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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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年九月間，營造學社同人，趁着到大同測繪遼金遺建華嚴寺、善化寺等之便，決定附帶到雲岡去遊覽，考察數日。
雲岡靈岩石窟寺，為中國早期佛教史迹壯觀。
因天然的形勢，在綿亘峭立的岩壁上，鑿造龛像建立寺宇，動偉大的工程，如《水經注·?水條》所述“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木殿，煙寺相望”，又如《續高僧傳》中所描寫的“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則這靈岩石窟更是後魏藝術之精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極重要時期中難得的大宗實物遺證。
但是或因兩個極簡單的原因，這雲岡石窟的雕刻，除掉其在宗教意義上，頻受人民香火，偶遭帝王巡幸禮拜外，十數世紀來直到近三十餘年前，在這講究金石考古學術的中國裡，卻并未有人注意及之。
我們所疑心的幾個簡單的原因，第一個顯而易見的，自是地處邊僻，交通不便。
第二個原因，或是因為雲岡石窟諸刻中沒有文字。
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如《續高僧傳》中所稱之碑碣，卻早已漫沒不存痕迹，所以在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國金石學界裡，便引不起什麼注意。
第三個原因，是士大夫階級好排斥異端，如朱彜尊的《雲岡石佛記》，即其一例，宜其湮沒千餘年，不為通儒碩學所稱道。
近人中，最早得見石窟，并且認識其在藝術史方面的價值和地位、發表文章、記載其雕飾形狀、考據其興造年代的，當推日人伊東和新會陳援庵先生，此後專家作有系統的調查和詳細攝影的，有法人沙畹（Chavannes），日人關野貞、小野諸人，各人的論著均以這時期因佛教的傳布，中國藝術固有的血脈中，忽然摻雜旺而有力的外來影響，為可重視。
且西域所傳入的影響，其根苗可遠推至希臘古典的淵源，中間經過複雜的途徑，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遷至西域諸族，又由南北兩路犍陀羅及西藏以達中國。
這種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為曆史上最有趣的現象，而雲岡石刻便是這種現象極明晰的實證之一種，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視的材料了。
根據雲岡諸窟的雕飾花紋的母題（Motif）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勢，斷定中國藝術約莫由這時期起，走入一個新的轉變，是毫無問題的。
以漢代遺刻中所表現的一切戆直古勁的人物車馬花紋，與六朝以還的佛像飾紋和浮雕的草葉、璎珞、飛仙等相比較，則前後判然不同的傾向，一望而知。
僅以刻法而論，前者單簡冥頑，後者在質樸中，忽而柔和生動，更是相去懸殊。
但雲岡雕刻中，“非中國”的表現甚多；或顯明承襲希臘古典宗脈；或繁富地摻雜印度佛教藝術影響；其主要各派原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難曆曆辨認出來的。
因此又與後魏遷洛以後所建伊阙石窟——龍門——諸刻稍不相同。
以地點論，洛陽伊阙已是中原文化中心所在；以時間論，魏帝遷洛時，距武州鑿窟已經半世紀之久；此期中國本有藝術的風格，得到西域襲入的增益後，更是根深蒂固，一日千裡，反将外來勢力積漸融化，與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爐。
雲岡雕刻上與漢刻迥異，下與龍門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國藝術史中，固自成一特種時期。
近來中西人士對于雲岡石刻更感興趣，專程到那裡谒拜鑒賞的，便成為常事，攝影翻印，到處可以看到。
同人等初意不過是來大同機會不易，順便去靈岩開開眼界，瞻仰後魏藝術的重要表現；如果獲得一些新的材料，則不妨圖錄筆記下來，作一種雲岡研究補遺。
以前從搜集建築實物史料方面，我們早就注意到雲岡、龍門及天龍山等處石刻上“建築的”（architectural）價值，所以造像之外，影片中所呈示的各種浮雕花紋及建築部分（若門楣、欄杆、柱塔等等）均早已列入我們建築實物史料的檔庫中。
這次來到雲岡，我們得以親自撫摸這些珍罕的建築實物遺證，同行諸人，不約而同的第一轉念，便是作一種關于雲岡石窟“建築的”方面比較詳盡的分類報告。
這“建築的”方面有兩種：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構造及年代，與敦煌、印度之差别等等，這個倒是比較簡單的；一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現的北魏建築物及建築部分，這後者卻是個大大有意思的研究，也就是本篇所最注重處，亦所以命題者。
然後我們當更讨論到雲岡飛仙的雕刻，及石刻中所有雕飾花紋的題材、式樣等等，最後當在可能範圍内，研究到窟前當時，曆來及現在的附屬木構部分，以結束本篇。
洞名 雲岡諸窟，自來調查者各以主觀命名，所根據的，多倚賴于傳聞，以訛傳訛，極不一緻。
如沙畹書中未将東部四洞列入，僅由中部算起；關野雖然将東部補入，卻又遺漏中部西端三洞。
至于伊東最早的調查，隻限于中部諸洞，把東、西二部全體遺漏，雖說時間短促，也未免遺漏得太厲害了。
