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民族與新宗教之再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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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好算是宗教思想之衝突，而是政治問題的衝突。
崔浩提倡的是寇謙之一派的道教。
寇謙之在當時被尊奉爲「天師」。
他採用了不少西漢時代的「五德終始説」，這已不是東漢以來流傳在社會底層消極的神仙長生的道教，而又重返到西漢時代儒生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的傳統上去了。
在此衝突過程中，有「盪除胡神，擊破胡經」的口號發現，可見這一個衝突，顯然是北方士族想把政治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的一種努力。
一時北方佛法頗受壓迫，但崔浩一家不久便被族誅。
佛法終於再盛。
據魏書釋老志統許，在西元五四〇年時，北方佛寺到達三萬所，僧尼有二百萬，這真盛極一時了。
但是避調役，逃罪罰，並不能説真心信仰的，恐占多數。
那時北方佛寺營造之奢侈，以及像伊闕石窟、雲岡石窟等雕像之糜費，從傳統政治理論及社會秩序來看，佛法興盛，有損無益，因此北方又繼續經過幾次道、佛衝突之後，終於佛、道兩教全退處於次要的地位，實際政治領導權，始終仍爲士族所操持，而傳統的儒家精神終於復活，那是已在北周及隋、唐初期了。
南朝自東晉以後，佛教亦大盛。
那時南方佛教的風尚，與北方頗不同。
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擁護，頗想造成一種神權政治而沒有成功。
南方佛法則多由士大夫自由研習，他們多用純哲學的探究，要想把佛教哲學來代替儒家思想，成爲人生真理之新南針。
他們大體都是居士而非出家的僧侶。
因此北方佛教常帶「政治性」，南方佛教則多帶「哲學性」。
北方佛教重在「外面的莊嚴」，南方佛教重在「内部的思索」。
在這方面，南方佛教實較北方佛教爲解放。
當時南朝君主，如梁武帝，他的皈依佛教，亦純爲教義之真切嚮往，並不夾雜絲毫政治作用。
但尊信佛法，到底要歸重出世，或偏近莊老，不能做現實人生之指導。
梁武帝因爲一心崇佛，疏忽了實際政治，招緻大亂，自身被困餓死，這是南方佛法進展一大打擊。
當時南方亦有道、佛之爭，但所爭亦多屬哲理方面，並不牽涉政治問題。
當時有一爭辯最烈的，關於「人類靈魂之有無」問題，亦起在梁武帝時，一派主張人生隻有「心」的作用，沒有靈魂，人死則心作用亦隨與俱息，這一派稱爲「神滅論」。
另一派則主張人生除心外別有「靈魂」，靈魂不隨人死而俱滅，其人雖死，靈魂依然存在。
這一派稱爲「神不滅論」。
神滅論可説是中國的傳統觀念，隻要人死，其人的心靈作用隨以俱息，更無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
如此則人類生命隻限於現世，沒有所謂過去世與未來世。
換言之，人生隻有歷史上即文化界的過去世與未來世，沒有宗教上即靈魂界的過去世與未來世。
故人類隻當在此現實世界及其歷史世界裏努力，即向人類文化界努力，不應蔑去這個現世與歷史文化世界而另想一個未來世界。
如此則人生理論之歸宿，勢必仍走向儒家的路子。
當時主張神滅論的是範縝，這是中國傳統思想對佛教一個極有力而最中要害的打擊，梁武帝曾詔令羣臣各各爲文答辯。
可見範説在當時影響與震動之大。
隻要此下世運漸轉，現世生活重有希望，實際人生的領導權，終於要復歸到中國之舊傳統，我們隻看這一爭論，便可想見其端倪。
六 但上面所述南北雙方的佛法大行，若另換一副眼光看之，則還都是些助緣而非其主因。
我們要繼續略述南北朝時代，佛學盛行之真精神。
在中國史上，平民講學的風氣，從孔子、墨子開始，直到東漢末葉馬融、鄭玄，中間經歷將近千年，社會嚮學之風愈來愈盛。
