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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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地位，已確定落在讀書人手裏，因此社會漸趨安定，而一種強健的活力也漸見萎縮，不如西漢般虎虎有生氣。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從事政治事業是最尊榮的。
隻做一縣令，所轄土地逾百裡，所屬人口逾萬戶，縣廷掾屬，有多至千人以上者，這些全都由縣長自由辟署。
這已儼然像古代一小諸侯。
若爲一郡太守，轄地千裡，屬戶百萬，更可多所展布。
漢代又獎勵官吏久任，在職數十年不更易者有之。
其升遷又甚速捷，由縣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轉九卿而躋三公。
往往有由屬吏察舉十數年，四五轉即至三公之尊。
一爲三公，則全國事務，無所不當預聞。
天下安危，繫諸一身。
因此中國的讀書人，無有不樂於從政的。
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
因爲做官可以造福人羣，可以發展他的抱負與理想。
隻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羣，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書立説，依然希望他的學徒與讀者，將來得依他信仰與抱負，實際在政治上展布。
至於經商緻富，最多不過身家溫飽，或澤及鄉裡而止。
有大才智的，寧願安貧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經商自污，爲一時私家經濟打算而有累清名。
這恐是中國社會上特有的一種觀念，配合於其政治、經濟各方面狀熊而產生的一種極關重要的觀念。
這一種觀念，在異社會、異文化的人看來，自覺有奇異之感。
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國歷史之真熊與其文化精神之根本託命所在。
但如我們用純經濟的眼光來觀察，則這裏便又是另一番景象。
隻要你服發月俸二千石的官職，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達十年二十年以上，無論你是出身農村社會的一個平民學者，無論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當時的社會上，自然是居於翹然特出的地位了。
郡守九卿的屬吏，皆由他們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舉推駕。
將來這些屬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門生故吏遍滿要津了。
那時書籍寫在竹帛，竹重帛貴，頗不易得。
流傳難廣，一個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讀書與從政的優先權。
而且讀書家庭間聲息相通，這裏邊不免要相互幫忙。
在國家法律上，讀書從政是公開的，平等的，國民人人可得；但在社會實際情形上，則這兩種權益，容易在少數家庭中永遠佔到優勢。
因此東漢時代頗多由「累世經學」的家庭而成爲「累世公卿」的家庭。
那時雖已沒有貴族世襲的制度，但終不免因爲變相的世襲而成爲變相的貴族。
那種變相的貴族，便是所謂「士族」。
這種端倪，早起於西漢末葉，到東漢而大盛，下及魏晉南北朝，遂成爲一種特殊的「門第」，我們無以名之，隻有名之曰「郡縣國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貴族」。
這種新貴族形成之後，中國社會又自走上一個新階段，造成一種新形態，這是我們要在下一章裏述説的。
七 現在我們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説一番。
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新的軍人貴族並不能代之而起。
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爲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
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
但因中國傳統人生理想，不容許這一種富人中心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斷控制下，商業資本終於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漸擡頭，成爲貴族軍人與富人以外的另一種中心勢力與領導階級，這便是東漢以下之所謂「士族門第」。
這一種士族門第，他的立埸，並不站在古代血統傳襲的觀念上，亦不憑藉後世新起的軍人強力與商人富力來支持其地位，他們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憑藉而完成。
他們是憑藉在國家特定的法令制度上，在他們自身的教育上，換言之，是在他們的智力與道德之特別超詣上。
在西方歷史上，除卻貴族、軍人與商人外，其在社會上佔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會中的僧侶或教士。
此在中國則因宗教不發達，因此僧侶一派從未佔有特殊地位。
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則五經便是中國儒教的經典，那些東漢以下的士族，便相當於西方中古時期之僧侶。
我們不妨稱儒家爲一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在現實社會與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
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爲「入世」的。
西方宗教是「不預聞政治」的，而中國宗教則是「以政治爲生命」的，這是雙方的不同點。
