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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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木構式樣為主。
一般宮殿建築組群的主殿是采用工字形平面，前殿是集會和行政的殿堂，用廊連接的後部就是寝殿。
殿内的布置，是用貴重的毛皮或絲織品作壁幛，完全掩蔽了内部的牆壁和木構。
這種的布置與漢族宮廷内分作前朝和後宮的方式不同，内部的處理仍舊保留着遊牧民族氈帳生活的習慣。
元代宮殿的木構建築方面進一步發展了琉璃，從宋代的褐、綠兩種色彩發展成黃、綠、藍、青、白各色，普遍地應用到宮殿和離宮上，更豐富了屋頂的色彩。
元代上都（内蒙古多倫附近）主要宮殿的遺址是磚石結構的建築，這可能是西方工匠建造的。
此外像大都宮中的“畏吾兒殿”應是維吾爾族的式樣，還有相當多的“盝頂殿”和“棕毛殿”，也都是其他民族風格。
元代的統治階級以吐蕃的喇嘛教作為國教，吐蕃的建築和藝術在元代流傳到華北一帶，出現了很多西藏風格的喇嘛塔。
矗立在北京的妙應寺白塔就是這時期最宏偉的遺物。
從著名的居庸關過街塔殘存的基座上和古雕刻紋樣手法上也可以看到當時西藏藝術風格盛行的情況。
都城以外的建築仍是漢族工匠建造的，繼續保持着傳統的風格。
其中一種類型可能是地方的統治階層興建的，比較細緻精巧，但帶有顯著的公式化傾向，工料也比較整齊；典型的代表如正定的關帝廟、定興的慈雲閣。
另一種是施工非常粗糙，木料貧乏到用天然的彎曲原木作主要的構架，其中的結構是煞費苦心拼湊成的。
現在的這類建築大多是當地人民信仰的祠廟或地方性的公共建築。
例如河北正定的陽和樓，曲陽北嶽廟的德甯殿，安平的聖姑廟或山西趙城的廣勝寺。
這後一種在困難的物質條件限制下表現了比較多的設計意匠。
它們正是這段艱苦的時期中人民生活的反映，鮮明地刻畫出元代一般建築藝術衰落的情況。
明·清兩朝和舊中國時期 在這五百八十餘年中，中國曆史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一）在漢族農民起義，驅逐了蒙古族統治階級以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恢複了漢族的統治，恢複了久經破壞的經濟。
但自朱棣以後，宦官掌握朝政二百餘年，統治階級昏庸腐朽達到了極點。
（二）滿族興起，入關滅明，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合而為一。
（三）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商人和傳教士，由十六世紀末開始來到中國，逐步導緻十九世紀中的鴉片戰争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四）人民革命經過一百零九年的英勇鬥争，推翻了清朝的統治，驅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
朱元璋以農民出身，看到異族壓迫下農村破産的情形，親身參加了民族解放戰争，知道農業生産是恢複經濟、鞏固政權的基本所在，所以建立了均田、農貸等制度，解放了異族壓迫，恢複了封建的生産關系，使經濟很快恢複。
在建國之初，他已占有江淮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國庫充實起來，使他得以建設他的首都南京，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之一。
明朝建立以後不久，官式建築很快就在布局、結構和造型上出現了與前一階段區别顯著的轉變。
在一切建置中都表現出了民族複興和封建帝國中央集權的強烈力量。
首都南京的營建，征發全國工匠二十餘萬人。
除了建造宮殿衙署之外，他特别強調恢複漢族文化和中國傳統的禮儀：例如天子郊祀的壇廟和身後的陵寝，都以雄偉的氣魄和莊嚴的姿态建置起來。
朱棣（成祖）遷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重新建設宮殿、壇廟，都遵南京制度，而規模比南京更大。
今天北京的故宮大體就是明初的建置。
雖然大部分殿堂已是清代重建的，明朝原物還保存若幹完整的組群和個别的主要殿宇。
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和天壇，都是明代首創的宏麗的大組群；其中尤其是天壇在規模、氣魄、總體布置和藝術造型上更是卓越的傑作。
雖然祈年殿在光緒十五年曾被落雷焚毀，次年又照原樣重修；皇穹宇一組則是明代最精美的原物，并且是明手法的典型。
昌平縣(4)天壽山麓的長陵（朱棣墓），以廟宇的組群同陵墓本身的地面建築物結合，再在陵前布置長達八公裡的行道，這一切又與天壽山的自然環境結合為一整體。
氣魄之大，意匠之高，全國其他建築組群很少能和它相比。
明初兩京的兩次大建設将南北的高手匠工作了兩次大規模調配，使南北方建築和工藝的特長都得以發揮出來，彙合為一，創造出明代的特殊風格。
西南的巨大楠木，大量在北京使用。
這樣的建築所反映的正是民族複興的統一封建大帝國的雄偉氣概。
自從朱棣把宦官幹涉朝政的傳統培植起來以後，宦官成了明朝二百餘年統治權的掌握者。
在建築方面，這事實反映在一切皇家的營建方面。
每一座明朝“敕建”的廟宇，都有監修或重修的太監的碑志，不然就在梁下、匾上留名。
