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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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宗教勢力和政權間的矛盾便造成會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的“滅法”。

    當時下诏毀掉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财貨田産入官,取寺屋材料修葺公廨,銅像鐘聲改鑄錢币。

    這些事實說明人民的财富和心血,在封建社會的矛盾中,不是受到不合理的浪費,就是受到殘酷的破壞,卓越的藝術遺産得以保存到今天的真是不到萬一! 唐代有高度藝術的、崇峻而宏麗的宗教建築大組群的完整面貌,今天已無法從實物上見到。

    對于建築結構和裝飾的形象,我們隻有在敦煌石窟寺壁上,許多以很寫實的殿宇樓閣為背景的佛教畫裡,可以得到較真實的印象。

    敦煌著名的壁畫《五台山圖》中描繪了九十座寺院組群的位置,其中之一“大佛光之寺”,就是今天還存在五台山豆村鎮的大佛光寺。

    更可寶貴的事實是寺内大殿竟是幸存到今天的一座唐代原物。

    我們從這座在會昌滅法後又建造起來的實物上,可以具體地見到唐代建築藝術風格手法,和它們所曾到達的多方面的成就。

    這座建築遺産對于後代是有無法衡量的價值的。

     總的說來,唐代在建築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城市作有計劃的布局,規模宏大,不但如長安、洛陽城,并且普遍及于全國的州縣,是全世界曆史上所未有的。

    其次就是個别建築組群在造型上是以藝術形态來完成的整體;雄宏壯麗的形象與華美細緻的細節、雕塑、繪畫和自然環境都密切地有機地聯系着。

    以世界各時代的建築藝術所達到的程度來衡量,這時期的中國建築也達到了藝術上卓越的水平。

    當然,無論是長安的宮廷建築物還是各處名山勝地的宗教建築物,還是一般城市中民用建築物,都是和唐初期全國生産力的提高,和以後商業經濟的繁榮,工藝技術的進步,西域文化的交流等分不開的。

    但一個主要的方面還是當時宗教所促進的創造有全民性的意義。

    勞動人民投入自己的熱情、理想和希望,在他們所創造的宗教藝術上:無論是雕刻、佛像或花紋;作大幅壁畫,或裝飾彩畫;建造大寺、高塔或小龛,或是代表超度人類過苦海的橋,當時人民都發揮了他們最傑出、最蓬勃的創造力量。

     中唐以後,中央政權和藩鎮争奪的内戰使黃河流域遭受破壞,經濟中心轉移到江準流城。

    唐亡之後,統治中原的政權,在五十餘年中,前後更換了五次,稱作五代。

    其他藩鎮各自成立了獨立政權的稱作十國。

    中原經濟力衰弱,無法恢複。

    建築發展沒有可能。

    掌握政權者對于已破壞的長安完全放棄,修葺洛陽也缺乏力量。

    偶有興建,匠人隻是遵随唐木工規制,無所創造。

    山西平遙鎮國寺大殿是五代木構建築的罕貴的孤例。

    五代建築在北方可說是唐的尾聲。

     十國在南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個别政權不受戰争拖累,又解除了對唐中央的負擔,數十年中,經濟得到新的發展而繁榮起來。

    建築在吳越和南唐,就由于地理環境和新的社會因素,發展了自己的新風格。

    如南京栖霞寺塔以八角形平面出現,在造型方面和在雕刻裝飾方面都有較唐朝更秀麗的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北宋建築風格的先聲。

     遼是中國東北邊境吸取并承繼了唐文化的契丹族的政權。

    在關外發展成熟,進占關内河北和山西北部,所謂燕雲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天的北京)在内。

    遼是一個獨立的區域政權,不是一個朝代,在時間上大部雖和北宋同時,但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唐邊疆文化。

    在進關以前,替遼建設城市和建築寺廟的是唐代的漢族移民和汾、并、幽、薊的熟練工匠。

    他們是以唐的規制手法為契丹族的特殊政權、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服務的。

    結果在實踐中創造了某一些屬于遼的特殊風格和傳統。

    後來這種風格又繼續影響關内在遼境以内的建築——北京天甯寺遼磚塔就是遼獨創作風的典型例子,而木構建築如著名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和應縣佛宮寺木塔卻帶着更多的唐風,而後者則是中國木造佛塔的最後一個實例。

     基本上,唐、五代和遼的建築是同屬于一個風格的不同發展時期。

    關于這一階段的中國建築,更應該提到的是它對朝鮮、日本建築重大的影響。

    研究日本和朝鮮建築者不能不理解中國的隋唐建築,就如同研究歐洲建築者不能不理解古希臘和羅馬建築一樣。

    不但如此,這時期的中國建築也影響到越南、緬甸等。

    并且唐和薩珊波斯的文化交流,并不亞于和印度及錫蘭的。

    唐朝是中國建築最輝煌的一大階段。

     兩宋到金·元 這個大階段以五代末的北周以武力得到淮南江北的經濟力量,在汴梁的建設為序幕;北宋統一了南北是它的發展和全盛時期;南宋是北宋的成就脫離了原來政治經濟基礎,在江南的條件下的延續與轉變;金和元都是在少數民族統治下宋的風格特點與北方和新的社會因素相結合的産物。

