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
關燈
小
中
大
此，所以一到春秋時代，雖則西周王室東遷，他爲中原諸侯共主的尊嚴早已失去，但還可以有齊桓公、晉文公一輩在列國諸侯中稱霸爲盟主的起來，代替王室，繼續聯合和好與統一的工作。
這是西方希臘政治所不能完成的。
因此西方希臘諸市府，一到中國秦、漢時代，便不免完全爲羅馬所吞滅，從此西方文化又要走入一新境界。
但中國秦、漢時代，卻並非如西方般，由外面來了一個新勢力，把舊有的中國吞滅，中國秦、漢時代，隻是在舊中國的内部，自身有一種改進，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而成「郡縣式的統一」，使其統一之性質與功能，益增完密與強固而已。
我們繼此可以説到西方羅馬與漢代之不同。
羅馬政府的性質，論其原始也和希臘市府一般。
後來逐步向外伸張，始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
這一個帝國之組織，有他的中心即羅馬城，與其四圍之征服地。
這是在帝國内部顯然對立的兩個部分。
至於中國漢代，其開始並沒有一個像希臘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漢代的中國，大體上依然承襲春秋、戰國時代來，隻在其内部組織上，起了一種新變化。
這一種變化，即如上節所説，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成爲郡縣式的統一。
因此漢代中國，我們隻可説他有了一種新組織，卻不能説他遇到一個新的征服者。
羅馬帝國由征服而完成，漢代中國則不然。
那時的中國，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商、周時代，國家體制早已逐漸完成了。
一到漢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組織之醖釀與轉化。
因此在羅馬帝國裏面，顯然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部分之對立，而在漢代中國，則渾然整然，隻是一體相承，並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區分。
西方習慣稱羅馬爲帝國（Empire），漢代中國決不然，隻可稱爲一國家（Nation）。
照西方歷史講，由希臘到羅馬，不僅當時的政治形熊變了，由市府到帝國，而且整個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傳統也全都變了，由希臘人及希臘諸市府變到羅馬人與羅馬帝國。
而那時的中國，則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一些也沒有變，依然是中國人和中國，隻變了他内部的政治形熊，由封建到郡縣。
我們再由此説到羅馬覆亡後的西方中古時期，和中國漢代覆亡後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兩者中間仍有顯著的不同。
羅馬覆亡，依然和希臘覆亡一樣，是遇到了一個新的征服者，北方蠻族。
此後的歐洲史，不僅政治形熊上發生變動，由帝國到封建，而且在整個的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上也一樣的發生變動，由南方羅馬人轉變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羅馬帝國轉變到中世紀封建諸王國。
中國漢代的覆滅，並不是在中國以外，另來了一個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國内部起了一種政治形熊之動盪。
東漢以後，魏、蜀、吳三國分裂，下及西晉統一，依然可以説是一種政治變動，而非整個民族和國家傳統之轉移。
此後五胡亂華，雖有不少當時稱爲胡人的乘機起亂，但此等胡人，早已歸化中國，多數居在中國内地，已經同樣受到中國的教育。
他們的動亂，嚴格言之，仍可看作當時中國内部的一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非在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之外，另來一個新的征服者。
若依當時人口比數論，不僅南方中國，全以中國漢人爲主體，即在北方中國，除卻少數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戶口依然是中國的漢人。
當時南方政治系統，固然沿著漢代以來的舊傳統與舊規模，即在北朝，除卻王室由胡族爲之，其一部分主要的軍隊由胡人充任以外，全個政府，還是胡、漢合作。
中國許多故家大族，沒有南遷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當時政治上的中堅勢力，而社會下層農、工、商、賈各色人等，則全以漢人爲主幹。
因此當時北朝的政治傳統，社會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説一樣承襲著漢代而仍然爲中國式的舊傳統。
雖不免有少許變動，但這種變動，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所不免。
若單論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文化上的大趨向，則根本並無搖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代，北方蠻族完全以一種新的民族出現而爲此下西方歷史之主幹，舊的羅馬人則在數量上已成被壓倒的劣勢而逐漸消失。
反之，在中國史上，魏晉南北朝時代，依然以舊的中國人爲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各部門各方面之主幹與中堅。
至於新的胡人，隻以比較的少數加入活動，如以許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條大河中，當時雖有一些激動，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
這一層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和歐洲中古時期的絕大不同處。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期，可以説是一個轉變，亦可説是一個脫節，那時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興的。
北方日耳曼民族成爲將來歷史和文化之主幹，這是新興的。
當時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興的。
西方的封建，乃羅馬政治崩潰後，自然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根本與中國史上西周時代所謂的封建不同。
中國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國統一政治進展中之一步驟、一動象；西方封建，則爲羅馬政治解消以後一種暫時脫節的現象。
那時在西方主持聯合與統一工作的，主要者並非封建制度，而爲基督教的教會組織。
這種教會組織又是新興的。
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會之三者，成爲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
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雖同樣有印度佛教之流入，並亦一時稱盛，但在歷史影響上，復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基督教絕然不同。
基督教是在羅馬文化爛熟腐敗以後，完全以新的姿熊出現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蠻族的功能的。
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以往傳統文化並未全部衰歇。