此文所以要先厘定各洞名稱，俾下文說明，有所根據。
茲依雲岡地勢分雲岡為東、中、西三大部。
每部自東迄西，依次排号；小洞無關重要者從略。
再将沙畹、關野、小野三人對于同一洞的編号及名稱分行列于底下，以作參考。
此文僅就建築與裝飾花紋方面研究，凡無重要價值的小洞，如中部西端三洞與西部東端二洞，均不列入，故篇中名稱，與沙畹、關野兩人的号數不合。
此外雲岡對岸西小山上，有相傳造像工人所鑿，自為功德的魯班窯二小洞；和雲岡西七裡姑子廟地方，被川水沖毀，僅餘石壁殘像的尼寺石祗洹舍，均無關重要，不在本文範圍以内。
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 雲岡諸窟中，隻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橢圓形，或杏仁形，與其他各洞不同。
關野、常盤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評解，引魏書興光元年，于五緞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銅像之例，疑此五洞亦為紀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設，并疑《魏書·釋老志》所言昙矅開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時代在雲岡諸洞中為最早。
考《魏書·釋老志》卷百十四原文：“興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緞大寺内，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雲備曆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鹹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
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又沙勒胡沙門赴京緻佛缽，并畫像迹。
和平初，師賢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初昙曜以複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帝後奉以師禮。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
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 所謂“複法之明年”，自是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後第二年。
關于此書，有《續高僧傳·昙曜傳》中的一段記載，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
虔劉釋種，焚毀寺塔。
至庚寅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開悟。
帝心既悔，誅夷崔氏。
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興元年）太武雲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
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複……”由太平真君七年毀法，到興安元年“起塔寺”“訪經典”的時候，正是前後七年，故有所謂“毀法七載，三寶還興”的話。
那麼無疑的“複法之明年”，即是興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隻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複法之明年”見了文成帝便去開窟；還是到了“和平初，師賢卒”他做了沙門統之後，才“白帝于京城西……開窟五所”？這裡前後就有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興安二年後改号興光，一年後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
（二）《釋老志》文中“後帝奉以師禮，曜白帝于京城西……”這裡“後”字，亦頗蹊跷。
到底這時候，距昙曜初見文成帝時候有多久？見文成帝之年固為興安二年，他禀明要開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門統），也可在此後兩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師禮之後！ 總而言之，我們所知道的隻是昙曜于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入京見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年）做了沙門統。
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這八年中的哪一年興造的，則不能斷定了。
《釋老志》關于開窟事，和興光元年鑄像事的中間，又記載那一節太安初師子國（錫蘭）胡沙門難提等奉像到京都事。
并且有很恭維難提摹寫佛容技術的話。
這個令人頗疑心與石窟镌像有相當瓜葛。