漢末太學生至三萬人，可見一斑。
一到三國之亂，講學之風頓衰，一方面固由人心對於儒學暫時失卻信仰，同時亦因社會播遷流離，沒有講學的環境。
更重要的是士族門第都集中到中央政府，要求政治力量的庇護。
因爲士族集中，一面助長其奢侈與清談之風，一面與農村隔絕，漸漸失卻活力與生源，常自關閉在私家門第的小安樂窩裏，思想日陷於退嬰與消極，他們隻以莊老玄虛自娛，此如南方士族。
較好的亦不過能注重到政治問題而止，此如北方士族。
再沒有教育社會羣衆的精神與熱心了。
因此機緣，而後佛寺和僧侶，正好代之而興，掌握了社會大衆的教育權。
一般平民社會中的聰秀子弟，有志向學的，隻要走進廟宇，既得師友講習之樂，又獲書籍繙閱之便。
私人經濟不需掛慮，而一切兵火盜賊之災，亦不侵害到他們，又得當時南北雙方政府之提倡與擁護，佛法推行自然要更加蓬勃了。
在此我們需要特別指出一點，印度佛教，本與其他宗教不同，他雖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話粉飾，但到底是更傾向於人生哲學之研尋，並注重在人類内心智慧之自啓自悟的。
尤其在當時中國的佛教，更可説是哲理的探求遠超於宗教的信仰。
因此在印度，佛教以「小乘」爲正統，「大乘」爲閏位。
但在中國，則小乘推行時期甚短，兩晉以後即大乘盛行。
在印度，大乘初起，與小乘對抗極烈。
在中國，則開始即二乘錯雜輸入，兼聽並信。
此後大乘風靡，亦不以傍習小乘爲病。
至於持小乘譏毀大乘者，在中國幾絕無僅有。
中國佛教顯然是更偏重在學理而偏輕於信仰的，這又可説是中國文化一種特殊精神之表現。
那時的中、印交通，海道由廣州放洋，或由安南或由青島經爪哇、錫蘭等地而達印度。
陸道經西域，踰蔥嶺，經帕米爾高原、阿富汗斯坦入迦濕彌羅。
這兩條路，皆須經歷無窮艱險。
但中國僧人親往印度求法的，由三國末年迄於唐代中葉，先後將五百年間，繼續不斷，其至今有姓名可考者多達一百餘人，其名佚不傳者又有八十餘人，尚有其他失於記載的。
這些冒著道路艱險，遠往求法的人，幾乎全都是私人自動前往，極少由國家政府資助奉派。
他們遠往印度的心理，也絕對不能與基督徒禮拜耶路撒冷，回教徒謁麥加，或蒙古喇嘛參禮西天相擬並視。
雖則他們同樣
崔浩提倡的是寇謙之一派的道教。
寇謙之在當時被尊奉爲「天師」。
他採用了不少西漢時代的「五德終始説」，這已不是東漢以來流傳在社會底層消極的神仙長生的道教，而又重返到西漢時代儒生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的傳統上去了。
在此衝突過程中，有「盪除胡神，擊破胡經」的口號發現，可見這一個衝突，顯然是北方士族想把政治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的一種努力。
一時北方佛法頗受壓迫，但崔浩一家不久便被族誅。
佛法終於再盛。
據魏書釋老志統許，在西元五四〇年時，北方佛寺到達三萬所，僧尼有二百萬，這真盛極一時了。
但是避調役，逃罪罰，並不能説真心信仰的，恐占多數。
那時北方佛寺營造之奢侈，以及像伊闕石窟、雲岡石窟等雕像之糜費，從傳統政治理論及社會秩序來看，佛法興盛，有損無益，因此北方又繼續經過幾次道、佛衝突之後，終於佛、道兩教全退處於次要的地位，實際政治領導權，始終仍爲士族所操持，而傳統的儒家精神終於復活，那是已在北周及隋、唐初期了。
南朝自東晉以後，佛教亦大盛。
那時南方佛教的風尚，與北方頗不同。
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擁護，頗想造成一種神權政治而沒有成功。
南方佛法則多由士大夫自由研習，他們多用純哲學的探究，要想把佛教哲學來代替儒家思想，成爲人生真理之新南針。
他們大體都是居士而非出家的僧侶。
因此北方佛教常帶「政治性」，南方佛教則多帶「哲學性」。
北方佛教重在「外面的莊嚴」，南方佛教重在「内部的思索」。
在這方面，南方佛教實較北方佛教爲解放。
當時南朝君主，如梁武帝，他的皈依佛教，亦純爲教義之真切嚮往，並不夾雜絲毫政治作用。
