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敦煌邊飾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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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羅”，“方勝”本為斜方形的稱呼，“羅”字指明其為絲織。
又一處是宋莊綽的《雞肋篇》中說“錐小兒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可見斜方形花是最易編織的花紋圖案。
在唐大曆六年關于絲織花紋的禁令上所提到的名稱，如盤龍、對鳳、孔雀、芝草、萬字等中間也有“雙勝”之名，當是重疊的菱形圖案。
菱形的普遍地作為絲織物圖案當無疑問。
敦煌中菱形花也在早期洞中用于椽和支條上，更可注意它是繼續原來傳統，如在漢磚柱磚楣上所見。
敦煌邊飾除卷草外最常見的是畫幅周沿的“文繡”文，而“文繡”文中除菱形外就是“圓窠”。
這兩者之外就是半個略約如棱形的花紋的對錯和半個“圓窠”花紋的對錯，此外就是“一整兩破”的菱形或圖案。
這些圖案也都最常見于衣緣，證明其為文繡绫錦的正常圖案。
唐绫錦的名稱中就有“小圓窠”“窠文錦”“獨窠”“四窠”“鏡花绫”等都是表示文繡中的團花紋的。
而其中的“獨窠”當是近代所謂大團花。
内中花紋如對雁、對鷹、對麒麟、對獅子、對虎、對豹，在唐武則天時曾是表示官職榮譽的，而在唐開元十九年玄宗時又曾敕六品以下“不得着獨窠繡绫，婦人服飾各依夫子”等語，如此嚴重當已成為階級制度的标志了。
幾何紋的圖案中還有一種龜甲錦文，也是唐的典型稱龜背錦的，常見于人物衣袍上面。
此外在唐以前北魏、西魏和隋的洞窟邊飾中還有多種非中國的絲織物花紋，顯著地表現着薩珊波斯的來源，如新月形飛馬大圓窠孔雀翎等。
這些圖案多用小白粉點、小圓圈或連珠圓點等點綴其間，疑為蠟染手法所産生的處理方法，但這些圖案不多見于建築物上，而是描于人像衣服上的。
顯為當時西域傳入的波斯系之絲織物，不屬于中國的錦文類内。
總之，敦煌圖案花紋有主要的三種來源。
一是伊蘭系的石刻浮雕上的圖案花紋，代表這種的是各種并列的忍冬葉紋。
二是秦漢建築物上的雲氣龍紋系統的圖案，這種圖案在敦煌多散見于壁畫上或人字坡下木椽之間等。
三是“文繡”錦文的系統，多見于畫幅周沿，亦見于人物衣領上者。
這三種來源基本地都是發展在建築結構上的裝飾同建築結合在一起的。
第一、第二兩種來源性質雖不相同，但在敦煌的條件下它們都是以粉彩畫裝飾建築中的虛構的結構部分，既非石造也非木構，隻是畫在泥壁上的長條邊飾，所以很快地就彼此混合産生如雲又如龍的長條草葉裝飾圖案。
唐卷草就是最成熟的花樣。
以上的三種圖案在敦煌的洞窟外木造建築部分中也被應用在梁柱、門楣、藻井支條上。
後代所常用的豐富的中國建築彩畫的主要源流都可以追溯至此。
同時在敦煌之外的地區裡凡是金屬和木作的器物，玉作石刻的裝飾也都可以應用這些為刻镂的圖案。
唐宋所發展的彩缯錦繡絲織上的紋樣也同這裡建築上所見的彩畫系統始終保持着密切關系，互相影響。