即不武斷地說，難提與石窟巨像，有直接關系，因難提造像之佳，“視之炳然”，而猜測他所摹寫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地影響當時佛像的容貌，或是極合理的。
雲岡諸刻雖多犍陀羅影響，而西部五
雲岡靈岩石窟寺，為中國早期佛教史迹壯觀。
因天然的形勢，在綿亘峭立的岩壁上，鑿造龛像建立寺宇，動偉大的工程，如《水經注·?水條》所述“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木殿，煙寺相望”，又如《續高僧傳》中所描寫的“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則這靈岩石窟更是後魏藝術之精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極重要時期中難得的大宗實物遺證。
但是或因兩個極簡單的原因，這雲岡石窟的雕刻，除掉其在宗教意義上，頻受人民香火，偶遭帝王巡幸禮拜外，十數世紀來直到近三十餘年前，在這講究金石考古學術的中國裡，卻并未有人注意及之。
我們所疑心的幾個簡單的原因，第一個顯而易見的，自是地處邊僻，交通不便。
第二個原因，或是因為雲岡石窟諸刻中沒有文字。
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如《續高僧傳》中所稱之碑碣，卻早已漫沒不存痕迹，所以在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國金石學界裡，便引不起什麼注意。
第三個原因，是士大夫階級好排斥異端，如朱彜尊的《雲岡石佛記》，即其一例，宜其湮沒千餘年，不為通儒碩學所稱道。
近人中，最早得見石窟，并且認識其在藝術史方面的價值和地位、發表文章、記載其雕飾形狀、考據其興造年代的，當推日人伊東和新會陳援庵先生，此後專家作有系統的調查和詳細攝影的，有法人沙畹（Chavannes），日人關野貞、小野諸人，各人的論著均以這時期因佛教的傳布，中國藝術固有的血脈中，忽然摻雜旺而有力的外來影響，為可重視。
且西域所傳入的影響，其根苗可遠推至希臘古典的淵源，中間經過複雜的途徑，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遷至西域諸族，又由南北兩路犍陀羅及西藏以達中國。
這種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為曆史上最有趣的現象，而雲岡石刻便是這種現象極明晰的實證之一種，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視的材料了。
根據雲岡諸窟的雕飾花紋的母題（Motif）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勢，斷定中國藝術約莫由這時期起，走入一個新的轉變，是毫無問題的。
以漢代遺刻中所表現的一切戆直古勁的人物車馬花紋，與六朝以還的佛像飾紋和浮雕的草葉、璎珞、飛仙等相比較，則前後判然不同的傾向，一望而知。
僅以刻法而論，前者單簡冥頑，後者在質樸中，忽而柔和生動，更是相去懸殊。
但雲岡雕刻中，“非中國”的表現甚多；或顯明承襲希臘古典宗脈；或繁富地摻雜印度佛教藝術影響；其主要各派原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難曆曆辨認出來的。
因此又與後魏遷洛以後所建伊阙石窟——龍門——諸刻稍不相同。
以地點論，洛陽伊阙已是中原文化中心所在；以時間論，魏帝遷洛時，距武州鑿窟已經半世紀之久；此期中國本有藝術的風格，得到西域襲入的增益後，更是根深蒂固，一日千裡，反将外來勢力積漸融化，與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爐。
雲岡雕刻上與漢刻迥異，下與龍門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國藝術史中，固自成一特種時期。
近來中西人士對于雲岡石刻更感興趣，專程到那裡谒拜鑒賞的，便成為常事，攝影翻印，到處可以看到。
同人等初意不過是來大同機會不易，順便去靈岩開開眼界，瞻仰後魏藝術的重要表現；如果獲得一些新的材料，則不妨圖錄筆記下來，作一種雲岡研究補遺。
以前從搜集建築實物史料方面，我們早就注意到雲岡、龍門及天龍山等處石刻上“建築的”（architectural）價值，所以造像之外，影片中所呈示的各種浮雕花紋及建築部分（若門楣、欄杆、柱塔等等）均早已列入我們建築實物史料的檔庫中。
這次來到雲岡，我們得以親自撫摸這些珍罕的建築實物遺證，同行諸人，不約而同的第一轉念，便是作一種關于雲岡石窟“建築的”方面比較詳盡的分類報告。
這“建築的”方面有兩種：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構造及年代，與敦煌、印度之差别等等，這個倒是比較簡單的；一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現的北魏建築物及建築部分，這後者卻是個大大有意思的研究，也就是本篇所最注重處，亦所以命題者。
然後我們當更讨論到雲岡飛仙的雕刻，及石刻中所有雕飾花紋的題材、式樣等等，最後當在可能範圍内，研究到窟前當時，曆來及現在的附屬木構部分，以結束本篇。
洞名 雲岡諸窟，自來調查者各以主觀命名，所根據的，多倚賴于傳聞，以訛傳訛，極不一緻。
如沙畹書中未将東部四洞列入，僅由中部算起；關野雖然将東部補入，卻又遺漏中部西端三洞。
至于伊東最早的調查，隻限于中部諸洞，把東、西二部全體遺漏，雖說時間短促，也未免遺漏得太厲害了。
此文所以要先厘定各洞名稱，俾下文說明，有所根據。
茲依雲岡地勢分雲岡為東、中、西三大部。
每部自東迄西，依次排号；小洞無關重要者從略。
再将沙畹、關野、小野三人對于同一洞的編号及名稱分行列于底下，以作參考。