     宋代建築是在唐代已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宋代建築的特點與唐代的有着極大區别。

     要理解宋建築類型、手法風格和思想内容,我們必須理解宋代政治經濟情況的以下幾個方面:(一)趙匡胤沒有經過戰争便取得了政權。

    五代末朝後周在汴梁因疏浚了運河和江淮通航所發展的工商業繼續發展;中原農業生産或得到恢複,或更為提高。

    居于水陸交通要道的汴梁人口密集,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兼商業中心。

    趙炅(太宗)以占領江淮門戶的優越條件,進而征服了五代末期南方經濟繁榮的獨立小政權如南唐、吳越、後蜀,統一了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得到生産力較高的南方的供應,在文化上也吸取了南方所發展的一切文學藝術的成就,其中也包括建築上的成就。

    (二)因内部矛盾,宋代軍權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

    無所事事,成為龐大消費階層的軍隊全力防内,對外卻軟弱無能,在北方以屈辱性的條約和遼媾和,在西方則屢次受西夏侵擾。

    統治者抱有苟安思想,隻顧眼前享樂生活。

    建設的規模,建築物的性質、氣魄,和唐代開國時期和晚唐信奉宗教的熱烈情況都不相同。

    (三)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個巨大的寄生階層,和大小地主商賈血肉相連,官僚們利用統治地位從事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中滋長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力量引起社會深刻的變化。

    全國中小消費階層的擴大促進了這時期手工業生産的特殊繁榮。

    國内出現了手工藝市鎮和較大的商業中心城市(特别突出的如京都汴梁、成都、興元〈漢中〉和杭州等)。

    城市中某些為工商業服務的新建築類型,如密集的市樓、邸店、廊屋等的産生,都是這時期城市生活的要求所促成的。

    又因商業流動人口的需要,取消了都城“夜禁”的限制,在東京出現了夜市和各種公共娛樂場所,如看戲的瓦子和豪華的酒樓,以後很普遍。

    (四)手工業的發展進入工場的組織形式,内部很細的分工使産品的質量和工藝美術水平普遍地提高。

    宋代瓷器、織錦、印刷、制紙等工業都超過了過去時代的水平。

    這一切細緻精巧的傾向也影響了當時的建築材料和細緻加工的風格。

     宋建築的整體及格,初期的河北正定龍興寺大閣殘部所表現,仍保持魁偉的唐風。

    但作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于南北兩種不同建築風格之間,很快地同時受到五代南方的秀麗和唐代北方壯碩風格的影響,或多或少地已是南北作風的結合。

    山西太原晉祠聖母廟一組是這一作風的範例,雖然在地理上與汴梁有相當的距離。

    注重重樓飛閣較繁複的塑型,受到宮中不甚寬敞地址的限制,平面組合開始錯落多變化;宮廷中藏書的秘閣就是這種創造性的新型樓閣。

    它的結構是由南方吳越來的傑出的木工喻皓所設計,更說明了它成就的來源。

    公元一○○○年(真宗)以後,宮廷不斷建築侈麗的道觀樓閣,最著名的如玉清昭應宮,蘇州人丁謂領導工役,夜以繼日施工了七年建成。

    每日用工多到三四萬人,所用材料是從全國彙集而來的名産。

    瓦用綠色琉璃;彩畫用精制顔料繪成織錦圖案,加金色裝飾。

    這個建築構圖是按畫家劉文通所作畫稿布置的。

    其中七賢閣的設計也是在高台上更加“飛閣”,當時被認為是全國最壯觀的建築物。

     汴梁宮廷建築的華麗傾向和因宮中代代興建,缺乏建築地址,平面布置上不得不用更緊湊的四合圍攏方式或兩旁用側翼的樓和主樓相連,或前後以杖廊相連的格式。

    這些顯然普遍地影響了宋一代權貴私人第宅和富豪商賈城市中建築的風格。

     原來是商業城市改建為首都的汴梁,其規模和先有計劃的“皇王之邑”的長安相去甚遠,宮前既無宏大行政衙署區域,也無民坊門禁制度。

    除宮城外,前部中軸大路兩旁,和橫穿京城的汴河兩岸,以及宮旁橫街上,多半是商業性質建築所組成的。

    人口密集之後,土地使用率加大,更促進了多層市樓的發展。

    因此豪華的店屋酒樓也常以重樓飛閣的姿态出現。

    例如《東京夢華錄》中所描寫的“三樓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閣欄檻,明暗相通”的酒店礬樓就最為典型。

