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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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觀念，淵源甚古。
尚書、左傳、論、孟書中，這一類的理論，到處可見。
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之創建，與社會思想之勃起，二者並行，這是不足爲異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會，那時可説隻分貴賤，不分貧富。
農民受田百畝，繳什一之稅，大體上是在一種均產狀況下過活。
封建社會漸次崩壞，農民遊離田畝，工商人自由的新生業出現，一般經濟，逐漸走上貧富不均的路，這已在上章約略説過。
同時封建地主，亦希望稅收增加，又希望手續簡單。
授田制度漸廢，認田不認人，隻收田租，不再派分田畝。
一面獎勵多耕，開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舊格子，如此則農戶中間亦漸生兼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兼平民軍隊興起，那時各國定制，殺獲敵方一甲士，可封五戶，成一小地主。
井田制度破壞，農村均產狀熊消滅，這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一原因。
同時因郡縣國家興起，春秋以來支離破碎的幾個小諸侯，各自關閉在他們底封建格子裏的，到戰國時代，單隻剩七個乃至九個大國了。
那時國内和國外的商業驟盛，大都市興起。
各國首都所在，全成爲當時的大商埸，尤其著名的，如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楚國的郢今湖北宜城縣，這些都是當時極繁盛的商業集散地。
因政治集中而商業集中，因政治擴大而商業擴大，這又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間内，統一政府穩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遂成爲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點。
現在先述及當時一般農民的經濟地位。
農民在當時，依照國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經濟實況言，則殊不盡然。
每一個自耕農，須向國家繳納地租，這是極輕額的。
依照法律規定，是十五稅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額，實等於三十而稅一，並有時常常全部免稅。
田租以外較大的負擔，則爲人口稅與兵役。
兵役分三類，一赴中央，作衛兵一年，這是由政府資給的。
一赴邊疆，作戍卒三天，這是沿襲古代封建慣例而來的。
古代封建諸侯疆域狹小，戍邊三天，速往返也不過六七天。
現在則國境遼廓，戍邊三天，實際無異於充當一個長時期的兵役。
不願去的，許出錢免役。
第三作地方軍一年。
又須在地方政府服勞役，每年三十天。
其不服勞役的也許出錢免役。
就國家立法言，這些負擔不算得很重。
但就當時一般社會經濟情形而論，則頗已於農民爲不利。
遠在戰國初年，錢幣的使用，已見開始，下迄漢代，又有黃金盛行。
黃金一斤，抵當銅幣一萬文。
金幣與銅幣的比數，相差甚遠。
一般農民在使用銅幣的經濟狀況下，自然是不能寬裕的，經不起大地主與大商人之盤剝與壓迫。
隻要遭遇水旱天災，或家人疾病死喪，便不免要典押田畝以濟急。
若把田畝典押，即失卻自耕農地位，變成一個租佃。
佃戶須向田主繳納近於百分之五十的租額，田主向政府仍納三十之一的租，其餘的是他底利剩。
如此則佃戶底經濟情況將更見惡劣。
但在國家的法律地位上，雙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戶依然要按年繳納人口稅，及充當兵役與勞役。
若他擔荷不起這些項目，就國家法律上看，他是一個逃避責任不盡職分之違法者。
如此他隻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遊離本鄉，逃脫了國家戶口冊的稽查，成一亡命者。
二：是把他自身出賣爲奴，奴隸的人口稅由其主人代繳，視平民加倍，他可不再負責了。
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賣爲奴，則在屢屢不完口稅與勞役後，亦將爲政府沒收充爲官奴婢。
這是漢代奴隸最大的來源。
西漢人口，根據末年統許，約爲六千萬。
當時的奴隸數，則史書未有精密記載，但大體計量，恐怕全國官私奴婢絕不緻超過二百萬之數。
在全國人口數中，該佔三十分之一左右。
較之西方希臘羅馬時代的奴婢數，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中國文化，始終站在自由農村的園地上滋長。
在一般自耕農之外便是租佃農與雇耕農，他們的經濟狀況雖較差，但在國家法律上，一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民。
至於在西方社會上的農奴制度，在中國是未曾實現過的。
至少在有歷史詳確記載的時代下，並無大規模的農奴制度存在之跡象。