至于明代宮中八次大火災（小火災不計），史家認為是宦官故意放火，以便重建時貪污中飽的。
更不用說，宦官為了回避宦官禁置私産的法律規定，多借建廟的名義，修建寺院，附置庭園、“僧舍”，作為自己休養享樂之用。
如北京的智化寺（王振建）、碧雲寺（魏忠賢建），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明末魏忠賢的生祠在全國竟達五六百所，更是宦官政治的具體物質表觀。
明代官匠制度增加了熟練技術工人，大大地促進手工藝技術的水平。
明代建築使用大量楠木和質地優良的磚，工精料美，絲毫不苟。
在建築工程方面，榫卯準确，基礎堅實，彩畫精美，也是它的特色。
琉璃瓦和琉璃面磚到了明朝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太廟内牆前的琉璃花門上細部如陶制彩畫額枋就精美無比。
除北京許多琉璃牌坊和琉璃花門外，許多地方還出現了琉璃寶塔，其中如南京的報國寺七寶琉璃塔（太平天國戰争中被毀）和山西趙城廣勝寺飛虹塔，都說明了在這方面當時普遍的成就。
在明中葉的初期，由印度傳入“金剛寶座式”塔，在一個大塔座上建造五座乃至七座的群塔。
北京真覺寺（今五塔寺）塔是這類型的最卓越的典型。
這個塔型之傳入使中國建築的類型更豐富起來。
在清代，這類型又得到一定的發展。
在“黨禍”的鬥争中退隐的地主官僚和行商緻富的大賈，則多在家鄉營造家祠或私園以逃避現實世界。
明末私家園林得到極大發展，今天江南許多精緻幽靜的私園，如蘇州的拙政園，就是當時林園的卓越一例，也是當時社會情況下的産物。
最近在安徽歙縣發現許多私家的第宅，廳堂用巨大楠木柱，規模宏大。
可見當時商業發展，民間的财富可觀。
明中葉以後，一方面由于工藝發展，磚陶窯業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一方面由于農民起義和東北新興的滿洲族的軍事威脅，許多府縣都大量用磚瓷砌城堡。
這方面最傑出的實例就是北京城和萬裡長城。
這兩個城雖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形上建造起來，但都以它們雄健簡樸的龐大軀體各自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效果。
明代磚陶業之進步所産生的另一類型就是磚造發券的殿堂，如各地的“無梁殿”，乃至北京的大明門（今中華門）一類的磚券建築就是其中的實例。
這些建築一般都用磚石琉璃做出木結構的樣式。
明朝末年，随同歐洲資本家之尋找東方市場，西洋傳教士到了中國，帶來了西洋的自然科學、各種藝術和建築，這對于後來的中國建築也有一定的影響。
（清朝建立過程中）許多城市和建築沒有受到過甚的破壞。
例如北京這樣輝煌的首都和宮殿花園，就是相當完整地被滿洲統治者承繼了的。
故宮之中，主要建築僅太和殿和武英殿一組受到破壞。
清朝初期尚未完全征服全中國，所以像康熙年間重建太和殿，就放棄了官式用料的慣例，不用楠木而改用東北松木建造，在材料的使用上，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南方産木區還在不斷反抗。
清代統治者承繼了明朝統治者的全部财産，包括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整套“文物制度”。
為了适應當時情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進行了各種制度和法律之制定。
在這些制度之中也包括了《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七十二卷。
這雖是一部約束性的書，将清代的官造建築在制度和樣式上固定下來，但是它對于今天清代建築的研究卻是一部可貴的技術書。
這書對于當時的匠師雖然有極大的約束性，但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建築技術和藝術的創造性是封建制度所約束不住的。
在“工程做法”的限制下，勞動人民仍然取得了無窮輝煌的變化。
史家認為清代閉關自守是封建經濟停滞時代，一般地說，這也在建築上反映出來。
但在這整個停滞的時代裡，它仍有它一定限度内經濟比較發展的高峰和低潮。
清朝建築的高峰和一定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乾隆時代，那是清朝二百六十餘年間的“太平盛世”。
弘曆幾度南巡，帶來江南風格；大舉營建圓明園、熱河行官，修清漪園（今頤和園），在故宮内增建甯壽宮（今乾隆花園），給許多藝匠名師以創造的機會。
各園都有工藝精絕的建築細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代的宮廷大量吸收了江南的民間建築風格來建造園苑。
乾隆以後，清代的建築就比較消沉下來。
即使如清末重修頤和園，也隻是高潮以後的一個波浪而已。
鴉片戰争開始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時代，赓續了一百零九年。
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完全依附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中産生了官僚資本家和買辦階級。
