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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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斷資料看到整個三國時期大緻仍是漢代工程技術與藝術風格的繼續，并沒有顯著的變化。
晉·南北朝·隋 六朝的建築是銜接中國曆史上兩個偉大文化時期——漢代與唐代的——橋梁，也是這兩時期建築不同風格急劇轉變的關鍵。
它是由漢以來舊的、原有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和新的社會因素，精神上和物質上劇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統一過程中的産物。
産生這新轉變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北方鮮卑、羌等胡族占據中原——所謂“五胡亂華”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種複雜的變化。
二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士族豪門帶了大量有先進技術的勞動人民大舉南渡，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三是在晉以前就傳入的佛教這時在中國普遍的傳播和盛行，全國上下的宗教熱忱成了建築藝術的動力。
新的民族的滲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随同佛教由西域進來的各種新的藝術影響，如中亞、北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各種藝術和各種作風，不但影響了當時中國藝術的風尚手法，并且還發展了許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及其附屬的工藝美術。
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經堂的寺院組群，多層的木造的和磚石造的佛塔，以及應用到世俗建築上去的建築雕刻，如陵墓前石柱與石獸和建築上的裝飾紋樣等，就都是這時期創造性的發展。
寺院組群和高聳的塔在中國城市和山林勝景中的出現劃時代地改變了中國地方的面貌。
千餘年來大小城市，名山勝景，其形象很少沒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側影所豐富了的。
南北朝就是這種建築物的創始時期。
當時宗教藝術是帶有很大群衆性的。
它們不同于宮廷藝術為少數人所獨占，而是人人得以觀賞的精神食糧，因此在人民中間推動了極大的創造性。
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現方法之一是在有懸崖處開鑿石窟寺。
在第五世紀後半葉中，開鑿了大同雲岡大石窟寺。
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參加，由刻像到花紋都帶着濃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風格。
但由石刻上看當時的建築，顯然完全是中國的結構體系，隻是在裝飾部分吸取了外來的新式樣。
北魏遷都到洛陽，又在洛陽開鑿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中不但建築是原來中國體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強烈的漢代傳統風格。
表現的手法很明顯是在漢朝刻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敦煌石窟壁畫上所見也證明在木構建築方面，當時澎湃的外來的藝術影響并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結構方法和分配的規律。
佛教建築隻是将中國原有的結構加以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來解決新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當時的塔基本上是漢代的“重樓”，也就是多層的小樓閣，頂上加以佛教的象征物——即有“覆缽”和“相輪”等稱作“刹”的部分。
這原是個縮小的印度墓塔（中國譯音稱作“窣堵坡”或“塔婆”）。
當時匠人隻将它和多層的小樓相結合，作為象征物放在頂部。
至于寺院裡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國庭院殿堂的構造根本就沒有分别。
為了内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隻在殿堂内部的布置和寺院組群上的分配。