在西漢的長安，雖有公開賣賈奴隸的市面，那時雖有家僅八百人以上的富戶，雖有一輩學者高唱重農主義與恤奴政策，但到底我們不能説漢代也有像羅馬般的農奴制度。
在國家統一的卵翼之下，商業繁柴，是不難想
尚書、左傳、論、孟書中，這一類的理論，到處可見。
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之創建，與社會思想之勃起，二者並行，這是不足爲異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會，那時可説隻分貴賤，不分貧富。
農民受田百畝，繳什一之稅，大體上是在一種均產狀況下過活。
封建社會漸次崩壞，農民遊離田畝，工商人自由的新生業出現，一般經濟，逐漸走上貧富不均的路，這已在上章約略説過。
同時封建地主，亦希望稅收增加，又希望手續簡單。
授田制度漸廢，認田不認人，隻收田租，不再派分田畝。
一面獎勵多耕，開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舊格子，如此則農戶中間亦漸生兼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兼平民軍隊興起，那時各國定制，殺獲敵方一甲士，可封五戶，成一小地主。
井田制度破壞，農村均產狀熊消滅，這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一原因。
同時因郡縣國家興起，春秋以來支離破碎的幾個小諸侯，各自關閉在他們底封建格子裏的，到戰國時代，單隻剩七個乃至九個大國了。
那時國内和國外的商業驟盛，大都市興起。
各國首都所在，全成爲當時的大商埸，尤其著名的，如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楚國的郢今湖北宜城縣，這些都是當時極繁盛的商業集散地。
因政治集中而商業集中，因政治擴大而商業擴大，這又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間内，統一政府穩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遂成爲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點。
現在先述及當時一般農民的經濟地位。
農民在當時，依照國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經濟實況言，則殊不盡然。
每一個自耕農，須向國家繳納地租，這是極輕額的。
依照法律規定，是十五稅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額，實等於三十而稅一，並有時常常全部免稅。
田租以外較大的負擔，則爲人口稅與兵役。
兵役分三類，一赴中央，作衛兵一年，這是由政府資給的。
一赴邊疆，作戍卒三天，這是沿襲古代封建慣例而來的。
古代封建諸侯疆域狹小，戍邊三天，速往返也不過六七天。
現在則國境遼廓，戍邊三天，實際無異於充當一個長時期的兵役。
不願去的，許出錢免役。
第三作地方軍一年。
又須在地方政府服勞役，每年三十天。
其不服勞役的也許出錢免役。
就國家立法言，這些負擔不算得很重。
但就當時一般社會經濟情形而論，則頗已於農民爲不利。
遠在戰國初年，錢幣的使用，已見開始，下迄漢代，又有黃金盛行。
黃金一斤，抵當銅幣一萬文。
金幣與銅幣的比數，相差甚遠。
一般農民在使用銅幣的經濟狀況下，自然是不能寬裕的，經不起大地主與大商人之盤剝與壓迫。
隻要遭遇水旱天災，或家人疾病死喪，便不免要典押田畝以濟急。
若把田畝典押，即失卻自耕農地位，變成一個租佃。
佃戶須向田主繳納近於百分之五十的租額，田主向政府仍納三十之一的租，其餘的是他底利剩。
如此則佃戶底經濟情況將更見惡劣。
但在國家的法律地位上，雙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戶依然要按年繳納人口稅，及充當兵役與勞役。
若他擔荷不起這些項目，就國家法律上看，他是一個逃避責任不盡職分之違法者。
如此他隻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遊離本鄉，逃脫了國家戶口冊的稽查，成一亡命者。
二：是把他自身出賣爲奴，奴隸的人口稅由其主人代繳，視平民加倍，他可不再負責了。
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賣爲奴，則在屢屢不完口稅與勞役後，亦將爲政府沒收充爲官奴婢。
這是漢代奴隸最大的來源。
西漢人口，根據末年統許，約爲六千萬。
當時的奴隸數，則史書未有精密記載，但大體計量，恐怕全國官私奴婢絕不緻超過二百萬之數。
在全國人口數中，該佔三十分之一左右。
較之西方希臘羅馬時代的奴婢數，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中國文化，始終站在自由農村的園地上滋長。
在一般自耕農之外便是租佃農與雇耕農，他們的經濟狀況雖較差，但在國家法律上，一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民。
至於在西方社會上的農奴制度，在中國是未曾實現過的。
至少在有歷史詳確記載的時代下，並無大規模的農奴制度存在之跡象。
在西漢的長安，雖有公開賣賈奴隸的市面，那時雖有家僅八百人以上的富戶，雖有一輩學者高唱重農主義與恤奴政策，但到底我們不能説漢代也有像羅馬般的農奴制度。
在國家統一的卵翼之下，商業繁柴，是不難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