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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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形成許多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的小支派。
直到現在，若非先認識此各支派的界線，便無從瞭解西洋史。
但在中國，則上古時代，雖然有許多關於民族或民族間的分別名稱，常使讀史的人感覺麻煩，但越到後來，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體。
秦、漢以後的中國，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線之存在。
這不可不説亦是中西文化演進一絕不同之點。
因此在西洋歷史裏，開始便見到許多極顯明極清楚的民族界線。
在中國史裏，則隻説每一部族都成爲黃帝子孫，這正是中國古代人心中民族觀念之反映。
二 其次：要說到「宗敎觀念」。
根據殷墟甲骨文，當時人已有「上帝」觀念，上帝能興雨，能作旱，禾黍成敗皆由於上帝。
上帝是此世間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
但甲骨文裏並沒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證據。
他們對上帝所有籲請，多仰賴祖先之神靈爲媒介。
他們的觀念，似乎信爲他們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後依然回到上帝左右。
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觀念，在商代甲文裏早已有了。
他們既自把他們的祖先來配上帝，他們自應有下面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爲他們一族乃代表著上帝意旨而統治此世。
下界的王朝，即爲上帝之代表。
一切私人，並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籲請，有所蘄求。
上帝尊嚴，不管人世間的私事。
因此祭天大禮，隻有王室可以奉行。
商代是一個宗教性極濃厚的時代，故説：「殷人尚鬼。
」但似乎那時他們，已把宗教範圍在政治圈裏了。
上帝並不直接與下界小民相接觸，而要經過王室爲下界之總代表，才能將下界小民的籲請與蘄求，經過王室祖先的神靈以傳達於上帝之前。
這是中國民族的才性，在其將來發展上，政治成績勝過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採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變換之。
他們認爲上帝並不始終眷顧一部族，使其常爲下界的統治人。
若此一部族統治不佳，失卻上帝歡心，上帝將臨時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而另行挑選別一部族來擔任。
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爲天子的理論。
在尚書與詩經的大雅裏，都有很透徹很明白的發揮。
周代的祭天大禮，規定隻有天子奉行，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許私自祭天。
這一種制度，亦應該是沿著商代人的理論與觀念而來的。
殷、周兩代的政治力量，無疑的已是超於宗教之上了。
那時雖亦有一種僧侶掌司祭祀，但隻相當於政府的一種官吏而已。
至於社會私人，並非説他們不信上帝，隻在理論上認爲上帝既是尊嚴無上，他決不來預聞每一人的私事，他隻注意在全個下界的公共事業上，而應由此下界的一個公共代表來向上帝籲請與蘄求，這便是所謂天子了。
配合於這個「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時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廟制度）。
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與上帝一般，隻許天子祭，而不許諸侯卿大夫們祭。
如魯國的君主，隻許祭周公，不許祭文王。
這明明是宗教已爲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證。
換辭言之，亦可説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早便爲政治觀念所包圍而消化了。
相傳此種制度，大體由周公所制定，此即中國此下傳統的所謂「禮治」。
禮治隻是政治對於宗教吸收融和以後所產生的一種治體。
但我們不能由此誤會，以謂中國古代的宗教，隻是一種政治性的，爲上層統治階級所利用。
當知中國人觀念裏的上帝，實在是人類大羣體所公共的，一面不與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連最高統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
隻要此最高統治者脫離大羣立埸，失卻代表民衆的精神，他也隻成爲一個小我私人，他也並無直接感通上帝之權能。
而另一方面，上帝也決不爲一姓一族所私有。
換辭言之，上帝並無意志，即以地上羣體的意志爲意志。
上帝並無熊度，即以地上羣體的熊度爲熊度。
因此説：「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夏、商、周三代王統更疊，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們若説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觀念；我們也可説，中國古代的人道觀念，也已同樣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觀念。
我們可以説，中國宗教是一種渾全的「大羣教」而非個別的小我教。
當知個人小我可以有罪惡，大羣全體則無所謂罪惡，因此中國宗教裏並無罪惡觀念，由此發展引伸，便成爲將來儒、道兩家之「性善論」。
「性」是指的大羣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個別性」。
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羣全體則並無所謂出世。
充塞於宇宙全體的一個人生境界，是並無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國宗教，很富於現實性。
