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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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卻帶極濃厚的中印度氣味的。
至于《釋老志》，“昙曜開窟五所”的窟，或即是雲岡西部的五洞，此說由雲岡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來，我們覺得更可以置信。
（一）因為它們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統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連貫。
（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脅侍，面貌最富異國情調，與他洞佛像大異。
（三）洞内壁面列無數小龛小佛，雕刻甚淺，沒有釋迦事迹圖。
塔與裝飾花紋亦甚少，和中部諸洞不同。
（四）洞的平面由不規則的形體，進為有規則之方形或長方形，乃工作自然之進展與要求。
因這五洞平面的不規則，故斷定其開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評解中，又謂中部第一洞為孝文帝紀念其父獻文帝所造，其時代僅次幹西部五大洞。
因為此洞平面前部，雖有長方形之外室，後部仍為不規則之形體，乃過渡時代最佳之例。
這種說法，固甚動聽，但文獻上無佐證，實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銘刻；第七洞窗東側，有太和十九年銘刻，及洞内東壁曾由葉恭綽先生發現之太和七年銘刻。
文中有“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勸合為國興福，敬造石廟形象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等等。
其他中部各洞全無考。
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風而論，中部偏東諸洞，仍富于異國情調。
偏西諸洞，雖洞内因石質風化過甚，形象多經後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質較堅硬，刀法伶俐可觀，佛貌又每每微長，口角含笑，衣褶流暢精美，漸類龍門諸像。
已是較晚期的作風無疑。
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實在不能不算是一個相當的距離。
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諸洞，由形勢論，當是更晚的增辟，年代當又在太和七年後若幹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邊無數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淺龛），以作風論，大體較後于中部偏東四洞，而又較古于中部偏西諸洞。
但亦偶有例外，如西部第六洞的洞口東側，有太和十九年銘刻，與其東側小洞，有延昌年間的銘刻。
我們認為最稀奇的是東部未竣工的第三洞。
此洞又名靈岩，傳為昙曜的譯經樓，規模之大，為雲岡各洞之最。
雖未竣工，但可看出内部佛像之後，原計劃似預備鑿通，俾可繞行佛後的。
外部更在洞頂崖上，鑿出獨立的塔一對，塔後石壁上，又有小洞一排，為他洞所無。
以事實論，頗疑此洞因孝文帝南遷洛陽，在龍門另營石窟，平城（即大同）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但确否尚需考證。
以作風論，關野、常盤謂第三洞佛像在北魏與唐之間，疑為隋炀帝紀念其父文帝所建。
新海中川合著之《雲岡石窟》竟直稱為初唐遺物。
這兩說未免過于武斷。
事實上，隋唐皆都長安、洛陽，絕無于雲岡造大窟之理，史上亦無此先例。
且即根據作風來察這東部大洞的三尊巨像的時代，也頗有疑難之處。
我們前邊所稱，早期異國情調的佛像，面容為肥圓的；其衣紋細薄，貼附于像身（所謂濕褶紋者）；佛體呆闆，僵硬，且權衡短促；與他像修長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長身，質實垂重的衣裾褶紋，相較起來，顯然有大區别。
現在這裡的三像，事實上雖可信其為雲岡最晚的工程，但像貌、衣褶、權衡，反與前者，所謂異國神情者，同出一轍，驟反後期風格。
不過在刀法方面觀察起來，這三像的各樣刻工，又與前面兩派不同，獨成一格。
這點在背光和頭飾的上面，尤其顯著。
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極其回繞柔和之能事，與西部古勁挺強者大有差别；脅侍菩薩的頭飾則繁富精緻，花紋更柔圓近于唐代氣味（論者定其為初唐遺物，或即為此）。