唐宋绫錦無疑地也常用卷草，所謂盤條缭绫不知是否。
此外今日所知織錦名稱中唐宋以來隻有“瑞草”一名提到草的圖案，其他如“偏地雜花”“重蓮”“紅細花盤雕”等則無一指示其為卷草，而都着重于卷在它們當中的花。
在實物方面和畫中人物的衣上所見到若幹證例，也是以草卷花而名稱，當然便随花了。
在建築上後代用菱形龜背鱗甲錦文的彩畫則極普遍，宋代《營造法式》的彩畫作中就詳畫各種錦文的規格名稱，錦文在彩畫中始終占重要位置。
這一切都不足為怪，事實上佛教繪畫中的一切圖案都發展到整個工藝範圍以内的裝飾方面。
或繪、或雕、鑲嵌、刻镂、或織、或繡、陶瓷、五金，各依材質都可以靈活處理，普遍地應用起來，各地發掘唐墓中遺物和日本皇室所保存的唐代器物都可供參證。
當中國佛教藝術興盛之時，造像同工藝美術也随着佛教的傳播流傳入朝鮮和日本。
現在從朝鮮三國時期和日本推古甯古、天平、平安的遺物裡南北朝和唐的影響都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至今對北魏型或唐代卷草都稱作“唐草”，尤為有趣。
北魏的忍冬草葉紋和唐卷草紋 敦煌圖案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北魏洞中四瓣側面的忍冬草葉的圖案類型和唐卷草紋的多種變化和生動；再次則為忍冬以外手法和題材上顯然為各種外來新鮮因素的滲入。
如白粉線和小散花的運用，題材中的飛馬連珠等；末後則是绫錦紋的種類和變化。
今分述如下。
北魏忍冬草葉紋 在全世界裡的各種圖案體系中追尋草葉紋的根源，發現古代植物花紋是極少而且極簡單的。
埃及的确有過花草類圖案，它有過包蕊水蓮和蘆葦花等典型的幾種，但這些傳到希臘體系的圖案時已演成“卵和箭簇”的圖案，原樣已變動得不可辨認，在小亞細亞一帶這一類“卵和箭簇”和尖頭小葉瓣都還保持使用，至傳入印度北部的犍陀羅雕刻時這兩種的混合卻變成了印度佛教像座或背光上最常用的蓮瓣。
後來随佛像傳入中國便極普遍地為我們所吸收，我們南北朝期的仰蓮覆蓮、蓮瓣紋都有極豐富的發展，是各種像座和須彌座上最主要的圖案，而且唐宋以來還應普遍地應用到我們的柱礎上。
第二種可以稱為植物花樣的隻有巴比倫——亞速系統的一種“一束草葉”的圖案和極簡單的圓形多瓣單朵的花。
除此之外，說也奇怪，世界上早期的圖案中，就沒有再找到确為花或草的紋樣。
原始時期的民族和遊牧狩獵時代産生了複雜的幾何紋和蟲蛇鳥獸，對于花草似乎沒有興趣。
就是這“一束草”也還不是花葉，隻不過是一把草葉捆在一起的樣子。
“一束草”圖案是七個葉瓣束緊了，上端散開，底下托着的梗子有兩個卷頭底下分左右兩股橫着牽去，聯上左右兩旁同樣的圖案，做成一種橫的邊飾。
這種邊飾最初見于亞速的釉牆上面。
這個式樣傳到小亞細亞西部，傳到古希臘的伊恩尼亞，便成了後來希臘建築雕刻上的一種重要圖案。
上面發展出雞爪形狀的葉瓣，端尖向内，底下兩個卷頭擴大成為那種典型的伊恩尼亞卷頭。
在希臘系中這兩個卷頭底下又産生出一種很寫實的草葉，帶着鋸齒邊的一類，尋常譯為忍冬草的，這種草葉，愈來愈大包在卷頭的梗上，梗逐漸細小變成圈狀的纏繞的藤梗。
這種鋸齒忍冬葉和圈狀梗成了雕刻上主要圖案，普遍盛行于希臘。