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把歐洲資本主義城市的階級對立和自由主義的混亂狀态移植到中國城市中來；中國的官保買辦則大蓋“洋房”，以表達他們的崇洋思想，更助長了這混亂狀态。
侵略者是無視被侵略者的民族和文化的，中國建築和它的傳統受到了鄙視和摧殘。
中國知識分子建築師之出現，在初期更助長了這趨勢。
“五四”以後很短的一個時期曾作過恢複中國傳統和新的工程技術相結合的嘗試，但在殖民地性質的反動政府的破碎支離的統治下和經濟基礎上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反倒是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各種建築理論和流派逐漸盛行起來。
以“革命”姿态出現于歐洲的這個反動的藝術理論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在美國繁殖起來，迷惑了許許多多歐美建築師，以“符合現代要求”為名，到處建造光秃秃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築。
中國的建築界也曾堕入這個旋渦中。
中國曆史中這一個波動劇烈的世紀，也反映在我們的建築上。
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洋房、玻璃方盒子似乎給我們帶來新的工程技術，有許多房子是可以滿足一定的物質需要的。
但是，建築是一個社會生活中最高度綜合性的藝術。
作為能滿足物質和精神雙重要求的建築物來衡量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築，它們是沒有藝術上的價值的，而且應受到批判。
無可諱言的，這一百年中蔑視祖國傳統，割斷曆史，硬搬進來的西洋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形式對于祖國建築是摧殘而不是發展。
曆史上封建的建築物雖已不能适應我們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們的優良傳統，藝術造型上的成就卻仍是我們新創造的最可寶貴的源泉。
而殖民地建築在精神上則起過摧毀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礙了我們自己建築的發展；在物質上曾是破壞摧毀我們可珍貴的建築遺産的兇猛勢力。
它們僅有的一點實用性，在今天面向社會主義生活的面前，也已經很不夠了。
結論 回顧我們幾千年來建築的發展，我們看見了每一個大階段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在新的技術、材料的進步和發明的條件下，曆代的匠師都不斷地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肯定的是：各代的匠師都能運用自己的傳統，加以革新，創造新的類型，來解決生活和思想意識中所提出的不相同的新問題。
由于這種新的創造，每代都推動着中國的建築不斷地向前發展，取得光輝的成就。
每當新的技術、新的材料出現時，古代匠師們也都能靈活自如地掌握這些新的技術和材料，使它們服從于藝術造型的要求，創造出革新的而又是從傳統上發展出來的手法和風格。
在這一點上，建築曆史上卓越的實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國建築的新階段已經開始了。
新的社會給建築師提出了嶄新的任務。
我們新時代的建築是為生産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的。
建築必須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勞動人民得到了适用，愉快而合乎衛生的工作和居住，遊息的環境，就可提高生産的量和質，就可幫助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還要求新時代的建築，作為一種藝術，必須發揮鼓舞人民前進的作用。
建築已成為全民的任務，成為國家總路線執行中的必要工具了。
過去的匠師在當時的社會、材料、技術的局限性下尚且能為自己時代社會的需要，靈活地運用遺産，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所給予建築師的條件是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
我們有中國共産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确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武器，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範本，有最現代化的技術科學和材料，有無比豐富的遺産和傳統。
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我們有信心創造出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建築。
(1) 原載于1954年12月《建築學報》第2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2) 房山縣1958年劃歸北京市。