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圓避免銳角，項頸上三紋堆疊，更類他處隋代雕像特征。
這樣看來，這三像豈為早期所具規模，至後（遷洛前）才去雕飾的，一種特殊情況下遺留的作品？不然，豈太和以後某時期中雲岡造像之風暫斂，至孝文帝遷都以前，镌建東部這大洞時，刻像的手法乃大變，一反中部風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氣？再不然，即是興造此洞時，在佛像方面，有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
關于這點，文獻上既苦無材料幫同消解這種種啞謎。
東部未竣工的大洞興造年代，與佛像雕刻時期，到底若何，怕仍成為疑問，不是從前論斷者所見得的那麼簡單“洞未完竣而辍工”。
近年偏西次洞又遭鑿毀一角，東部這三洞，災故又何多？ 現在就平面及雕刻諸點論，我們可約略地說：西部五大洞建築年代最早，中部偏東諸大洞次之，西部偏西諸洞又次之。
中部偏西各洞及崖壁外大龛再次之。
東部在雕刻細工上，則無疑地在最後。
離雲岡全部稍遠，有最偏東的兩塔洞，塔居洞中心，注重于建築形式方面，瓦檐、鬥拱及支柱，均極清晰顯明，佛像反模糊無甚特長，年代當與中部諸大洞前後相若；尤其是釋迦事迹圖，宛似中部第二洞中所有。
就塔洞論，洞中央之塔柱雕大尊像者較早，雕樓閣者次之。
詳下文解釋。
石窟的源流問題 石窟的制作受佛教之啟迪，毫無疑問，但印度Ajanta（阿旃陀石窟）諸窟之平面，比較複雜，且縱穴甚深，内有支提塔，有柱廊，非我國所有。
據VonLeCoq（勒科克）在新疆所調查者，其平面以一室為最普通，亦有二室者。
室為方形，較印度之窟簡單，但是諸窟的前面用走廊連貫，驟然看去，多數的獨立的小窟團結一氣，頗覺複雜，這種布置，似乎在中國窟與印度窟之間。
敦煌諸窟，伯希和的書中沒有平面圖，不得知其詳。
從像片推測，有二室連接的。
有塔柱，四面雕佛像的。
室的平面，也是以方形和長方形居多。
疑與新疆石窟是屬于一個系統，隻因沒有走廊聯絡，故更為簡單。
雲岡中部諸洞，大半都是前後兩間。
室内以方形和長方形為最普通。
當然受敦煌及西域的影響較多，受印度的影響較少。
所不可解者，昙曜最初所造的西部五大窟，何以獨作橢圓形、杏仁形，其後中部諸洞，始與敦煌等處一緻？豈此五洞出自昙曜及其工師獨創的意匠？抑或是受了敦煌西域以外的影響？在全國石窟尚未經精密調查的今日，這個問題又隻得懸起待考了。
石刻中所表現的建築形式 塔 雲岡石窟所表現的塔分兩種：一種是塔柱，另一種便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甲）塔柱是個立體實質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純然為信仰之對象。
這種塔柱立在中央，為的是僧衆可以繞行柱的周圍，禮贊供養。
伯希和《敦煌圖錄》中認為北涼建造的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面皆琢佛像。
雲岡東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琢像在四面的，其受敦煌影響，當沒有疑問。
所宜注意之點，則是由支提塔變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間或尚有其過渡形式，未經認識，恐怕仍有待于專家的追求。
稍晚的塔柱，中間佛像縮小，柱全體成小樓閣式的塔，每面镂刻着檐柱、鬥拱，當中刻門拱形（有時每面三間或五間），浮雕佛像，即坐在門拱裡面。
雖然因為連着洞頂，塔本身沒有頂部，但底下各層，實可作當時木塔極好的模型。
與雲岡石窟同時或更前的木構建築，我們固未得見，但《魏書》中有許多建立多層浮圖的記載，且《洛陽伽藍記》中所描寫的木塔，如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胡太後所建之永甯寺九層浮圖，距雲岡開始造窟僅五十餘年，木塔營建之術，則已臻極高程度，可見半世紀前，三五層木塔，必已甚普通。
至于木造樓閣的曆史，根據史料，更無疑的已有相當年代，如《後漢書·陶謙傳》，說“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
而漢刻中，重樓之外，陶質冥器中，且有極類塔形的三層小閣，每上一層面闊且遞減。
故我們可以相信雲岡塔柱，或浮雕上的層塔，必定是本着當時的木塔而镌刻的，絕非臆造的形式。
因此雲岡石刻塔，也就可以說是當時木塔的石仿模型了。
屬于這種的雲岡獨立塔拄，共有五處，平面皆方形（《洛陽伽藍記》中木塔亦謂“有四面”），列表如下： 上列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為最大，保存最好。
塔下原有台基，惜大部殘毀不能辨認。
上邊五層重疊的閣，面闊與高度呈遞減式，即上層面闊同高度，比下層每次減少，使外觀安穩隽秀。
這個是中國木塔重要特征之一，不意頻頻見于北魏石窟雕刻上，可見當時木塔主要形式已是如此，隻是平面，似尚限于方形。
日本奈良法隆寺，借高麗東渡僧人監造，建于隋炀帝大業三年（公元六○七年），間接傳中國六朝建築形制。