最初的正面雞爪形狀葉反逐漸縮小，或成側置的半個，成為不重要部分。
另外一種保持在小亞細亞一帶，亦用于希臘古代紅陶器上的，是以單純黑色如繪影的辦法将“一束草”倒轉斜置，而以它的卷頭梗繞它的外周。
又一處是宋莊綽的《雞肋篇》中說“錐小兒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可見斜方形花是最易編織的花紋圖案。
在唐大曆六年關于絲織花紋的禁令上所提到的名稱，如盤龍、對鳳、孔雀、芝草、萬字等中間也有“雙勝”之名，當是重疊的菱形圖案。
菱形的普遍地作為絲織物圖案當無疑問。
敦煌中菱形花也在早期洞中用于椽和支條上，更可注意它是繼續原來傳統，如在漢磚柱磚楣上所見。
敦煌邊飾除卷草外最常見的是畫幅周沿的“文繡”文，而“文繡”文中除菱形外就是“圓窠”。
這兩者之外就是半個略約如棱形的花紋的對錯和半個“圓窠”花紋的對錯，此外就是“一整兩破”的菱形或圖案。
這些圖案也都最常見于衣緣，證明其為文繡绫錦的正常圖案。
唐绫錦的名稱中就有“小圓窠”“窠文錦”“獨窠”“四窠”“鏡花绫”等都是表示文繡中的團花紋的。
而其中的“獨窠”當是近代所謂大團花。
内中花紋如對雁、對鷹、對麒麟、對獅子、對虎、對豹，在唐武則天時曾是表示官職榮譽的，而在唐開元十九年玄宗時又曾敕六品以下“不得着獨窠繡绫，婦人服飾各依夫子”等語，如此嚴重當已成為階級制度的标志了。
幾何紋的圖案中還有一種龜甲錦文，也是唐的典型稱龜背錦的，常見于人物衣袍上面。
此外在唐以前北魏、西魏和隋的洞窟邊飾中還有多種非中國的絲織物花紋，顯著地表現着薩珊波斯的來源，如新月形飛馬大圓窠孔雀翎等。
這些圖案多用小白粉點、小圓圈或連珠圓點等點綴其間，疑為蠟染手法所産生的處理方法，但這些圖案不多見于建築物上，而是描于人像衣服上的。
顯為當時西域傳入的波斯系之絲織物，不屬于中國的錦文類内。
總之，敦煌圖案花紋有主要的三種來源。
一是伊蘭系的石刻浮雕上的圖案花紋，代表這種的是各種并列的忍冬葉紋。
二是秦漢建築物上的雲氣龍紋系統的圖案，這種圖案在敦煌多散見于壁畫上或人字坡下木椽之間等。
三是“文繡”錦文的系統，多見于畫幅周沿，亦見于人物衣領上者。
這三種來源基本地都是發展在建築結構上的裝飾同建築結合在一起的。
第一、第二兩種來源性質雖不相同，但在敦煌的條件下它們都是以粉彩畫裝飾建築中的虛構的結構部分，既非石造也非木構，隻是畫在泥壁上的長條邊飾，所以很快地就彼此混合産生如雲又如龍的長條草葉裝飾圖案。
唐卷草就是最成熟的花樣。
以上的三種圖案在敦煌的洞窟外木造建築部分中也被應用在梁柱、門楣、藻井支條上。
後代所常用的豐富的中國建築彩畫的主要源流都可以追溯至此。
同時在敦煌之外的地區裡凡是金屬和木作的器物，玉作石刻的裝飾也都可以應用這些為刻镂的圖案。
唐宋所發展的彩缯錦繡絲織上的紋樣也同這裡建築上所見的彩畫系統始終保持着密切關系，互相影響。
唐宋绫錦無疑地也常用卷草，所謂盤條缭绫不知是否。
此外今日所知織錦名稱中唐宋以來隻有“瑞草”一名提到草的圖案，其他如“偏地雜花”“重蓮”“紅細花盤雕”等則無一指示其為卷草，而都着重于卷在它們當中的花。
在實物方面和畫中人物的衣上所見到若幹證例，也是以草卷花而名稱，當然便随花了。