但是無論如何説法，中國社會在東漢以下新士族門第之形成，這是中國文化歷史衍變中一種特有的形熊，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並無相似或同樣的形熊可資比較。
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從事政治事業是最尊榮的。
隻做一縣令，所轄土地逾百裡，所屬人口逾萬戶，縣廷掾屬，有多至千人以上者，這些全都由縣長自由辟署。
這已儼然像古代一小諸侯。
若爲一郡太守，轄地千裡，屬戶百萬，更可多所展布。
漢代又獎勵官吏久任，在職數十年不更易者有之。
其升遷又甚速捷，由縣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轉九卿而躋三公。
往往有由屬吏察舉十數年，四五轉即至三公之尊。
一爲三公，則全國事務，無所不當預聞。
天下安危，繫諸一身。
因此中國的讀書人，無有不樂於從政的。
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
因爲做官可以造福人羣，可以發展他的抱負與理想。
隻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羣，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書立説，依然希望他的學徒與讀者，將來得依他信仰與抱負，實際在政治上展布。
至於經商緻富，最多不過身家溫飽，或澤及鄉裡而止。
有大才智的，寧願安貧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經商自污，爲一時私家經濟打算而有累清名。
這恐是中國社會上特有的一種觀念，配合於其政治、經濟各方面狀熊而產生的一種極關重要的觀念。
這一種觀念，在異社會、異文化的人看來，自覺有奇異之感。
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國歷史之真熊與其文化精神之根本託命所在。
但如我們用純經濟的眼光來觀察，則這裏便又是另一番景象。
隻要你服發月俸二千石的官職，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達十年二十年以上，無論你是出身農村社會的一個平民學者，無論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當時的社會上，自然是居於翹然特出的地位了。
郡守九卿的屬吏，皆由他們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舉推駕。
將來這些屬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門生故吏遍滿要津了。
那時書籍寫在竹帛，竹重帛貴，頗不易得。
流傳難廣，一個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讀書與從政的優先權。
而且讀書家庭間聲息相通，這裏邊不免要相互幫忙。
在國家法律上，讀書從政是公開的，平等的，國民人人可得；但在社會實際情形上，則這兩種權益，容易在少數家庭中永遠佔到優勢。
因此東漢時代頗多由「累世經學」的家庭而成爲「累世公卿」的家庭。
那時雖已沒有貴族世襲的制度，但終不免因爲變相的世襲而成爲變相的貴族。
那種變相的貴族，便是所謂「士族」。
這種端倪，早起於西漢末葉，到東漢而大盛，下及魏晉南北朝，遂成爲一種特殊的「門第」，我們無以名之，隻有名之曰「郡縣國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貴族」。
這種新貴族形成之後，中國社會又自走上一個新階段，造成一種新形態，這是我們要在下一章裏述説的。
七 現在我們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説一番。
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新的軍人貴族並不能代之而起。
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爲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
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
但因中國傳統人生理想，不容許這一種富人中心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斷控制下，商業資本終於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漸擡頭，成爲貴族軍人與富人以外的另一種中心勢力與領導階級，這便是東漢以下之所謂「士族門第」。
這一種士族門第，他的立埸，並不站在古代血統傳襲的觀念上，亦不憑藉後世新起的軍人強力與商人富力來支持其地位，他們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憑藉而完成。
他們是憑藉在國家特定的法令制度上，在他們自身的教育上，換言之，是在他們的智力與道德之特別超詣上。
在西方歷史上，除卻貴族、軍人與商人外，其在社會上佔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會中的僧侶或教士。
此在中國則因宗教不發達，因此僧侶一派從未佔有特殊地位。
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則五經便是中國儒教的經典，那些東漢以下的士族，便相當於西方中古時期之僧侶。
我們不妨稱儒家爲一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在現實社會與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
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爲「入世」的。
西方宗教是「不預聞政治」的，而中國宗教則是「以政治爲生命」的，這是雙方的不同點。
但是無論如何説法，中國社會在東漢以下新士族門第之形成，這是中國文化歷史衍變中一種特有的形熊，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並無相似或同樣的形熊可資比較。
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