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
關燈
小
中
大
像的。
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裏，他們之所謂商人，與我們現社會之一般商人，實有很大異點。
隻看史記貨殖列傳，他把採冶、製造、種殖、畜牧、運輸，種種新的生產事業，隻要異乎以前百畝之家的封建農業的，全都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説，這些在當時是都被目爲商人的，因此養豬種橘，一樣的爲商人。
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栽種千樹橘的一個大企業家，倘使一樹產百橘，每年便收橘十萬。
在江陵是無法推銷此十萬橘子的，而那時亦並沒有專銷橘子的商人或水菓行。
那位種橘翁勢必自己想法，把十萬橘裝載車船，自己運輸到長安或其他大都市去。
而且他的推銷，亦並不重在市埸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貴族與大地主。
這一個種橘商人，他不僅墾地種橘需要奴隸與勞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萬橘子裝入車船以後，如何向各地貴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運銷，勢必仰賴於更聰明更能幹的奴隸，所以當時有「連車騎、交守相」的「桀點奴」，又有「轉轂以百數」的大賈人。
這是相因並至的。
因此漢代的奴隸，在田莊耕作的比較少，而在都市或舟車道路活動的比較多。
奴隸農業遠不如奴隸商業之重要。
而一般奴隸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許較普通農民爲優越。
農民中的活動份子，儘可因爲沒有資本憑藉而自願爲奴的。
政府對於奴隸，徵收人口稅，要比平民增額一倍。
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隸需二百四十文。
這些全歸收養奴隸的主人們負擔。
但因工商生業利潤較厚，因此在當時，仍禁不得蓄養奴隸風氣之盛行。
漢代另有一種變相的奴隸，稱爲「賓客」的，在當時社會上，亦極重要。
戰國中葉以下的貴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嘗君、信陵君等，這一風氣流傳到西漢，便成爲「任俠」。
當時一般農民社會，因受經濟壓迫，出賣爲奴，其情形已如上節所述。
亦有不願出賣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與口稅，則隻有亡命，亡命是流亡異地，因此逃脫政府戶口籍貫之調查而獲得非法自由的一種行爲。
但在那時，雖説有熱鬧的大都市，卻並沒有像近代式的旅館與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尋寄居與窩藏他的家庭。
那些窩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
但他們卻寧肯冒犯國家法令，窩藏流亡罪人，這便成其所謂「任俠」。
當時有些大俠的家裏，往往窩藏到幾百個亡命者，在當時則隻稱「賓客」，不稱奴隸。
那些賓客，寄居在此窩藏者的家裏，爲實際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幫助此窩主共謀生業。
這是一個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團，因此他們經營的生業，也往往是幾種不公開的犯法事業。
最普通的如私鑄幾幣，入山開礦，採伐森林，甚至掘墓盜塚，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們所慣爲。
那一輩任俠，一面擁有徒黨，肯爲他出死力，一面擁有財富，可供他行賄賂。
因此這一輩人，在當時社會上亦佔有極煊赫的地位與橫暴不可當的權勢。
我們可以説，「商賈」與「任俠」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新興的兩種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而起的兩種「變相的新貴族」。
嚴格言之，他們不是貴族，而是富人，但富人與貴族一樣擁有徒黨，一樣可以超然一般羣衆之上，憑藉其特異地位而幹犯國家法令。
其背後的原因，則爲社會貧富不均，驅使一輩貧苦民衆投奔他們身邊來造成他們的權勢。
要剷除這種特殊權勢，首先應該著眼在經濟的平衡上。
但漢代儘不乏寬恤農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輕，力役亦不重，待遇農民方面已算十分優厚，再要想法，自然要從壓制富人方面下手。
任俠本來是犯法的，雖得社會上一般勞苦大衆無識的稱譽，但在政府方面，竟不惜首先採用一種嚴厲手段來對付。
在漢景帝時代，各地的大俠，已爲政府絡續摧破。
到武帝時代，政府目光便轉移到商賈們的身上。
三 當時獲利最厚最大的商業，首推「鹽」、「鐵」兩項。
鹽爲人人佐膳所必需，鐵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這兩項商業的，擅利最厚。
當時的政府，便創出一個「鹽鐵官賣」乃至「國營」的政策來。
政府的理論是，鹽鐵爲天地間自然的寶藏，其利益應該爲社會大衆所共享，不應由一二私家獨擅。
因此政府在鹽鐵出產地特設官經營製造、運輸與銷售等事，免得爲商人所霸佔。
鹽鐵以外爲政府所專賣的便是「酒」，酒爲人人所喜，但是一種奢侈的飲料，因此政府收歸專賣，帶有「寓禁於售」的意思。
當時對於幾種特定的商品，收歸政府官賣以外，又對一般商人，設法增徵重稅。
當時增徵的標準，不許其貿易之利得，而隻計其經營業務之成本與資財。
各商人各自對其資本財產，由自己估價呈報，政府即