在建築上後代用菱形龜背鱗甲錦文的彩畫則極普遍，宋代《營造法式》的彩畫作中就詳畫各種錦文的規格名稱，錦文在彩畫中始終占重要位置。
這一切都不足為怪，事實上佛教繪畫中的一切圖案都發展到整個工藝範圍以内的裝飾方面。
或繪、或雕、鑲嵌、刻镂、或織、或繡、陶瓷、五金，各依材質都可以靈活處理，普遍地應用起來，各地發掘唐墓中遺物和日本皇室所保存的唐代器物都可供參證。
當中國佛教藝術興盛之時，造像同工藝美術也随着佛教的傳播流傳入朝鮮和日本。
現在從朝鮮三國時期和日本推古甯古、天平、平安的遺物裡南北朝和唐的影響都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至今對北魏型或唐代卷草都稱作“唐草”，尤為有趣。
北魏的忍冬草葉紋和唐卷草紋 敦煌圖案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北魏洞中四瓣側面的忍冬草葉的圖案類型和唐卷草紋的多種變化和生動；再次則為忍冬以外手法和題材上顯然為各種外來新鮮因素的滲入。
如白粉線和小散花的運用，題材中的飛馬連珠等；末後則是绫錦紋的種類和變化。
今分述如下。
北魏忍冬草葉紋 在全世界裡的各種圖案體系中追尋草葉紋的根源，發現古代植物花紋是極少而且極簡單的。
埃及的确有過花草類圖案，它有過包蕊水蓮和蘆葦花等典型的幾種，但這些傳到希臘體系的圖案時已演成“卵和箭簇”的圖案，原樣已變動得不可辨認，在小亞細亞一帶這一類“卵和箭簇”和尖頭小葉瓣都還保持使用，至傳入印度北部的犍陀羅雕刻時這兩種的混合卻變成了印度佛教像座或背光上最常用的蓮瓣。
後來随佛像傳入中國便極普遍地為我們所吸收，我們南北朝期的仰蓮覆蓮、蓮瓣紋都有極豐富的發展，是各種像座和須彌座上最主要的圖案，而且唐宋以來還應普遍地應用到我們的柱礎上。
第二種可以稱為植物花樣的隻有巴比倫——亞速系統的一種“一束草葉”的圖案和極簡單的圓形多瓣單朵的花。
除此之外，說也奇怪，世界上早期的圖案中，就沒有再找到确為花或草的紋樣。
原始時期的民族和遊牧狩獵時代産生了複雜的幾何紋和蟲蛇鳥獸，對于花草似乎沒有興趣。
就是這“一束草”也還不是花葉，隻不過是一把草葉捆在一起的樣子。
“一束草”圖案是七個葉瓣束緊了，上端散開，底下托着的梗子有兩個卷頭底下分左右兩股橫着牽去，聯上左右兩旁同樣的圖案，做成一種橫的邊飾。
這種邊飾最初見于亞速的釉牆上面。
這個式樣傳到小亞細亞西部，傳到古希臘的伊恩尼亞，便成了後來希臘建築雕刻上的一種重要圖案。
上面發展出雞爪形狀的葉瓣，端尖向内，底下兩個卷頭擴大成為那種典型的伊恩尼亞卷頭。
在希臘系中這兩個卷頭底下又産生出一種很寫實的草葉，帶着鋸齒邊的一類，尋常譯為忍冬草的，這種草葉，愈來愈大包在卷頭的梗上，梗逐漸細小變成圈狀的纏繞的藤梗。
這種鋸齒忍冬葉和圈狀梗成了雕刻上主要圖案，普遍盛行于希臘。
最初的正面雞爪形狀葉反逐漸縮小，或成側置的半個，成為不重要部分。
另外一種保持在小亞細亞一帶，亦用于希臘古代紅陶器上的，是以單純黑色如繪影的辦法将“一束草”倒轉斜置，而以它的卷頭梗繞它的外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