這時期最富有創造性而傑出的建築物應提到嵩山嵩嶽寺磚塔。
在造型上，它是中國建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試用十二角形的平面來代替印度“窣堵坡”的圓形平面，用高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來代表“窣堵坡”的基座和“覆缽”（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層密密的中國式出檐代表着“窣堵坡”頂上的“刹”。
不但這是一個空前創作，而且在中國的建築中，也是第一個磚造的高度達到近乎四十米的高層建築，它标志着在磚石結構的工程技術上飛躍地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南北朝最通常的木塔現在國内已沒有實物存在了。
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地叙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陽城。
一個坡中，竟有大小一千餘個寺廟組群和幾十座高聳的佛塔。
那景象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
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甯寺的胡太後塔：四角九層，每層有繪彩的柱子，金色的鬥拱，朱紅金釘的門扇，刹上有“寶瓶”和三十層金盤。
全塔架木為之，連刹高“一千尺”，在“百裡之外”已可看見。
它在城市的藝術造型上無疑是起着巨大作用的高聳建築物。
即使高度的數字是被誇大了或有錯誤，但它在木結構工程上的高度成就是無可置疑的。
這種木塔的描寫，和日本今天還保存着若幹飛鳥時代（隋）的實物在許多地方極為相近。
雲岡石窟中雕刻的範本和這木構塔的描寫基本上也是一緻的。
當隋統一中國之前，南朝“金粉地”的建康，許多侈麗的宮殿，毀了又建，建了又毀，說明南朝更疊五個朝代，統治者内部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定。
但統治階級總是不斷地驅使勞動人民為他們興建豪華的宮殿。
在藝術方面，雖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智慧的巧匠們仍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統治者還掠奪人民以自己的熱情投在宗教建築上的藝術作品去充實他們華麗的宮苑。
齊的宮殿本來已到“窮極绮麗”的程度，如“遍飾以金壁，窗間盡畫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佩，……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等等，他們還嫌不足，又“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
從今天所僅存的建築附屬藝術實物看來，如南京齊、梁陵墓前面，勁強有力、富于創造性的石柱和百獸等，當時南朝在木構建築上也不可能沒有解決新問題的許多革新和創造。
到了隋統一全國後，宮廷就占有南北最優秀的工藝匠人。
楊廣（隋炀帝）的大興土木，建東京洛陽，營西苑時期，就有迹象證明在建築上模仿了南朝的一些宮苑布局，南方的藝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鑿運河通江南，建造大量華麗有樓殿的大船時，更利用了江南木工，尤其是造船方面的一切成就。
在此之前，楊堅（文帝）曾诏天下諸州各立舍利塔，這種塔大約都是木造的，今雖不存，但可想見這必然刺激了當時全國各地方普遍的創造。
在石造建築方面，北魏、北周、北齊都有大膽的創造，最豐富的是各個著名的石窟寺的附屬部分。
也就是在這時期一位天才石匠李春給我們留下了可稱世界性藝術工程遺産的河北趙縣的大石橋。
中國建築藝術經過這樣一段新鮮活潑的路程，便為曆史上文藝最輝煌的唐代準備了優越的條件。
唐·五代·遼 這個階段的建築藝術是以南北朝在宗教建築方面和統一全國的隋代在城市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
初唐建設雄宏魁偉的氣魄和中唐雅緻成熟的時代風格是比南北朝或隋代的宗教藝術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
唐将外來許多新因素漢化了，将陌生的非中國的成分和典雅莊嚴對稱的中國格局相結合，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生活服務。
如須彌座、蓮瓣、柱礎、磚塔、塔檐瓦飾、欄杆之類都改進成更接近于中國人民所習慣的風格。
在磚塔式樣上也經過一些成熟的變化，中國第一座八角塔就在這時期初次出現。
唐建築制度、技術手法和藝術作風的特點開始于初唐，盛于中唐前後，在中央政權削弱的晚唐和藩鎮割據的五代時期仍在全國有經濟條件的地區，風行頗長一個時期，而沒有突出的改變。