(3) 西康，中國舊省名，設置于1939年，省會雅安。
1955年撤銷。
(4) 昌平縣現為昌平區。
一般宮殿建築組群的主殿是采用工字形平面，前殿是集會和行政的殿堂，用廊連接的後部就是寝殿。
殿内的布置，是用貴重的毛皮或絲織品作壁幛，完全掩蔽了内部的牆壁和木構。
這種的布置與漢族宮廷内分作前朝和後宮的方式不同，内部的處理仍舊保留着遊牧民族氈帳生活的習慣。
元代宮殿的木構建築方面進一步發展了琉璃，從宋代的褐、綠兩種色彩發展成黃、綠、藍、青、白各色，普遍地應用到宮殿和離宮上，更豐富了屋頂的色彩。
元代上都（内蒙古多倫附近）主要宮殿的遺址是磚石結構的建築，這可能是西方工匠建造的。
此外像大都宮中的“畏吾兒殿”應是維吾爾族的式樣，還有相當多的“盝頂殿”和“棕毛殿”，也都是其他民族風格。
元代的統治階級以吐蕃的喇嘛教作為國教，吐蕃的建築和藝術在元代流傳到華北一帶，出現了很多西藏風格的喇嘛塔。
矗立在北京的妙應寺白塔就是這時期最宏偉的遺物。
從著名的居庸關過街塔殘存的基座上和古雕刻紋樣手法上也可以看到當時西藏藝術風格盛行的情況。
都城以外的建築仍是漢族工匠建造的，繼續保持着傳統的風格。
其中一種類型可能是地方的統治階層興建的，比較細緻精巧，但帶有顯著的公式化傾向，工料也比較整齊；典型的代表如正定的關帝廟、定興的慈雲閣。
另一種是施工非常粗糙，木料貧乏到用天然的彎曲原木作主要的構架，其中的結構是煞費苦心拼湊成的。
現在的這類建築大多是當地人民信仰的祠廟或地方性的公共建築。
例如河北正定的陽和樓，曲陽北嶽廟的德甯殿，安平的聖姑廟或山西趙城的廣勝寺。
這後一種在困難的物質條件限制下表現了比較多的設計意匠。
它們正是這段艱苦的時期中人民生活的反映，鮮明地刻畫出元代一般建築藝術衰落的情況。
明·清兩朝和舊中國時期 在這五百八十餘年中，中國曆史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一）在漢族農民起義，驅逐了蒙古族統治階級以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恢複了漢族的統治，恢複了久經破壞的經濟。
但自朱棣以後，宦官掌握朝政二百餘年，統治階級昏庸腐朽達到了極點。
（二）滿族興起，入關滅明，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合而為一。
（三）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商人和傳教士，由十六世紀末開始來到中國，逐步導緻十九世紀中的鴉片戰争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四）人民革命經過一百零九年的英勇鬥争，推翻了清朝的統治，驅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
朱元璋以農民出身，看到異族壓迫下農村破産的情形，親身參加了民族解放戰争，知道農業生産是恢複經濟、鞏固政權的基本所在，所以建立了均田、農貸等制度，解放了異族壓迫，恢複了封建的生産關系，使經濟很快恢複。
在建國之初，他已占有江淮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國庫充實起來，使他得以建設他的首都南京，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之一。
明朝建立以後不久，官式建築很快就在布局、結構和造型上出現了與前一階段區别顯著的轉變。
在一切建置中都表現出了民族複興和封建帝國中央集權的強烈力量。
首都南京的營建，征發全國工匠二十餘萬人。
除了建造宮殿衙署之外，他特别強調恢複漢族文化和中國傳統的禮儀：例如天子郊祀的壇廟和身後的陵寝，都以雄偉的氣魄和莊嚴的姿态建置起來。
朱棣（成祖）遷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重新建設宮殿、壇廟，都遵南京制度，而規模比南京更大。
今天北京的故宮大體就是明初的建置。
雖然大部分殿堂已是清代重建的，明朝原物還保存若幹完整的組群和個别的主要殿宇。
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和天壇，都是明代首創的宏麗的大組群；其中尤其是天壇在規模、氣魄、總體布置和藝術造型上更是卓越的傑作。
雖然祈年殿在光緒十五年曾被落雷焚毀，次年又照原樣重修；皇穹宇一組則是明代最精美的原物，并且是明手法的典型。
昌平縣(4)天壽山麓的長陵（朱棣墓），以廟宇的組群同陵墓本身的地面建築物結合，再在陵前布置長達八公裡的行道，這一切又與天壽山的自然環境結合為一整體。
氣魄之大，意匠之高，全國其他建築組群很少能和它相比。
明初兩京的兩次大建設将南北的高手匠工作了兩次大規模調配，使南北方建築和工藝的特長都得以發揮出來，彙合為一，創造出明代的特殊風格。
西南的巨大楠木，大量在北京使用。
這樣的建築所反映的正是民族複興的統一封建大帝國的雄偉氣概。
自從朱棣把宦官幹涉朝政的傳統培植起來以後，宦官成了明朝二百餘年統治權的掌握者。
在建築方面，這事實反映在一切皇家的營建方面。
每一座明朝“敕建”的廟宇，都有監修或重修的太監的碑志，不然就在梁下、匾上留名。
至于明代宮中八次大火災（小火災不計），史家認為是宦官故意放火，以便重建時貪污中飽的。
更不用說，宦官為了回避宦官禁置私産的法律規定，多借建廟的名義，修建寺院，附置庭園、“僧舍”，作為自己休養享樂之用。