此文僅就建築與裝飾花紋方面研究，凡無重要價值的小洞，如中部西端三洞與西部東端二洞，均不列入，故篇中名稱，與沙畹、關野兩人的号數不合。
此外雲岡對岸西小山上，有相傳造像工人所鑿，自為功德的魯班窯二小洞；和雲岡西七裡姑子廟地方，被川水沖毀，僅餘石壁殘像的尼寺石祗洹舍，均無關重要，不在本文範圍以内。
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 雲岡諸窟中，隻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橢圓形，或杏仁形，與其他各洞不同。
關野、常盤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評解，引魏書興光元年，于五緞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銅像之例，疑此五洞亦為紀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設，并疑《魏書·釋老志》所言昙矅開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時代在雲岡諸洞中為最早。
考《魏書·釋老志》卷百十四原文：“興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緞大寺内，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雲備曆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鹹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
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又沙勒胡沙門赴京緻佛缽，并畫像迹。
和平初，師賢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初昙曜以複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帝後奉以師禮。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
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 所謂“複法之明年”，自是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後第二年。
關于此書，有《續高僧傳·昙曜傳》中的一段記載，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
虔劉釋種，焚毀寺塔。
至庚寅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開悟。
帝心既悔，誅夷崔氏。
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興元年）太武雲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
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複……”由太平真君七年毀法，到興安元年“起塔寺”“訪經典”的時候，正是前後七年，故有所謂“毀法七載，三寶還興”的話。
那麼無疑的“複法之明年”，即是興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隻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複法之明年”見了文成帝便去開窟；還是到了“和平初，師賢卒”他做了沙門統之後，才“白帝于京城西……開窟五所”？這裡前後就有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興安二年後改号興光，一年後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
（二）《釋老志》文中“後帝奉以師禮，曜白帝于京城西……”這裡“後”字，亦頗蹊跷。
到底這時候，距昙曜初見文成帝時候有多久？見文成帝之年固為興安二年，他禀明要開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門統），也可在此後兩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師禮之後！ 總而言之，我們所知道的隻是昙曜于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入京見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年）做了沙門統。
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這八年中的哪一年興造的，則不能斷定了。
《釋老志》關于開窟事，和興光元年鑄像事的中間，又記載那一節太安初師子國（錫蘭）胡沙門難提等奉像到京都事。
并且有很恭維難提摹寫佛容技術的話。
這個令人頗疑心與石窟镌像有相當瓜葛。
即不武斷地說，難提與石窟巨像，有直接關系，因難提造像之佳，“視之炳然”，而猜測他所摹寫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地影響當時佛像的容貌，或是極合理的。
雲岡諸刻雖多犍陀羅影響，而西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