雖較熙平元年永甯寺塔，晚幾個世紀，但因遠在外境，形制上亦必守舊，不能如文化中區的迅速精進。
法隆寺塔共五層，平面亦是方形；建築方面已精美成
至于《釋老志》，“昙曜開窟五所”的窟，或即是雲岡西部的五洞，此說由雲岡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來，我們覺得更可以置信。
（一）因為它們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統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連貫。
（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脅侍，面貌最富異國情調，與他洞佛像大異。
（三）洞内壁面列無數小龛小佛，雕刻甚淺，沒有釋迦事迹圖。
塔與裝飾花紋亦甚少，和中部諸洞不同。
（四）洞的平面由不規則的形體，進為有規則之方形或長方形，乃工作自然之進展與要求。
因這五洞平面的不規則，故斷定其開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評解中，又謂中部第一洞為孝文帝紀念其父獻文帝所造，其時代僅次幹西部五大洞。
因為此洞平面前部，雖有長方形之外室，後部仍為不規則之形體，乃過渡時代最佳之例。
這種說法，固甚動聽，但文獻上無佐證，實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銘刻；第七洞窗東側，有太和十九年銘刻，及洞内東壁曾由葉恭綽先生發現之太和七年銘刻。
文中有“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勸合為國興福，敬造石廟形象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等等。
其他中部各洞全無考。
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風而論，中部偏東諸洞，仍富于異國情調。
偏西諸洞，雖洞内因石質風化過甚，形象多經後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質較堅硬，刀法伶俐可觀，佛貌又每每微長，口角含笑，衣褶流暢精美，漸類龍門諸像。
已是較晚期的作風無疑。
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實在不能不算是一個相當的距離。
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諸洞，由形勢論，當是更晚的增辟，年代當又在太和七年後若幹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邊無數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淺龛），以作風論，大體較後于中部偏東四洞，而又較古于中部偏西諸洞。
但亦偶有例外，如西部第六洞的洞口東側，有太和十九年銘刻，與其東側小洞，有延昌年間的銘刻。
我們認為最稀奇的是東部未竣工的第三洞。
此洞又名靈岩，傳為昙曜的譯經樓，規模之大，為雲岡各洞之最。
雖未竣工，但可看出内部佛像之後，原計劃似預備鑿通，俾可繞行佛後的。
外部更在洞頂崖上，鑿出獨立的塔一對，塔後石壁上，又有小洞一排，為他洞所無。
以事實論，頗疑此洞因孝文帝南遷洛陽，在龍門另營石窟，平城（即大同）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但确否尚需考證。
以作風論，關野、常盤謂第三洞佛像在北魏與唐之間，疑為隋炀帝紀念其父文帝所建。
新海中川合著之《雲岡石窟》竟直稱為初唐遺物。
這兩說未免過于武斷。
事實上，隋唐皆都長安、洛陽，絕無于雲岡造大窟之理，史上亦無此先例。
且即根據作風來察這東部大洞的三尊巨像的時代，也頗有疑難之處。
我們前邊所稱，早期異國情調的佛像，面容為肥圓的；其衣紋細薄，貼附于像身（所謂濕褶紋者）；佛體呆闆，僵硬，且權衡短促；與他像修長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長身，質實垂重的衣裾褶紋，相較起來，顯然有大區别。
現在這裡的三像，事實上雖可信其為雲岡最晚的工程，但像貌、衣褶、權衡，反與前者，所謂異國神情者，同出一轍，驟反後期風格。
不過在刀法方面觀察起來，這三像的各樣刻工，又與前面兩派不同，獨成一格。
這點在背光和頭飾的上面，尤其顯著。
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極其回繞柔和之能事，與西部古勁挺強者大有差别；脅侍菩薩的頭飾則繁富精緻，花紋更柔圓近于唐代氣味（論者定其為初唐遺物，或即為此）。
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圓避免銳角，項頸上三紋堆疊，更類他處隋代雕像特征。