唐政治經濟的特點是唐初李淵父子統一了隋末暴政所引起的混戰中的中國而保留了隋政治、經濟、文物制度中的一些優點；在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幾年中，确使人民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當時政治良好，而同時對外戰争勝利，鼓勵胡族漢人雜居，不斷和西域各民族有文化和商業的交流。
農業生産提高，商業交通又特别發展，海路可直通波斯。
社會經濟從此一直向前發展了百餘年。
基礎穩定的唐代中央專制集權的封建社會恢複了西漢的盛況，全國文學藝術便随之有了高度的發展。
唐代在建築上的一切成就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藝術到達一個特殊全盛時代的産物。
唐中央政權的腐朽削弱開始于内部分裂，終于在和藩鎮的矛盾和農民的反抗中滅亡。
但是工商業在很大程度内未受中央政權強弱的影響。
宗教建築活動也普遍于民間，并不限于中央皇室的建造。
當隋初統一南北建國時期計劃了後來成為唐長安的大興城時，有意識地要表現“皇王之邑”。
因此建造的是都城、皇城、宮城、正朝、府寺、百司、公卿邸第、民坊、街市等等——明明白白的是封建政權的秩序所需要的首都建設。
它所反映的是統一封建專制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方面。
也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所謂文物制度的一種。
唐初繼承了這樣一個首都。
最主要的修建就是改大興殿為太極殿。
左右添了鐘樓、鼓樓，使聳起的形象更能表現中央政權的莊嚴。
再次就是另建一個雄偉的皇宮組群。
新建的大明宮在一條南北中線上立了一系列的大殿，每殿是一組群，前面有門，最南面是丹鳳門和含元殿。
大殿就立在龍首山的東趾上，“殿陛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
殿左右有兩閣，閣殿之間用“飛廊”相接。
這樣的形象魁偉、氣魄雄宏的規模，是過去漢未央宮開國氣概的傳統。
不過在建造上顯然是以漢興以來八百年裡所取得的一切更優秀的成就來完成的。
但在宗教建築方面，初唐承繼了隋代的創建，并不鼓勵新建造。
這方面顯然不是當時主要的活動。
代表初唐以後到中葉的建築活動的有兩個方面：宮廷權貴為了宴遊享樂所建的侈麗宮苑建築和邸第，以及宗教建築活動。
在這兩個方面高度藝術性的各種創造都是當時熟練的工匠和對宗教投以自己的幻想和熱忱的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代表前一種的，可以舉宮廷最優秀的藝匠為唐玄宗在骊山建築的華清宮，這樣著名的藝術組群，據記載是“骊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台殿環列山谷”，并且一切是“制作宏麗”，“雕镌巧妙”，“殆非人功”的藝術創造。
有名的長安風景區的曲江上宮苑也在這時期開始了建築。
至于當時權貴和公主們所競起的宅第則是“以侈麗相高，拟于宮掖，而精巧過之”。
這樣的事實說明當時建築工程技術和藝術上的最高成就已不被宮廷所獨占，而是開始在有錢有勢的階層裡普遍起來了。
唐代的皇室因為姓李，所以尊崇道教，因為道教奉李耳為始祖。
然而佛教的勢力畢竟深入到廣大民間，今天存留的唐代建築，除極少數摩崖造像外，全部都是佛教的。
其中較早的，全是磚塔。
唐朝的磚塔大緻可分為四個類型：（一）“重樓式”塔，如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興教寺的玄奘塔等。
它們的形式像層層疊起的四方形重摟，外表用磚砌成木結構的柱、枋、鬥拱等形象。
這兩座塔都建于七世紀後半和八世紀初年。
它們是磚造佛塔中最早砌出木構形式的範例。
（二）“密檐式”塔，如西安薦福寺的小雁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千尋塔等。
這個類型都在較高的塔身上出十幾層的密檐，一般沒有木結構形式的表面處理。
以上兩個類型平面都是正方形的，全塔是一個封頂的“磚筒”，内部用木樓闆和木樓梯。
（三）八角形單層塔，嵩山會善寺淨藏禅師塔是這類型的孤例。
它是五代以後最通常的八角塔的萌芽。
（四）群塔，山東曆城九塔寺塔，在一個八角形塔座上建九個小塔，是明代以後常見的金剛寶座塔的先驅。
自從嵩山嵩嶽寺塔建成到玄奘塔出現的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任何其他磚塔存留到今天，更證明嵩嶽寺塔是一次偉大的嘗試。
而唐代在數量上衆多和類型上豐富的磚塔則說明造磚和用磚的技術在唐代是大大地發展了一步。
宗教建築方面一次特殊的活動是武則天奪得政權後，在洛陽驅役數萬人建造奇異的“明堂”“天堂”“天樞”等。
這些建築物不是屬于佛教的，但是創造性地吸取了佛教藝術的手法，為這個特殊政權所要表現的宗教思想而服務的。