如北京的智化寺（王振建）、碧雲寺（魏忠賢建），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明末魏忠賢的生祠在全國竟達五六百所，更是宦官政治的具體物質表觀。
明代官匠制度增加了熟練技術工人，大大地促進手工藝技術的水平。
明代建築使用大量楠木和質地優良的磚，工精料美，絲毫不苟。
在建築工程方面，榫卯準确，基礎堅實，彩畫精美，也是它的特色。
琉璃瓦和琉璃面磚到了明朝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太廟内牆前的琉璃花門上細部如陶制彩畫額枋就精美無比。
除北京許多琉璃牌坊和琉璃花門外，許多地方還出現了琉璃寶塔，其中如南京的報國寺七寶琉璃塔（太平天國戰争中被毀）和山西趙城廣勝寺飛虹塔，都說明了在這方面當時普遍的成就。
在明中葉的初期，由印度傳入“金剛寶座式”塔，在一個大塔座上建造五座乃至七座的群塔。
北京真覺寺（今五塔寺）塔是這類型的最卓越的典型。
這個塔型之傳入使中國建築的類型更豐富起來。
在清代，這類型又得到一定的發展。
在“黨禍”的鬥争中退隐的地主官僚和行商緻富的大賈，則多在家鄉營造家祠或私園以逃避現實世界。
明末私家園林得到極大發展，今天江南許多精緻幽靜的私園，如蘇州的拙政園，就是當時林園的卓越一例，也是當時社會情況下的産物。
最近在安徽歙縣發現許多私家的第宅，廳堂用巨大楠木柱，規模宏大。
可見當時商業發展，民間的财富可觀。
明中葉以後，一方面由于工藝發展，磚陶窯業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一方面由于農民起義和東北新興的滿洲族的軍事威脅，許多府縣都大量用磚瓷砌城堡。
這方面最傑出的實例就是北京城和萬裡長城。
這兩個城雖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形上建造起來，但都以它們雄健簡樸的龐大軀體各自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效果。
明代磚陶業之進步所産生的另一類型就是磚造發券的殿堂，如各地的“無梁殿”，乃至北京的大明門（今中華門）一類的磚券建築就是其中的實例。
這些建築一般都用磚石琉璃做出木結構的樣式。
明朝末年，随同歐洲資本家之尋找東方市場，西洋傳教士到了中國，帶來了西洋的自然科學、各種藝術和建築，這對于後來的中國建築也有一定的影響。
（清朝建立過程中）許多城市和建築沒有受到過甚的破壞。
例如北京這樣輝煌的首都和宮殿花園，就是相當完整地被滿洲統治者承繼了的。
故宮之中，主要建築僅太和殿和武英殿一組受到破壞。
清朝初期尚未完全征服全中國，所以像康熙年間重建太和殿，就放棄了官式用料的慣例，不用楠木而改用東北松木建造，在材料的使用上，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南方産木區還在不斷反抗。
清代統治者承繼了明朝統治者的全部财産，包括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整套“文物制度”。
為了适應當時情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進行了各種制度和法律之制定。
在這些制度之中也包括了《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七十二卷。
這雖是一部約束性的書，将清代的官造建築在制度和樣式上固定下來，但是它對于今天清代建築的研究卻是一部可貴的技術書。
這書對于當時的匠師雖然有極大的約束性，但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建築技術和藝術的創造性是封建制度所約束不住的。
在“工程做法”的限制下，勞動人民仍然取得了無窮輝煌的變化。
史家認為清代閉關自守是封建經濟停滞時代，一般地說，這也在建築上反映出來。
但在這整個停滞的時代裡，它仍有它一定限度内經濟比較發展的高峰和低潮。
清朝建築的高峰和一定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乾隆時代，那是清朝二百六十餘年間的“太平盛世”。
弘曆幾度南巡，帶來江南風格；大舉營建圓明園、熱河行官，修清漪園（今頤和園），在故宮内增建甯壽宮（今乾隆花園），給許多藝匠名師以創造的機會。
各園都有工藝精絕的建築細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代的宮廷大量吸收了江南的民間建築風格來建造園苑。
乾隆以後，清代的建築就比較消沉下來。
即使如清末重修頤和園，也隻是高潮以後的一個波浪而已。
鴉片戰争開始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時代，赓續了一百零九年。
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完全依附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中産生了官僚資本家和買辦階級。
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把歐洲資本主義城市的階級對立和自由主義的混亂狀态移植到中國城市中來；中國的官保買辦則大蓋“洋房”，以表達他們的崇洋思想，更助長了這混亂狀态。
侵略者是無視被侵略者的民族和文化的，中國建築和它的傳統受到了鄙視和摧殘。