但此所謂現實，並非眼光短淺，興味狹窄，隻限於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
中國人的現實，隻是「渾全一整體」，他看「宇宙」與「人生」都融成一片了。
融成一片，則並無「内外」，並無「彼我」，因此也並無所謂「出世與入世」。
此即是中國人之所謂「天人合一」。
上帝與人類全體大羣之合一。
將來的儒家思想，便由此發揮進展，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直從人道觀念打通到宗教觀念。
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人的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
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根本便是一種宗教。
這一個源頭，遠從中國古代人的宗教觀念裏已可看出來了。
三 第三：說到「國家觀念」。
中國古代人，一面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於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羣全體，而不爲一部一族所私有。
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
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
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
周初封建時代，雖同時有一兩百個國家存在，但此一兩百國家，各各向著一個中心，即周天子。
正如天空的羣星，圍拱一個北鬥，地面的諸川，全都朝宗於大海。
國家並非最高最後的，這在很早已成爲中國人觀念之一了。
因此在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間，他們莫不熱心於國際的和平運動。
諸夏同盟的完成，證明他們多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學者興起，這個趨勢更爲昭著。
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狹義的國家觀念的。
即當時一輩遊士，專在國際政治方面活動，他們自結徒黨，造成一個國際外交陣容，分別在某幾個政府裏掌握到政權，而互相聯結。
另一批集團，則在另幾個政府裏活動，他們一旦把捉到政權，即把那幾個國家聯結起來。
因此他們的政治地位，並不專靠在國内，而多分卻靠在國外。
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遊士，可以立即轉換國際陣容之離合。
此等遊士，當時謂之縱橫家。
從某一方面看，戰國的縱橫家，還是沿著春秋時代的霸業運動而來。
他們的性質，一樣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性的，並非抱狹義的國家觀念者所能有。
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看爲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隻有兩人。
一是楚國的屈原，一是韓國的韓非。
他們都是貴族，因此與同時一輩平民遊士的熊度不同。
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其事尚屬疑問。
則其時始終堅抱狹義國家觀念的
直到現在，若非先認識此各支派的界線，便無從瞭解西洋史。
但在中國，則上古時代，雖然有許多關於民族或民族間的分別名稱，常使讀史的人感覺麻煩，但越到後來，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體。
秦、漢以後的中國，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線之存在。
這不可不説亦是中西文化演進一絕不同之點。
因此在西洋歷史裏，開始便見到許多極顯明極清楚的民族界線。
在中國史裏，則隻説每一部族都成爲黃帝子孫，這正是中國古代人心中民族觀念之反映。
二 其次：要說到「宗敎觀念」。
根據殷墟甲骨文，當時人已有「上帝」觀念，上帝能興雨，能作旱，禾黍成敗皆由於上帝。
上帝是此世間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
但甲骨文裏並沒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證據。
他們對上帝所有籲請，多仰賴祖先之神靈爲媒介。
他們的觀念，似乎信爲他們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後依然回到上帝左右。
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觀念，在商代甲文裏早已有了。
他們既自把他們的祖先來配上帝，他們自應有下面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爲他們一族乃代表著上帝意旨而統治此世。
下界的王朝，即爲上帝之代表。
一切私人，並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籲請，有所蘄求。
上帝尊嚴，不管人世間的私事。
因此祭天大禮，隻有王室可以奉行。
商代是一個宗教性極濃厚的時代，故説：「殷人尚鬼。
」但似乎那時他們，已把宗教範圍在政治圈裏了。
上帝並不直接與下界小民相接觸，而要經過王室爲下界之總代表，才能將下界小民的籲請與蘄求，經過王室祖先的神靈以傳達於上帝之前。
這是中國民族的才性，在其將來發展上，政治成績勝過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採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變換之。
他們認爲上帝並不始終眷顧一部族，使其常爲下界的統治人。
若此一部族統治不佳，失卻上帝歡心，上帝將臨時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而另行挑選別一部族來擔任。
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爲天子的理論。
在尚書與詩經的大雅裏，都有很透徹很明白的發揮。
周代的祭天大禮，規定隻有天子奉行，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許私自祭天。
這一種制度，亦應該是沿著商代人的理論與觀念而來的。
殷、周兩代的政治力量，無疑的已是超於宗教之上了。
那時雖亦有一種僧侶掌司祭祀，但隻相當於政府的一種官吏而已。