    發展到了北宋末趙佶(徽宗)一代,連年奢侈營建,不但汴梁宮苑寺觀“殿閣臨水,雲屋連簃”,層樓的組群占重要位置,它們還發展到全國繁華之地,有好風景的區域。

    雖然實物都不存在,今天我們還能從許多極寫實的宋畫中見到它們大略的風格形象。

    它們的主要特征是歇山頂也可以用在向前向後的部分,上面屋脊可以十字相交,原來屋頂側面的山花現在也可以向前,因此樓閣嶙嶒,在形象上豐富了許多。

    宋畫中最重要的如《黃鶴樓圖》《滕王閣圖》及《清明上河圖》等等,都是研究宋建築的珍貴材料。

    日本鐮倉時代的建築受到我國這一時期建築很大的影響,而它們實物保存得很好,也是極好的參考材料。

    總之,在城市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有高度實用價值,形象優美,立面有多樣變化組合的樓閣是宋代在中國建築發展中的一個重大貢獻。

     其次如建築進一步分工,充分利用各種手工業生産的成就(用)到建築上,如磚石建築上用标準化琉璃瓦和面磚,并用了陶瓷業模制壓花技術的成就,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從開封琉璃鐵塔這樣難得的實物上見到。

    木構建築上出現了木雕裝飾方面的雕作和镟作。

    彩畫方面采用了紡織的成就,用華麗的绫錦紋圖案。

    因為造紙業的發展,門窗上可大量糊紙,出現了可以開關的球文格子門和窗等等。

    這些細緻的改進不但改變了當時的建築面貌,且對于後代建築有普遍影響。

     因為宋代曾采用匠人木經編成中國唯一的一本建築術書《營造法式》,記錄了各種建築構件相互間關系及比例,以及鬥拱砍削加工做法和彩畫的一般則例,對後代官匠在技術上和藝術上有一定的影響。

     南宋退到江南,建都臨安(杭州),把統治階級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都帶到新的土壤上培植起來,建築風格也不例外。

    但是在嚴重地受着侵略威脅的局面下和萎縮的經濟基礎上,南宋的宮廷建築的内容性質改變了,全國性規模的建築更不可能了。

    南宋重修的城市寺觀起初仍極為奢華,結構逐漸纖弱造作,手法也改變了。

    這時期的重要貢獻是建築和自然山水花木相結合的庭園建築在藝術上的成就。

    宮廷在臨安造園的風氣影響到蘇州和太湖區的私家花園,一直延續到後代明、清的名園。

     金的建設意識上反映着模仿北宋制度的企圖。

    從事創造的是漢族人民,在工藝技術上是依據他們自己的傳統的。

    而當時北方一部分卻是遼區域作風占重要位置。

    因此宋遼混合摻雜的手法的發展是它的特點之一。

    有一些金的建築實物在結構比例上完全和遼一緻,常常使鑒别者誤以為是遼的建築。

    另有一些又較近宋代形制,如正定龍興寺的摩尼殿和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一向都被認為是宋的遺物。

    第三種則是以不成熟的手法,有時形式地模仿北宋頹廢的煩瑣的形象,有時又作很大膽的新組合,前者如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後者如正定廣慧寺華塔,都是很突出的。

    像華塔那樣的形式,可以說是一種緊湊的群塔,是一種富于想象力的創造。

     金人改建了遼的南京(今天北京城西南廣安門内外一帶),擴大了城址,稱作中都。

    這次的興建是金海陵王特命工匠監官模仿北宋首都汴梁而布置的。

    因此中都吸取了宋的城市宮城格局的一切成就,保存了北宋宮前廣場部署的優良傳統。

    中都宮前的禦河石橋,兩側的千步廊也就是元大都的藍本。

    明、清兩代繼續沿用這種布局。

    今天北京的天安門前和午門、端門前壯麗的廣場,就是由這個傳統發展而來的。

     元代的蒙古遊牧民族,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曆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

     在元代統治中國的九十多年中,蒙古族采用了武力鎮壓手段,破壞着中國原來的農業基礎,在鬥争中,全國的經濟空前地衰落了;因此元代一般的地方建築也是粗糙簡陋的。

    這時期統治階級的建築是劫擄各民族的工匠建造的,因此有一些部分帶有其他民族的風格,大體是繼承了金和南宋後期細緻纖麗的風格。

     元代的京城大都(現北京)是蒙古族摧毀了金的中都之後創建的。

    這座在寬闊的平原上新創的城市,在平面上表現着整齊的幾何圖形觀念;城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以高大的鼓樓安置在全城的幾何中點上。

    皇宮的位置是在城内南面的中軸線上。

    這是參照周禮“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思想,綜合金代中都所沿襲的宋汴京的規劃,依照當時蒙古族的需要而創建的。

    這種以高大的鼓樓作全城中心的方式,現在在北方的一些中小城市中仍可以看到它的影響。

     元大都的宮殿建築是以豪華精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