“明堂”稱作“萬象神宮”，内有“辟雍之像”，建築物高到二九四尺，方三○○尺，一共三層。
“下層法四時；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最上層法二十四氣，亦有圓蓋。
以木為瓦，夾纻漆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
”在結構方面是很大膽的，當中用巨木，“上下通貫、栭、栌、撐、借以為本”。
“天堂”高五級，是比明堂更高的建築，内放“夾纻”大像（夾纻是用麻布披泥胎上加漆，幹了以後去掉泥胎成空心的器物的做法）。
“天樞”是高百餘尺的八角銅柱，徑大十二尺，下為鐵山，周七十尺，立在端門外。
這些創造，雖然都是極特殊的，但顯然有它們的技術基礎和藝術上的良好條件的。
佛教建造的有在龍門崖上鑿造的巨大石像和窟外的奉先寺（寺的木構部分已不存，但這組巨像是唐代雕刻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最可珍貴的實物之一）。
自七世紀末葉以後到八世紀中葉，建造寺院的風氣才大盛。
原因是當時社會的需要。
八世紀中葉侈奢無度的中央政權遇到藩鎮的叛變，長安被安祿山攻破，皇帝出走四川。
唐中央政權從此盛極而衰，此後和地方長期戰争，七八十年中，人民受盡内戰的災害搜刮之苦，超度苦難的思想普遍起來。
在宮廷方面，軟弱的封建主，遇有變亂，也急求佛法保佑，建寺用費龐大，還拆了宮殿舊料來充數。
宮廷特别縱容僧尼，京城内外良田多被僧寺占有。
在五台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施工用料的程度也可見一斑。
到了九世紀初葉，皇帝迎佛骨到京師，在宮中留三日，送各寺院裡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達到舉國若狂的地步。
宦官權臣和豪富施錢造寺院或佛殿、塔幢以求福的數目愈來愈多，為避重稅求寺院庇蔭的人民數目也愈來愈大。
九世紀
晉·南北朝·隋 六朝的建築是銜接中國曆史上兩個偉大文化時期——漢代與唐代的——橋梁，也是這兩時期建築不同風格急劇轉變的關鍵。
它是由漢以來舊的、原有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和新的社會因素，精神上和物質上劇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統一過程中的産物。
産生這新轉變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北方鮮卑、羌等胡族占據中原——所謂“五胡亂華”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種複雜的變化。
二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士族豪門帶了大量有先進技術的勞動人民大舉南渡，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三是在晉以前就傳入的佛教這時在中國普遍的傳播和盛行，全國上下的宗教熱忱成了建築藝術的動力。
新的民族的滲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随同佛教由西域進來的各種新的藝術影響，如中亞、北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各種藝術和各種作風，不但影響了當時中國藝術的風尚手法，并且還發展了許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及其附屬的工藝美術。
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經堂的寺院組群，多層的木造的和磚石造的佛塔，以及應用到世俗建築上去的建築雕刻，如陵墓前石柱與石獸和建築上的裝飾紋樣等，就都是這時期創造性的發展。
寺院組群和高聳的塔在中國城市和山林勝景中的出現劃時代地改變了中國地方的面貌。
千餘年來大小城市，名山勝景，其形象很少沒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側影所豐富了的。
南北朝就是這種建築物的創始時期。
當時宗教藝術是帶有很大群衆性的。
它們不同于宮廷藝術為少數人所獨占，而是人人得以觀賞的精神食糧，因此在人民中間推動了極大的創造性。
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現方法之一是在有懸崖處開鑿石窟寺。
在第五世紀後半葉中，開鑿了大同雲岡大石窟寺。
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參加，由刻像到花紋都帶着濃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風格。
但由石刻上看當時的建築，顯然完全是中國的結構體系，隻是在裝飾部分吸取了外來的新式樣。
