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治政府之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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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三路線的，應該是最適時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條路線了。
事實上，他們亦確有極大的功績，隻可惜這一工作不爲後代的歷史家們所注意。
舉其代表人物，則自李斯到董仲舒，他們全都與當時的實際政治發生極大的關係。
舉其代表著作，則應該以易經的十傳，與收在小戴禮記中許多篇重要的文字爲主。
如大學、中庸、禮運、王制、樂記、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裏有其很大的貢獻，他們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與重要觀點，把來融化在儒家思想裏，成一新系統，留給此後中國思想界許多極重大的影響。
隻可惜這許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爲我們所知。
而後來推尊這許多著作的學者，相率把他們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認爲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與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發展程序弄糊塗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誤認爲是學術思想史上一段黯澹無光的時期。
代表第三路線的，除卻上述，尚有鄒衍創始的陰陽學派，亦在此下中國思想上佔著極重要的地位。
他們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爲宗的，尤其與易經學派走了比較接近的路子。
不過易經派的學者是在哲學與人生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陰陽學家則在政治與歷史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已。
關於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敍述，此不再詳。
以上指明了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期裏學術思想界的大概。
我們可以説，在此時期，並非學術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趨衰亡，而獨留儒家，存其傳統。
在當時，實在有追隨於時代潮流而興起的一種綜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並能把握到指導政治的潛勢力。
要明瞭此時期的政治演變，我們先需著眼於此派思想之精神。
我們並不能僅看秦始皇與漢武帝爲專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説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書事件。
一般見解常以此爲秦始皇採用專制政策摧殘學術之罪狀，並謂學術中歇便由於此。
其實此事在當時，純粹是一個政治思想上衝突的表現，而秦始皇和李斯，則比較站在較開明較合當時歷史大流的地位。
要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則就政治論，世界不應有兩個國家或兩個政府同時並存。
就社會論，人類亦不應分兩個階級，貴賤或貧富，同時並存。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再封建，便是這一個遠大理想之實施，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
他在當時，實在是追隨於戰國以來，政治上不許有兩個政府，社會上不許有兩個階級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的。
若僅謀便於一姓一家私政權之統治與鎮壓，則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帶一部分軍隊到各地去駐屯，模倣西周開國規模，實較穩妥。
當時東方一部分守舊泥古的學者，多請秦始皇復行封建，正爲此。
隻有李斯力勸秦始皇弗從衆議，而同時深感到思想言論上的龐雜情形，有礙於理想政策之推進。
恰巧李斯的老師荀卿，素來主張一種智識上的貴族主義，李斯又憧憬於學術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狀熊，遂開始請求政府正式出來統制學術。
這是荀卿思想之過激與褊狹，亦是當時要求思想統一的一種自然姿熊，並不能説是出於秦始皇個人之野心與私慾，亦並非他們存心摧殘學術。
後代人用「焚書」兩字做題目，來概括這件政治大爭議，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當時的真相，細讀太史公書，便知此事原委。
四 此下我們將約略把當時政治上的大體演變來證實上面的敍述。
古代政府，由春秋到戰國，全由貴族組織。
直到戰國中晚，始有遊士參加，這是平民學者參加政治之先聲。
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始終不過是一些客卿。
政府基礎，依然仍築在貴族階級身上。
秦始皇統一天下，當時人説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
這始遵照當時學者理論，徹底打破了貴族政府之積習。
待到漢初，全由一輩素樸農民爲君爲相的時代，轉反有些跡近反動。
一面重新封建諸侯，而中央政府則幾乎成爲一個軍人政府的形熊。
代表天子治理全國政務的是宰相，這是秦制。
但宰相非封侯的貴族不得爲。
依照當時慣例，非立軍功不得封侯。
因此當時追隨漢高祖爭奪天下的一個軍人集團，在外則裂土封王，在内則封侯拜相。
漢初政府實是一種「封建制度」與「軍人政府」之混合物，較之秦始皇時代，不得不説是一種逆退。
但不久封建勢力再次削滅，重新恢復到秦代郡縣一統的局面，這正是漢武帝開始即位時的情勢。
繼此又有一個大轉變，便是平民學者公孫弘，純粹因學者資格而獲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打破漢初舊制，從此以下，軍人政府漸變成士人政府，這是一個政治制度上極堪重視的轉變，因此轉變而軍人新貴族在政治上的特權取消，始可説到達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
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決不是周代般的貴族政府，亦決不是漢初般的軍人政府，一定應該是一種平民政府，由一輩在平民中有知識有修養的賢人，即士人，組織與領導的政府。
