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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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抽收。
儻商人呈報不實，由旁人告發，則其全部資財得由政府沒收，而許報告者以半數之酬。
此一政策，在當時曾引起絕大騷動，對於一般富商大賈極爲不利。
但在政府的理論上，是依然根據於「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則而來的。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並不盡於上面所舉，我們隻藉此説明當時一輩人對調整社會經濟的意見。
漢武帝此種經濟政策，其背後有很深厚的經濟理論做他的背景。
在小戴禮記的禮運篇裏，有一段描寫當時人理想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説：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這是秦始皇到漢武帝時的一種理想社會主義。
這一種理想，在中國儒家思想裏，本有一貫甚深之流衍。
直到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還屢屢提出近於此類的理論。
他説：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
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
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
這是一個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
這一個均產論，有兩點極可注意。
第一點：此所謂均產，並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
中國傳統的均產論，隻在有寬度的平面上求均。
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
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線，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
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
中國人認爲大貧大富，一樣對於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
因此貧富各應有他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於個人行爲及社會秩序者以爲定。
中國人的經濟理論，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論，同樣根據人生理想爲出發，歸宿到人類内心之實際要求上。
並不曾就經濟而論經濟，結果乃緻經濟與人生脫節，如目前世界之形勢般。
中國儒家傳統經濟理論，其實仍隻是一個「禮治主義」，此在荀子書中發揮得最透徹，西漢學者的一般見解，大概都由此而來。
四 但漢武帝的經濟，在當時並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
漢武帝雖則引用了許多好理論，但當時的政府，實際是括削富人財力來支持撻伐匈奴以及開闢各邊疆的兵費，甚至是用來彌補宮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
到漢武帝末年，社會均產的理想，幾乎變成普遍的破產。
但武帝以後的一般學者，大體上依然贊成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隻主張由一個節儉的政府來實施。
這一種意見，逐漸醖釀，而促成王莽的變法。
王莽由禪讓的理論代替爲天子，他應該變法，一新政治。
政治的終極目標爲民衆，民衆的基本要求在經濟。
先要經濟均等，不使社會有大貧大富，然後再好講教育與其他。
因此王莽變法的最大目標，便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
他一方面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一方面要裁抑富商大賈的資本勢力。
他最重要的幾條法令： 第一：是田畝收歸國有，再公共分配，這是要恢復西周時代井田制度的。
在此制度下，可使永絕田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農與雇耕人。
其次：便是廢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過自由獨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繼續漢武帝時代的政策，厲行專賣制度，鹽、鐵、酒、錢幣及銀行五項，均不許社會私人經營。
其四：是對富商大賈施以各種重稅與限制。
譬如養一奴婢，便需出錢三千六百文，較漢制增十五倍，較普通平民的口稅則爲三十倍。
其五：則王莽並主張根本廢絕貨幣制度。
在當時人的意見，認爲社會貧富不均，由於富人之剝削，而剝削之根源，則由於商業與貨幣制度。
若將貨幣制度取消，使民間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熊，則農民庶可永保其經濟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
這一個見解，也並不起於王莽時代，在漢武帝以前已有這種理論了，不絕的傳衍下來，直到王莽時代，始見諸實施。
王莽的經濟政策，因種種原因而歸於失敗，但繼續王莽以後的，也還依然依照著這一個理論，不過在推行上則比較的弛緩。
解放奴隸的命令，在光武時代屢次頒佈，重農抑商，控制經濟，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之分，這是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兩千年内一貫的政策。
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此兩千年内，可説永遠在政府意識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過農奴制度，也始終沒有產生過資本主義。
五 經濟生活，隻是整個文化生活最
儻商人呈報不實，由旁人告發，則其全部資財得由政府沒收，而許報告者以半數之酬。
此一政策，在當時曾引起絕大騷動，對於一般富商大賈極爲不利。
但在政府的理論上，是依然根據於「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則而來的。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並不盡於上面所舉，我們隻藉此説明當時一輩人對調整社會經濟的意見。
漢武帝此種經濟政策，其背後有很深厚的經濟理論做他的背景。
在小戴禮記的禮運篇裏，有一段描寫當時人理想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説：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這是秦始皇到漢武帝時的一種理想社會主義。
這一種理想，在中國儒家思想裏，本有一貫甚深之流衍。
直到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還屢屢提出近於此類的理論。
他説：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
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
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
這是一個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
這一個均產論，有兩點極可注意。
第一點：此所謂均產，並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
中國傳統的均產論，隻在有寬度的平面上求均。
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
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線，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
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
中國人認爲大貧大富，一樣對於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
因此貧富各應有他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於個人行爲及社會秩序者以爲定。
中國人的經濟理論，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論，同樣根據人生理想爲出發，歸宿到人類内心之實際要求上。
並不曾就經濟而論經濟，結果乃緻經濟與人生脫節，如目前世界之形勢般。
中國儒家傳統經濟理論，其實仍隻是一個「禮治主義」，此在荀子書中發揮得最透徹，西漢學者的一般見解，大概都由此而來。
四 但漢武帝的經濟，在當時並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
漢武帝雖則引用了許多好理論，但當時的政府，實際是括削富人財力來支持撻伐匈奴以及開闢各邊疆的兵費，甚至是用來彌補宮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
到漢武帝末年，社會均產的理想，幾乎變成普遍的破產。
但武帝以後的一般學者，大體上依然贊成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隻主張由一個節儉的政府來實施。
這一種意見，逐漸醖釀，而促成王莽的變法。
王莽由禪讓的理論代替爲天子，他應該變法，一新政治。
政治的終極目標爲民衆，民衆的基本要求在經濟。
先要經濟均等，不使社會有大貧大富，然後再好講教育與其他。
因此王莽變法的最大目標，便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
他一方面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一方面要裁抑富商大賈的資本勢力。
他最重要的幾條法令： 第一：是田畝收歸國有，再公共分配，這是要恢復西周時代井田制度的。
在此制度下，可使永絕田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農與雇耕人。
其次：便是廢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過自由獨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繼續漢武帝時代的政策，厲行專賣制度，鹽、鐵、酒、錢幣及銀行五項，均不許社會私人經營。
其四：是對富商大賈施以各種重稅與限制。
譬如養一奴婢，便需出錢三千六百文，較漢制增十五倍，較普通平民的口稅則爲三十倍。
其五：則王莽並主張根本廢絕貨幣制度。
在當時人的意見，認爲社會貧富不均，由於富人之剝削，而剝削之根源，則由於商業與貨幣制度。
若將貨幣制度取消，使民間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熊，則農民庶可永保其經濟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
這一個見解，也並不起於王莽時代，在漢武帝以前已有這種理論了，不絕的傳衍下來，直到王莽時代，始見諸實施。
王莽的經濟政策，因種種原因而歸於失敗，但繼續王莽以後的，也還依然依照著這一個理論，不過在推行上則比較的弛緩。
解放奴隸的命令，在光武時代屢次頒佈，重農抑商，控制經濟，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之分，這是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兩千年内一貫的政策。
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此兩千年内，可説永遠在政府意識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過農奴制度，也始終沒有產生過資本主義。
五 經濟生活，隻是整個文化生活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