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裏，他們之所謂商人，與我們現社會之一般商人，實有很大異點。
隻看史記貨殖列傳，他把採冶、製造、種殖、畜牧、運輸，種種新的生產事業，隻要異乎以前百畝之家的封建農業的，全都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説，這些在當時是都被目爲商人的，因此養豬種橘，一樣的爲商人。
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栽種千樹橘的一個大企業家，倘使一樹產百橘，每年便收橘十萬。
在江陵是無法推銷此十萬橘子的，而那時亦並沒有專銷橘子的商人或水菓行。
那位種橘翁勢必自己想法，把十萬橘裝載車船，自己運輸到長安或其他大都市去。
而且他的推銷，亦並不重在市埸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貴族與大地主。
這一個種橘商人，他不僅墾地種橘需要奴隸與勞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萬橘子裝入車船以後，如何向各地貴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運銷，勢必仰賴於更聰明更能幹的奴隸，所以當時有「連車騎、交守相」的「桀點奴」，又有「轉轂以百數」的大賈人。
這是相因並至的。
因此漢代的奴隸，在田莊耕作的比較少，而在都市或舟車道路活動的比較多。
奴隸農業遠不如奴隸商業之重要。
而一般奴隸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許較普通農民爲優越。
農民中的活動份子，儘可因爲沒有資本憑藉而自願爲奴的。
政府對於奴隸，徵收人口稅，要比平民增額一倍。
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隸需二百四十文。
這些全歸收養奴隸的主人們負擔。
但因工商生業利潤較厚，因此在當時，仍禁不得蓄養奴隸風氣之盛行。
漢代另有一種變相的奴隸，稱爲「賓客」的，在當時社會上，亦極重要。
戰國中葉以下的貴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嘗君、信陵君等，這一風氣流傳到西漢，便成爲「任俠」。
當時一般農民社會，因受經濟壓迫，出賣爲奴，其情形已如上節所述。
亦有不願出賣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與口稅，則隻有亡命，亡命是流亡異地，因此逃脫政府戶口籍貫之調查而獲得非法自由的一種行爲。
但在那時，雖説有熱鬧的大都市，卻並沒有像近代式的旅館與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尋寄居與窩藏他的家庭。
那些窩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
但他們卻寧肯冒犯國家法令，窩藏流亡罪人，這便成其所謂「任俠」。
當時有些大俠的家裏，往往窩藏到幾百個亡命者，在當時則隻稱「賓客」，不稱奴隸。
那些賓客，寄居在此窩藏者的家裏，爲實際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幫助此窩主共謀生業。
這是一個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團，因此他們經營的生業，也往往是幾種不公開的犯法事業。
最普通的如私鑄幾幣，入山開礦，採伐森林，甚至掘墓盜塚，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們所慣爲。
那一輩任俠，一面擁有徒黨，肯爲他出死力，一面擁有財富，可供他行賄賂。
因此這一輩人，在當時社會上亦佔有極煊赫的地位與橫暴不可當的權勢。
我們可以説，「商賈」與「任俠」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新興的兩種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而起的兩種「變相的新貴族」。
嚴格言之，他們不是貴族，而是富人，但富人與貴族一樣擁有徒黨，一樣可以超然一般羣衆之上，憑藉其特異地位而幹犯國家法令。
其背後的原因，則爲社會貧富不均，驅使一輩貧苦民衆投奔他們身邊來造成他們的權勢。
要剷除這種特殊權勢，首先應該著眼在經濟的平衡上。
但漢代儘不乏寬恤農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輕，力役亦不重，待遇農民方面已算十分優厚，再要想法，自然要從壓制富人方面下手。
任俠本來是犯法的，雖得社會上一般勞苦大衆無識的稱譽，但在政府方面，竟不惜首先採用一種嚴厲手段來對付。
在漢景帝時代，各地的大俠，已爲政府絡續摧破。
到武帝時代，政府目光便轉移到商賈們的身上。
三 當時獲利最厚最大的商業，首推「鹽」、「鐵」兩項。
鹽爲人人佐膳所必需，鐵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這兩項商業的，擅利最厚。
當時的政府，便創出一個「鹽鐵官賣」乃至「國營」的政策來。
政府的理論是，鹽鐵爲天地間自然的寶藏，其利益應該爲社會大衆所共享，不應由一二私家獨擅。
因此政府在鹽鐵出產地特設官經營製造、運輸與銷售等事，免得爲商人所霸佔。
鹽鐵以外爲政府所專賣的便是「酒」，酒爲人人所喜，但是一種奢侈的飲料，因此政府收歸專賣，帶有「寓禁於售」的意思。
當時對於幾種特定的商品，收歸政府官賣以外，又對一般商人，設法增徵重稅。
當時增徵的標準，不許其貿易之利得，而隻計其經營業務之成本與資財。
各商人各自對其資本財產，由自己估價呈報，政府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