孔子的教訓，依然爲社會人生之最大信仰與最大歸趨，隻在那時又新增了一個由印度傳來的
這是西方希臘政治所不能完成的。
因此西方希臘諸市府，一到中國秦、漢時代，便不免完全爲羅馬所吞滅，從此西方文化又要走入一新境界。
但中國秦、漢時代，卻並非如西方般，由外面來了一個新勢力，把舊有的中國吞滅，中國秦、漢時代，隻是在舊中國的内部，自身有一種改進，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而成「郡縣式的統一」，使其統一之性質與功能，益增完密與強固而已。
我們繼此可以説到西方羅馬與漢代之不同。
羅馬政府的性質，論其原始也和希臘市府一般。
後來逐步向外伸張，始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
這一個帝國之組織，有他的中心即羅馬城，與其四圍之征服地。
這是在帝國内部顯然對立的兩個部分。
至於中國漢代，其開始並沒有一個像希臘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漢代的中國，大體上依然承襲春秋、戰國時代來，隻在其内部組織上，起了一種新變化。
這一種變化，即如上節所説，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成爲郡縣式的統一。
因此漢代中國，我們隻可説他有了一種新組織，卻不能説他遇到一個新的征服者。
羅馬帝國由征服而完成，漢代中國則不然。
那時的中國，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商、周時代，國家體制早已逐漸完成了。
一到漢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組織之醖釀與轉化。
因此在羅馬帝國裏面，顯然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部分之對立，而在漢代中國，則渾然整然，隻是一體相承，並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區分。
西方習慣稱羅馬爲帝國（Empire），漢代中國決不然，隻可稱爲一國家（Nation）。
照西方歷史講，由希臘到羅馬，不僅當時的政治形熊變了，由市府到帝國，而且整個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傳統也全都變了，由希臘人及希臘諸市府變到羅馬人與羅馬帝國。
而那時的中國，則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一些也沒有變，依然是中國人和中國，隻變了他内部的政治形熊，由封建到郡縣。
我們再由此説到羅馬覆亡後的西方中古時期，和中國漢代覆亡後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兩者中間仍有顯著的不同。
羅馬覆亡，依然和希臘覆亡一樣，是遇到了一個新的征服者，北方蠻族。
此後的歐洲史，不僅政治形熊上發生變動，由帝國到封建，而且在整個的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上也一樣的發生變動，由南方羅馬人轉變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羅馬帝國轉變到中世紀封建諸王國。
中國漢代的覆滅，並不是在中國以外，另來了一個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國内部起了一種政治形熊之動盪。
東漢以後，魏、蜀、吳三國分裂，下及西晉統一，依然可以説是一種政治變動，而非整個民族和國家傳統之轉移。
此後五胡亂華，雖有不少當時稱爲胡人的乘機起亂，但此等胡人，早已歸化中國，多數居在中國内地，已經同樣受到中國的教育。
他們的動亂，嚴格言之，仍可看作當時中國内部的一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非在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之外，另來一個新的征服者。
若依當時人口比數論，不僅南方中國，全以中國漢人爲主體，即在北方中國，除卻少數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戶口依然是中國的漢人。
當時南方政治系統，固然沿著漢代以來的舊傳統與舊規模，即在北朝，除卻王室由胡族爲之，其一部分主要的軍隊由胡人充任以外，全個政府，還是胡、漢合作。
中國許多故家大族，沒有南遷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當時政治上的中堅勢力，而社會下層農、工、商、賈各色人等，則全以漢人爲主幹。
因此當時北朝的政治傳統，社會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説一樣承襲著漢代而仍然爲中國式的舊傳統。
雖不免有少許變動，但這種變動，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所不免。
若單論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文化上的大趨向，則根本並無搖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代，北方蠻族完全以一種新的民族出現而爲此下西方歷史之主幹，舊的羅馬人則在數量上已成被壓倒的劣勢而逐漸消失。
反之，在中國史上，魏晉南北朝時代，依然以舊的中國人爲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各部門各方面之主幹與中堅。
至於新的胡人，隻以比較的少數加入活動，如以許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條大河中，當時雖有一些激動，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
這一層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和歐洲中古時期的絕大不同處。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期，可以説是一個轉變，亦可説是一個脫節，那時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興的。
北方日耳曼民族成爲將來歷史和文化之主幹，這是新興的。
當時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興的。
西方的封建，乃羅馬政治崩潰後，自然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根本與中國史上西周時代所謂的封建不同。
中國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國統一政治進展中之一步驟、一動象；西方封建，則爲羅馬政治解消以後一種暫時脫節的現象。
那時在西方主持聯合與統一工作的，主要者並非封建制度，而爲基督教的教會組織。
這種教會組織又是新興的。
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會之三者，成爲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
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雖同樣有印度佛教之流入，並亦一時稱盛，但在歷史影響上，復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基督教絕然不同。
基督教是在羅馬文化爛熟腐敗以後，完全以新的姿熊出現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蠻族的功能的。
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以往傳統文化並未全部衰歇。
孔子的教訓，依然爲社會人生之最大信仰與最大歸趨，隻在那時又新增了一個由印度傳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