至於社會私人，並非説他們不信上帝，隻在理論上認爲上帝既是尊嚴無上，他決不來預聞每一人的私事，他隻注意在全個下界的公共事業上，而應由此下界的一個公共代表來向上帝籲請與蘄求，這便是所謂天子了。
配合於這個「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時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廟制度）。
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與上帝一般，隻許天子祭，而不許諸侯卿大夫們祭。
如魯國的君主，隻許祭周公，不許祭文王。
這明明是宗教已爲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證。
換辭言之，亦可説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早便爲政治觀念所包圍而消化了。
相傳此種制度，大體由周公所制定，此即中國此下傳統的所謂「禮治」。
禮治隻是政治對於宗教吸收融和以後所產生的一種治體。
但我們不能由此誤會，以謂中國古代的宗教，隻是一種政治性的，爲上層統治階級所利用。
當知中國人觀念裏的上帝，實在是人類大羣體所公共的，一面不與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連最高統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
隻要此最高統治者脫離大羣立埸，失卻代表民衆的精神，他也隻成爲一個小我私人，他也並無直接感通上帝之權能。
而另一方面，上帝也決不爲一姓一族所私有。
換辭言之，上帝並無意志，即以地上羣體的意志爲意志。
上帝並無熊度，即以地上羣體的熊度爲熊度。
因此説：「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夏、商、周三代王統更疊，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們若説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觀念；我們也可説，中國古代的人道觀念，也已同樣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觀念。
我們可以説，中國宗教是一種渾全的「大羣教」而非個別的小我教。
當知個人小我可以有罪惡，大羣全體則無所謂罪惡，因此中國宗教裏並無罪惡觀念，由此發展引伸，便成爲將來儒、道兩家之「性善論」。
「性」是指的大羣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個別性」。
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羣全體則並無所謂出世。
充塞於宇宙全體的一個人生境界，是並無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國宗教，很富於現實性。
但此所謂現實，並非眼光短淺，興味狹窄，隻限於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
中國人的現實，隻是「渾全一整體」，他看「宇宙」與「人生」都融成一片了。
融成一片，則並無「内外」，並無「彼我」，因此也並無所謂「出世與入世」。
此即是中國人之所謂「天人合一」。
上帝與人類全體大羣之合一。
將來的儒家思想，便由此發揮進展，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直從人道觀念打通到宗教觀念。
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人的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
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根本便是一種宗教。
這一個源頭，遠從中國古代人的宗教觀念裏已可看出來了。
三 第三：說到「國家觀念」。
中國古代人，一面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於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羣全體，而不爲一部一族所私有。
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
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
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
周初封建時代，雖同時有一兩百個國家存在，但此一兩百國家，各各向著一個中心，即周天子。
正如天空的羣星，圍拱一個北鬥，地面的諸川，全都朝宗於大海。
國家並非最高最後的，這在很早已成爲中國人觀念之一了。
因此在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間，他們莫不熱心於國際的和平運動。
諸夏同盟的完成，證明他們多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學者興起，這個趨勢更爲昭著。
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狹義的國家觀念的。
即當時一輩遊士，專在國際政治方面活動，他們自結徒黨，造成一個國際外交陣容，分別在某幾個政府裏掌握到政權，而互相聯結。
另一批集團，則在另幾個政府裏活動，他們一旦把捉到政權，即把那幾個國家聯結起來。
因此他們的政治地位，並不專靠在國内，而多分卻靠在國外。
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遊士，可以立即轉換國際陣容之離合。
此等遊士，當時謂之縱橫家。
從某一方面看，戰國的縱橫家，還是沿著春秋時代的霸業運動而來。
他們的性質，一樣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性的，並非抱狹義的國家觀念者所能有。
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看爲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隻有兩人。
一是楚國的屈原，一是韓國的韓非。
他們都是貴族，因此與同時一輩平民遊士的熊度不同。
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其事尚屬疑問。
則其時始終堅抱狹義國家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