非僅僅爲心靈之安慰與信仰之宣洩。
他們的宗教熱忱，絕不損傷到他們理智之清明。
這許多遠行求法的高僧，當他們回國時，莫不攜回了更多重要的佛教經典。
説到翻譯成績，亦至可驚。
根據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述，自漢末下迄唐代開元中葉時代，譯人一百七十六，所譯經典達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
根據現存的翻譯經典而論，汰其僞託，删除重複，亦有五千卷内外，這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絕大事業。
這一事業之大部分，十分之九的工作，全在上述五百年間。
若論中國僧人自己撰述，在此時期内亦至少有三四百種之多。
我們若論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魏晉南北朝一段，誡然可説是中國史上一個中衰期。
若論學術思想方面之勇猛精進，與創闢新天地的精神，這一時期，非但較之西漢不見遜色，而且猶有過之。
那時一般高僧們的人格與精力，眼光與胸襟，較之兩漢儒生，實在超出遠甚。
我們純從文化史的立埸來看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文化演進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並沒有中衰。
上面屢經説過，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是深於民族觀念的。
換言之，即是文化界線深於民族界線的。
但這並不是説中國人對於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
中國文化雖則由其獨立創造，其四圍雖則沒有可以爲他借鏡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參考，但中國人傳統的文化觀念，終是極爲宏闊而適於世界性的，不局促於一民族或一國家。
換言之，民族界線或國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國人傳統文化觀念一種宏通的世界意味。
我們隻看當時中國人對於印度佛教那種公開而懇切，謙虛而清明的熊度，及其對於異國僧人之敬禮，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爲我上述做一絕好證明。
惟其如此，我們甚至可以説，兩晉、南北朝時代的高僧，若論其内心精神，我們不妨徑叫他們是一種「變相的新儒家」。
他們研尋佛法，無非是想把他來代替儒家，做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導。
他們還是宗教的意味淺，而教育的意味深。
個人出世的要求淡，而爲大衆救濟的要求濃。
因此在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佛教尚不失其一種宗教的面目而流傳在社會下層的。
一到兩晉以後，佛教便轉成一種純真理探求與純學術思辨的新姿熊而出現。
此後印度佛教便在中國文化園地上生根結果，完全成爲一種中國化的佛教，在中國開創了許多印度原來沒有的新宗派。
其中如天台宗，創自隋代高僧智顗（西元五三八至五九七），這是中國人前無所受而自創一宗的開始。
又如隋、唐之際的華嚴宗，此亦中國自創。
他們兩宗所講，如天台宗所謂「即空、即假、即中，三諦圓融」，華嚴宗所謂「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這些理論，都已把中國人傳統觀念所看重的現實人生，融入了佛教教義，這些全都是中國化的佛教了。
同時禪宗興起，佛教教理更是中國化，中國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應用到實際人生的倫常日用方面來，再不是印度原來的佛教了。
那時在印度，佛教已衰歇，婆羅門教已復盛，而在中國佛教乃成爲中國文化大流裏一支流，全身渾化在大流中而失其獨立的存在。
七 在此更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那時佛教思想，雖極盛行，但無論南北雙方，社會上，對於中國傳統「家族組織」以及「家庭禮教」，卻一樣的嚴格保守，沒有絲毫搖動。
尤其是北朝，大家庭制，到處盛行，有三世四世同居共財的，亦有五世六世乃至九世同居的。
一家男女百口二百口，史稱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這種大家族共產制度，正與佛教出家修行同時並盛。
在南方雖則貴族家庭盛行小家庭制，然家庭禮法，一樣看重，而庶人社會亦有大家族同居共財之風，頗有許多學者，同時精研佛理與儒家的家庭禮法。
尤如南齊張融，他病卒遺令入殮，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這竟像後世所謂的「三教合一」了。
「佛法」與「孝道」，本是兩種正相背馳的精神而能同時存在。
佛教教理主張「無我」，乃至於「無生」。
但中國傳統家庭精神，正著重在「由小我來認取生命之緜延」。
中國家庭是父子重於夫婦的。
夫婦的結合尚是「人爲」，父子則屬「天倫」。
隻有從父子觀念上，纔可看出生命之緜延，纔可把人生融化入大自然。
因此夫婦組合的家庭，多少尚是平面的，自由的，友誼的，可分可合的，還可以個人主義爲中心的。
隻有父子組合的家庭，始是直線的，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超乎個人而沒入於人類生命大流中。
佛教出家思想，多半側重個人方面立論。
中國傳統家庭精神，早已是超個人的。
所以佛教出世思想，搖撼不動中國家庭的根本精神，而且父子相傳，生命永久緜延，亦與佛家個體輪迴的説法各走一邊，不相融洽。
這讓我們正可想像到當時中國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對於外來佛法新教義雖屬饑渴追尋，誠心探究，一面對於前代儒家舊禮教還是同樣的懇摯愛護，篤信不渝。
這裏面固然也有一些由於當時門第勢力等外在的因緣，但到底這一種似相衝突而終極融和的廣大寬平的胸襟，及其靜深圓密的熊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就此一點，便大可使我們預先料到，隻要一旦機緣成熟，勢必有一番調和完整的新境界之出現，這便是隋、唐以下的社會。
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可以説，他既沒有不可泯滅的民族界線，同時亦沒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戰爭。
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新分子之羼雜，隻引起了中國社會秩序之新調整，宗教新信仰之傳入，隻擴大了中國思想領域之新疆界。
在中國文化史裏，隻見有「吸收、融和、擴大」，不見有「分裂、鬥爭與消滅」。
他們幾於純粹爲一種知識的追求，爲一種指示人生最高真理的知識之追求，而非僅僅爲心靈之安慰與信仰之宣洩。