但尊信佛法，到底要歸重出世，或偏近莊老，不能做現實人生之指導。
梁武帝因爲一心崇佛，疏忽了實際政治，招緻大亂，自身被困餓死，這是南方佛法進展一大打擊。
當時南方亦有道、佛之爭，但所爭亦多屬哲理方面，並不牽涉政治問題。
當時有一爭辯最烈的，關於「人類靈魂之有無」問題，亦起在梁武帝時，一派主張人生隻有「心」的作用，沒有靈魂，人死則心作用亦隨與俱息，這一派稱爲「神滅論」。
另一派則主張人生除心外別有「靈魂」，靈魂不隨人死而俱滅，其人雖死，靈魂依然存在。
這一派稱爲「神不滅論」。
神滅論可説是中國的傳統觀念，隻要人死，其人的心靈作用隨以俱息，更無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
如此則人類生命隻限於現世，沒有所謂過去世與未來世。
換言之，人生隻有歷史上即文化界的過去世與未來世，沒有宗教上即靈魂界的過去世與未來世。
故人類隻當在此現實世界及其歷史世界裏努力，即向人類文化界努力，不應蔑去這個現世與歷史文化世界而另想一個未來世界。
如此則人生理論之歸宿，勢必仍走向儒家的路子。
當時主張神滅論的是範縝，這是中國傳統思想對佛教一個極有力而最中要害的打擊，梁武帝曾詔令羣臣各各爲文答辯。
可見範説在當時影響與震動之大。
隻要此下世運漸轉，現世生活重有希望，實際人生的領導權，終於要復歸到中國之舊傳統，我們隻看這一爭論，便可想見其端倪。
六 但上面所述南北雙方的佛法大行，若另換一副眼光看之，則還都是些助緣而非其主因。
我們要繼續略述南北朝時代，佛學盛行之真精神。
在中國史上，平民講學的風氣，從孔子、墨子開始，直到東漢末葉馬融、鄭玄，中間經歷將近千年，社會嚮學之風愈來愈盛。
漢末太學生至三萬人，可見一斑。
一到三國之亂，講學之風頓衰，一方面固由人心對於儒學暫時失卻信仰，同時亦因社會播遷流離，沒有講學的環境。
更重要的是士族門第都集中到中央政府，要求政治力量的庇護。
因爲士族集中，一面助長其奢侈與清談之風，一面與農村隔絕，漸漸失卻活力與生源，常自關閉在私家門第的小安樂窩裏，思想日陷於退嬰與消極，他們隻以莊老玄虛自娛，此如南方士族。
較好的亦不過能注重到政治問題而止，此如北方士族。
再沒有教育社會羣衆的精神與熱心了。
因此機緣，而後佛寺和僧侶，正好代之而興，掌握了社會大衆的教育權。
一般平民社會中的聰秀子弟，有志向學的，隻要走進廟宇，既得師友講習之樂，又獲書籍繙閱之便。
私人經濟不需掛慮，而一切兵火盜賊之災，亦不侵害到他們，又得當時南北雙方政府之提倡與擁護，佛法推行自然要更加蓬勃了。
在此我們需要特別指出一點，印度佛教，本與其他宗教不同，他雖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話粉飾，但到底是更傾向於人生哲學之研尋，並注重在人類内心智慧之自啓自悟的。
尤其在當時中國的佛教，更可説是哲理的探求遠超於宗教的信仰。
因此在印度，佛教以「小乘」爲正統，「大乘」爲閏位。
但在中國，則小乘推行時期甚短，兩晉以後即大乘盛行。
在印度，大乘初起，與小乘對抗極烈。
在中國，則開始即二乘錯雜輸入，兼聽並信。
此後大乘風靡，亦不以傍習小乘爲病。
至於持小乘譏毀大乘者，在中國幾絕無僅有。
中國佛教顯然是更偏重在學理而偏輕於信仰的，這又可説是中國文化一種特殊精神之表現。
那時的中、印交通，海道由廣州放洋，或由安南或由青島經爪哇、錫蘭等地而達印度。
陸道經西域，踰蔥嶺，經帕米爾高原、阿富汗斯坦入迦濕彌羅。
這兩條路，皆須經歷無窮艱險。
但中國僧人親往印度求法的，由三國末年迄於唐代中葉，先後將五百年間，繼續不斷，其至今有姓名可考者多達一百餘人，其名佚不傳者又有八十餘人，尚有其他失於記載的。
這些冒著道路艱險，遠往求法的人，幾乎全都是私人自動前往，極少由國家政府資助奉派。
他們遠往印度的心理，也絕對不能與基督徒禮拜耶路撒冷，回教徒謁麥加，或蒙古喇嘛參禮西天相擬並視。
雖則他們同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