試問漢武帝當時如何完成這一個工作？我們便須繼此再講到當時對於學官的一番新整理，此即當時之所謂「五經博士」。
本來當時的
事實上，他們亦確有極大的功績，隻可惜這一工作不爲後代的歷史家們所注意。
舉其代表人物，則自李斯到董仲舒，他們全都與當時的實際政治發生極大的關係。
舉其代表著作，則應該以易經的十傳，與收在小戴禮記中許多篇重要的文字爲主。
如大學、中庸、禮運、王制、樂記、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裏有其很大的貢獻，他們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與重要觀點，把來融化在儒家思想裏，成一新系統，留給此後中國思想界許多極重大的影響。
隻可惜這許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爲我們所知。
而後來推尊這許多著作的學者，相率把他們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認爲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與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發展程序弄糊塗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誤認爲是學術思想史上一段黯澹無光的時期。
代表第三路線的，除卻上述，尚有鄒衍創始的陰陽學派，亦在此下中國思想上佔著極重要的地位。
他們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爲宗的，尤其與易經學派走了比較接近的路子。
不過易經派的學者是在哲學與人生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陰陽學家則在政治與歷史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已。
關於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敍述，此不再詳。
以上指明了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期裏學術思想界的大概。
我們可以説，在此時期，並非學術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趨衰亡，而獨留儒家，存其傳統。
在當時，實在有追隨於時代潮流而興起的一種綜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並能把握到指導政治的潛勢力。
要明瞭此時期的政治演變，我們先需著眼於此派思想之精神。
我們並不能僅看秦始皇與漢武帝爲專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説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書事件。
一般見解常以此爲秦始皇採用專制政策摧殘學術之罪狀，並謂學術中歇便由於此。
其實此事在當時，純粹是一個政治思想上衝突的表現，而秦始皇和李斯，則比較站在較開明較合當時歷史大流的地位。
要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則就政治論，世界不應有兩個國家或兩個政府同時並存。
就社會論，人類亦不應分兩個階級，貴賤或貧富，同時並存。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再封建，便是這一個遠大理想之實施，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
他在當時，實在是追隨於戰國以來，政治上不許有兩個政府，社會上不許有兩個階級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的。
若僅謀便於一姓一家私政權之統治與鎮壓，則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帶一部分軍隊到各地去駐屯，模倣西周開國規模，實較穩妥。
當時東方一部分守舊泥古的學者，多請秦始皇復行封建，正爲此。
隻有李斯力勸秦始皇弗從衆議，而同時深感到思想言論上的龐雜情形，有礙於理想政策之推進。
恰巧李斯的老師荀卿，素來主張一種智識上的貴族主義，李斯又憧憬於學術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狀熊，遂開始請求政府正式出來統制學術。
這是荀卿思想之過激與褊狹，亦是當時要求思想統一的一種自然姿熊，並不能説是出於秦始皇個人之野心與私慾，亦並非他們存心摧殘學術。
後代人用「焚書」兩字做題目，來概括這件政治大爭議，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當時的真相，細讀太史公書，便知此事原委。
四 此下我們將約略把當時政治上的大體演變來證實上面的敍述。
古代政府，由春秋到戰國，全由貴族組織。
直到戰國中晚，始有遊士參加，這是平民學者參加政治之先聲。
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始終不過是一些客卿。
政府基礎，依然仍築在貴族階級身上。
秦始皇統一天下，當時人説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
這始遵照當時學者理論，徹底打破了貴族政府之積習。
待到漢初，全由一輩素樸農民爲君爲相的時代，轉反有些跡近反動。
一面重新封建諸侯，而中央政府則幾乎成爲一個軍人政府的形熊。
代表天子治理全國政務的是宰相，這是秦制。
但宰相非封侯的貴族不得爲。
依照當時慣例，非立軍功不得封侯。
因此當時追隨漢高祖爭奪天下的一個軍人集團，在外則裂土封王，在内則封侯拜相。
漢初政府實是一種「封建制度」與「軍人政府」之混合物，較之秦始皇時代，不得不説是一種逆退。
但不久封建勢力再次削滅，重新恢復到秦代郡縣一統的局面，這正是漢武帝開始即位時的情勢。
繼此又有一個大轉變，便是平民學者公孫弘，純粹因學者資格而獲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打破漢初舊制，從此以下，軍人政府漸變成士人政府，這是一個政治制度上極堪重視的轉變，因此轉變而軍人新貴族在政治上的特權取消，始可説到達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
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決不是周代般的貴族政府，亦決不是漢初般的軍人政府，一定應該是一種平民政府，由一輩在平民中有知識有修養的賢人，即士人，組織與領導的政府。
試問漢武帝當時如何完成這一個工作？我們便須繼此再講到當時對於學官的一番新整理，此即當時之所謂「五經博士」。
本來當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