他們的宗教熱忱，絕不損傷到他們理智之清明。
這許多遠行求法的高僧，當他們回國時，莫不攜回了更多重要的佛教經典。
説到翻譯成績，亦至可驚。
根據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述，自漢末下迄唐代開元中葉時代，譯人一百七十六，所譯經典達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
根據現存的翻譯經典而論，汰其僞託，删除重複，亦有五千卷内外，這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絕大事業。
這一事業之大部分，十分之九的工作，全在上述五百年間。
若論中國僧人自己撰述，在此時期内亦至少有三四百種之多。
我們若論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魏晉南北朝一段，誡然可説是中國史上一個中衰期。
若論學術思想方面之勇猛精進，與創闢新天地的精神，這一時期，非但較之西漢不見遜色，而且猶有過之。
那時一般高僧們的人格與精力，眼光與胸襟，較之兩漢儒生，實在超出遠甚。
我們純從文化史的立埸來看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文化演進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並沒有中衰。
上面屢經説過，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是深於民族觀念的。
換言之，即是文化界線深於民族界線的。
但這並不是説中國人對於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
中國文化雖則由其獨立創造，其四圍雖則沒有可以爲他借鏡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參考，但中國人傳統的文化觀念，終是極爲宏闊而適於世界性的，不局促於一民族或一國家。
換言之，民族界線或國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國人傳統文化觀念一種宏通的世界意味。
我們隻看當時中國人對於印度佛教那種公開而懇切，謙虛而清明的熊度，及其對於異國僧人之敬禮，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爲我上述做一絕好證明。
惟其如此，我們甚至可以説，兩晉、南北朝時代的高僧，若論其内心精神，我們不妨徑叫他們是一種「變相的新儒家」。
他們研尋佛法，無非是想把他來代替儒家，做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導。
他們還是宗教的意味淺，而教育的意味深。
個人出世的要求淡，而爲大衆救濟的要求濃。
因此在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佛教尚不失其一種宗教的面目而流傳在社會下層的。
一到兩晉以後，佛教便轉成一種純真理探求與純學術思辨的新姿熊而出現。
此後印度佛教便在中國文化園地上生根結果，完全成爲一種中國化的佛教，在中國開創了許多印度原來沒有的新宗派。
其中如天台宗，創自隋代高僧智顗（西元五三八至五九七），這是中國人前無所受而自創一宗的開始。
又如隋、唐之際的華嚴宗，此亦中國自創。
他們兩宗所講，如天台宗所謂「即空、即假、即中，三諦圓融」，華嚴宗所謂「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這些理論，都已把中國人傳統觀念所看重的現實人生，融入了佛教教義，這些全都是中國化的佛教了。
同時禪宗興起，佛教教理更是中國化，中國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應用到實際人生的倫常日用方面來，再不是印度原來的佛教了。
那時在印度，佛教已衰歇，婆羅門教已復盛，而在中國佛教乃成爲中國文化大流裏一支流，全身渾化在大流中而失其獨立的存在。
七 在此更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那時佛教思想，雖極盛行，但無論南北雙方，社會上，對於中國傳統「家族組織」以及「家庭禮教」，卻一樣的嚴格保守，沒有絲毫搖動。
尤其是北朝，大家庭制，到處盛行，有三世四世同居共財的，亦有五世六世乃至九世同居的。
一家男女百口二百口，史稱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這種大家族共產制度，正與佛教出家修行同時並盛。
在南方雖則貴族家庭盛行小家庭制，然家庭禮法，一樣看重，而庶人社會亦有大家族同居共財之風，頗有許多學者，同時精研佛理與儒家的家庭禮法。
尤如南齊張融，他病卒遺令入殮，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這竟像後世所謂的「三教合一」了。
「佛法」與「孝道」，本是兩種正相背馳的精神而能同時存在。
佛教教理主張「無我」，乃至於「無生」。
但中國傳統家庭精神，正著重在「由小我來認取生命之緜延」。
中國家庭是父子重於夫婦的。
夫婦的結合尚是「人爲」，父子則屬「天倫」。
隻有從父子觀念上，纔可看出生命之緜延，纔可把人生融化入大自然。
因此夫婦組合的家庭，多少尚是平面的，自由的，友誼的，可分可合的，還可以個人主義爲中心的。
隻有父子組合的家庭，始是直線的，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超乎個人而沒入於人類生命大流中。
佛教出家思想，多半側重個人方面立論。
中國傳統家庭精神，早已是超個人的。
所以佛教出世思想，搖撼不動中國家庭的根本精神，而且父子相傳，生命永久緜延，亦與佛家個體輪迴的説法各走一邊，不相融洽。
這讓我們正可想像到當時中國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對於外來佛法新教義雖屬饑渴追尋，誠心探究，一面對於前代儒家舊禮教還是同樣的懇摯愛護，篤信不渝。
這裏面固然也有一些由於當時門第勢力等外在的因緣，但到底這一種似相衝突而終極融和的廣大寬平的胸襟，及其靜深圓密的熊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就此一點，便大可使我們預先料到，隻要一旦機緣成熟，勢必有一番調和完整的新境界之出現，這便是隋、唐以下的社會。
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可以説，他既沒有不可泯滅的民族界線，同時亦沒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戰爭。
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新分子之羼雜，隻引起了中國社會秩序之新調整，宗教新信仰之傳入，隻擴大了中國思想領域之新疆界。
在中國文化史裏，隻見有「吸收、融和、擴大」，不見有「分裂、鬥爭與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