北魏遷都到洛陽，又在洛陽開鑿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中不但建築是原來中國體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強烈的漢代傳統風格。
表現的手法很明顯是在漢朝刻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敦煌石窟壁畫上所見也證明在木構建築方面，當時澎湃的外來的藝術影響并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結構方法和分配的規律。
佛教建築隻是将中國原有的結構加以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來解決新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當時的塔基本上是漢代的“重樓”，也就是多層的小樓閣，頂上加以佛教的象征物——即有“覆缽”和“相輪”等稱作“刹”的部分。
這原是個縮小的印度墓塔（中國譯音稱作“窣堵坡”或“塔婆”）。
當時匠人隻将它和多層的小樓相結合，作為象征物放在頂部。
至于寺院裡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國庭院殿堂的構造根本就沒有分别。
為了内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隻在殿堂内部的布置和寺院組群上的分配。
這時期最富有創造性而傑出的建築物應提到嵩山嵩嶽寺磚塔。
在造型上，它是中國建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試用十二角形的平面來代替印度“窣堵坡”的圓形平面，用高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來代表“窣堵坡”的基座和“覆缽”（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層密密的中國式出檐代表着“窣堵坡”頂上的“刹”。
不但這是一個空前創作，而且在中國的建築中，也是第一個磚造的高度達到近乎四十米的高層建築，它标志着在磚石結構的工程技術上飛躍地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南北朝最通常的木塔現在國内已沒有實物存在了。
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地叙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陽城。
一個坡中，竟有大小一千餘個寺廟組群和幾十座高聳的佛塔。
那景象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
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甯寺的胡太後塔：四角九層，每層有繪彩的柱子，金色的鬥拱，朱紅金釘的門扇，刹上有“寶瓶”和三十層金盤。
全塔架木為之，連刹高“一千尺”，在“百裡之外”已可看見。
它在城市的藝術造型上無疑是起着巨大作用的高聳建築物。
即使高度的數字是被誇大了或有錯誤，但它在木結構工程上的高度成就是無可置疑的。
這種木塔的描寫，和日本今天還保存着若幹飛鳥時代（隋）的實物在許多地方極為相近。
雲岡石窟中雕刻的範本和這木構塔的描寫基本上也是一緻的。
當隋統一中國之前，南朝“金粉地”的建康，許多侈麗的宮殿，毀了又建，建了又毀，說明南朝更疊五個朝代，統治者内部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定。
但統治階級總是不斷地驅使勞動人民為他們興建豪華的宮殿。
在藝術方面，雖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智慧的巧匠們仍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統治者還掠奪人民以自己的熱情投在宗教建築上的藝術作品去充實他們華麗的宮苑。
齊的宮殿本來已到“窮極绮麗”的程度，如“遍飾以金壁，窗間盡畫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佩，……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等等，他們還嫌不足，又“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
從今天所僅存的建築附屬藝術實物看來，如南京齊、梁陵墓前面，勁強有力、富于創造性的石柱和百獸等，當時南朝在木構建築上也不可能沒有解決新問題的許多革新和創造。
到了隋統一全國後，宮廷就占有南北最優秀的工藝匠人。