這樣看來，這三像豈為早期所具規模，至後（遷洛前）才去雕飾的，一種特殊情況下遺留的作品？不然，豈太和以後某時期中雲岡造像之風暫斂，至孝文帝遷都以前，镌建東部這大洞時，刻像的手法乃大變，一反中部風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氣？再不然，即是興造此洞時，在佛像方面，有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
關于這點，文獻上既苦無材料幫同消解這種種啞謎。
東部未竣工的大洞興造年代，與佛像雕刻時期，到底若何，怕仍成為疑問，不是從前論斷者所見得的那麼簡單“洞未完竣而辍工”。
近年偏西次洞又遭鑿毀一角，東部這三洞，災故又何多？ 現在就平面及雕刻諸點論，我們可約略地說：西部五大洞建築年代最早，中部偏東諸大洞次之，西部偏西諸洞又次之。
中部偏西各洞及崖壁外大龛再次之。
東部在雕刻細工上，則無疑地在最後。
離雲岡全部稍遠，有最偏東的兩塔洞，塔居洞中心，注重于建築形式方面，瓦檐、鬥拱及支柱，均極清晰顯明，佛像反模糊無甚特長，年代當與中部諸大洞前後相若；尤其是釋迦事迹圖，宛似中部第二洞中所有。
就塔洞論，洞中央之塔柱雕大尊像者較早，雕樓閣者次之。
詳下文解釋。
石窟的源流問題 石窟的制作受佛教之啟迪，毫無疑問，但印度Ajanta（阿旃陀石窟）諸窟之平面，比較複雜，且縱穴甚深，内有支提塔，有柱廊，非我國所有。
據VonLeCoq（勒科克）在新疆所調查者，其平面以一室為最普通，亦有二室者。
室為方形，較印度之窟簡單，但是諸窟的前面用走廊連貫，驟然看去，多數的獨立的小窟團結一氣，頗覺複雜，這種布置，似乎在中國窟與印度窟之間。
敦煌諸窟，伯希和的書中沒有平面圖，不得知其詳。
從像片推測，有二室連接的。
有塔柱，四面雕佛像的。
室的平面，也是以方形和長方形居多。
疑與新疆石窟是屬于一個系統，隻因沒有走廊聯絡，故更為簡單。
雲岡中部諸洞，大半都是前後兩間。
室内以方形和長方形為最普通。
當然受敦煌及西域的影響較多，受印度的影響較少。
所不可解者，昙曜最初所造的西部五大窟，何以獨作橢圓形、杏仁形，其後中部諸洞，始與敦煌等處一緻？豈此五洞出自昙曜及其工師獨創的意匠？抑或是受了敦煌西域以外的影響？在全國石窟尚未經精密調查的今日，這個問題又隻得懸起待考了。
石刻中所表現的建築形式 塔 雲岡石窟所表現的塔分兩種：一種是塔柱，另一種便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甲）塔柱是個立體實質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純然為信仰之對象。
這種塔柱立在中央，為的是僧衆可以繞行柱的周圍，禮贊供養。
伯希和《敦煌圖錄》中認為北涼建造的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面皆琢佛像。
雲岡東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琢像在四面的，其受敦煌影響，當沒有疑問。
所宜注意之點，則是由支提塔變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間或尚有其過渡形式，未經認識，恐怕仍有待于專家的追求。
稍晚的塔柱，中間佛像縮小，柱全體成小樓閣式的塔，每面镂刻着檐柱、鬥拱，當中刻門拱形（有時每面三間或五間），浮雕佛像，即坐在門拱裡面。
雖然因為連着洞頂，塔本身沒有頂部，但底下各層，實可作當時木塔極好的模型。
與雲岡石窟同時或更前的木構建築，我們固未得見，但《魏書》中有許多建立多層浮圖的記載，且《洛陽伽藍記》中所描寫的木塔，如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胡太後所建之永甯寺九層浮圖，距雲岡開始造窟僅五十餘年，木塔營建之術，則已臻極高程度，可見半世紀前，三五層木塔，必已甚普通。
至于木造樓閣的曆史，根據史料，更無疑的已有相當年代，如《後漢書·陶謙傳》，說“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
而漢刻中，重樓之外，陶質冥器中，且有極類塔形的三層小閣，每上一層面闊且遞減。
故我們可以相信雲岡塔柱，或浮雕上的層塔，必定是本着當時的木塔而镌刻的，絕非臆造的形式。
因此雲岡石刻塔，也就可以說是當時木塔的石仿模型了。
屬于這種的雲岡獨立塔拄，共有五處，平面皆方形（《洛陽伽藍記》中木塔亦謂“有四面”），列表如下： 上列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為最大，保存最好。
塔下原有台基，惜大部殘毀不能辨認。
上邊五層重疊的閣，面闊與高度呈遞減式，即上層面闊同高度，比下層每次減少，使外觀安穩隽秀。
這個是中國木塔重要特征之一，不意頻頻見于北魏石窟雕刻上，可見當時木塔主要形式已是如此，隻是平面，似尚限于方形。
日本奈良法隆寺，借高麗東渡僧人監造，建于隋炀帝大業三年（公元六○七年），間接傳中國六朝建築形制。
雖較熙平元年永甯寺塔，晚幾個世紀，但因遠在外境，形制上亦必守舊，不能如文化中區的迅速精進。
法隆寺塔共五層，平面亦是方形；建築方面已精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