中國知識分子建築師之出現，在初期更助長了這趨勢。
“五四”以後很短的一個時期曾作過恢複中國傳統和新的工程技術相結合的嘗試，但在殖民地性質的反動政府的破碎支離的統治下和經濟基礎上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反倒是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各種建築理論和流派逐漸盛行起來。
以“革命”姿态出現于歐洲的這個反動的藝術理論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在美國繁殖起來，迷惑了許許多多歐美建築師，以“符合現代要求”為名，到處建造光秃秃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築。
中國的建築界也曾堕入這個旋渦中。
中國曆史中這一個波動劇烈的世紀，也反映在我們的建築上。
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洋房、玻璃方盒子似乎給我們帶來新的工程技術，有許多房子是可以滿足一定的物質需要的。
但是，建築是一個社會生活中最高度綜合性的藝術。
作為能滿足物質和精神雙重要求的建築物來衡量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築，它們是沒有藝術上的價值的，而且應受到批判。
無可諱言的，這一百年中蔑視祖國傳統，割斷曆史，硬搬進來的西洋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形式對于祖國建築是摧殘而不是發展。
曆史上封建的建築物雖已不能适應我們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們的優良傳統，藝術造型上的成就卻仍是我們新創造的最可寶貴的源泉。
而殖民地建築在精神上則起過摧毀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礙了我們自己建築的發展；在物質上曾是破壞摧毀我們可珍貴的建築遺産的兇猛勢力。
它們僅有的一點實用性，在今天面向社會主義生活的面前，也已經很不夠了。
結論 回顧我們幾千年來建築的發展，我們看見了每一個大階段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在新的技術、材料的進步和發明的條件下，曆代的匠師都不斷地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肯定的是：各代的匠師都能運用自己的傳統，加以革新，創造新的類型，來解決生活和思想意識中所提出的不相同的新問題。
由于這種新的創造，每代都推動着中國的建築不斷地向前發展，取得光輝的成就。
每當新的技術、新的材料出現時，古代匠師們也都能靈活自如地掌握這些新的技術和材料，使它們服從于藝術造型的要求，創造出革新的而又是從傳統上發展出來的手法和風格。
在這一點上，建築曆史上卓越的實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國建築的新階段已經開始了。
新的社會給建築師提出了嶄新的任務。
我們新時代的建築是為生産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的。
建築必須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勞動人民得到了适用，愉快而合乎衛生的工作和居住，遊息的環境，就可提高生産的量和質，就可幫助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還要求新時代的建築，作為一種藝術，必須發揮鼓舞人民前進的作用。
建築已成為全民的任務，成為國家總路線執行中的必要工具了。
過去的匠師在當時的社會、材料、技術的局限性下尚且能為自己時代社會的需要，靈活地運用遺産，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所給予建築師的條件是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
我們有中國共産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确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武器，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範本，有最現代化的技術科學和材料，有無比豐富的遺産和傳統。
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我們有信心創造出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建築。
(1) 原載于1954年12月《建築學報》第2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2) 房山縣1958年劃歸北京市。
(3) 西康，中國舊省名，設置于1939年，省會雅安。
1955年撤銷。
(4) 昌平縣現為昌平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