楊廣（隋炀帝）的大興土木，建東京洛陽，營西苑時期，就有迹象證明在建築上模仿了南朝的一些宮苑布局，南方的藝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鑿運河通江南，建造大量華麗有樓殿的大船時，更利用了江南木工，尤其是造船方面的一切成就。
在此之前，楊堅（文帝）曾诏天下諸州各立舍利塔，這種塔大約都是木造的，今雖不存，但可想見這必然刺激了當時全國各地方普遍的創造。
在石造建築方面，北魏、北周、北齊都有大膽的創造，最豐富的是各個著名的石窟寺的附屬部分。
也就是在這時期一位天才石匠李春給我們留下了可稱世界性藝術工程遺産的河北趙縣的大石橋。
中國建築藝術經過這樣一段新鮮活潑的路程，便為曆史上文藝最輝煌的唐代準備了優越的條件。
唐·五代·遼 這個階段的建築藝術是以南北朝在宗教建築方面和統一全國的隋代在城市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
初唐建設雄宏魁偉的氣魄和中唐雅緻成熟的時代風格是比南北朝或隋代的宗教藝術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
唐将外來許多新因素漢化了，将陌生的非中國的成分和典雅莊嚴對稱的中國格局相結合，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生活服務。
如須彌座、蓮瓣、柱礎、磚塔、塔檐瓦飾、欄杆之類都改進成更接近于中國人民所習慣的風格。
在磚塔式樣上也經過一些成熟的變化，中國第一座八角塔就在這時期初次出現。
唐建築制度、技術手法和藝術作風的特點開始于初唐，盛于中唐前後，在中央政權削弱的晚唐和藩鎮割據的五代時期仍在全國有經濟條件的地區，風行頗長一個時期，而沒有突出的改變。
唐政治經濟的特點是唐初李淵父子統一了隋末暴政所引起的混戰中的中國而保留了隋政治、經濟、文物制度中的一些優點；在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幾年中，确使人民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當時政治良好，而同時對外戰争勝利，鼓勵胡族漢人雜居，不斷和西域各民族有文化和商業的交流。
農業生産提高，商業交通又特别發展，海路可直通波斯。
社會經濟從此一直向前發展了百餘年。
基礎穩定的唐代中央專制集權的封建社會恢複了西漢的盛況，全國文學藝術便随之有了高度的發展。
唐代在建築上的一切成就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藝術到達一個特殊全盛時代的産物。
唐中央政權的腐朽削弱開始于内部分裂，終于在和藩鎮的矛盾和農民的反抗中滅亡。
但是工商業在很大程度内未受中央政權強弱的影響。
宗教建築活動也普遍于民間，并不限于中央皇室的建造。
當隋初統一南北建國時期計劃了後來成為唐長安的大興城時，有意識地要表現“皇王之邑”。
因此建造的是都城、皇城、宮城、正朝、府寺、百司、公卿邸第、民坊、街市等等——明明白白的是封建政權的秩序所需要的首都建設。
它所反映的是統一封建專制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方面。
也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所謂文物制度的一種。
唐初繼承了這樣一個首都。
最主要的修建就是改大興殿為太極殿。
左右添了鐘樓、鼓樓，使聳起的形象更能表現中央政權的莊嚴。
再次就是另建一個雄偉的皇宮組群。
新建的大明宮在一條南北中線上立了一系列的大殿，每殿是一組群，前面有門，最南面是丹鳳門和含元殿。
大殿就立在龍首山的東趾上，“殿陛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
殿左右有兩閣，閣殿之間用“飛廊”相接。
這樣的形象魁偉、氣魄雄宏的規模，是過去漢未央宮開國氣概的傳統。
不過在建造上顯然是以漢興以來八百年裡所取得的一切更優秀的成就來完成的。
但在宗教建築方面，初唐承繼了隋代的創建，并不鼓勵新建造。
這方面顯然不是當時主要的活動。
代表初唐以後到中葉的建築活動的有兩個方面：宮廷權貴為了宴遊享樂所建的侈麗宮苑建築和邸第，以及宗教建築活動。
在這兩個方面高度藝術性的各種創造都是當時熟練的工匠和對宗教投以自己的幻想和熱忱的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代表前一種的，可以舉宮廷最優秀的藝匠為唐玄宗在骊山建築的華清宮，這樣著名的藝術組群，據記載是“骊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台殿環列山谷”，并且一切是“制作宏麗”，“雕镌巧妙”，“殆非人功”的藝術創造。
有名的長安風景區的曲江上宮苑也在這時期開始了建築。
至于當時權貴和公主們所競起的宅第則是“以侈麗相高，拟于宮掖，而精巧過之”。
這樣的事實說明當時建築工程技術和藝術上的最高成就已不被宮廷所獨占，而是開始在有錢有勢的階層裡普遍起來了。
唐代的皇室因為姓李，所以尊崇道教，因為道教奉李耳為始祖。
然而佛教的勢力畢竟深入到廣大民間，今天存留的唐代建築，除極少數摩崖造像外，全部都是佛教的。
其中較早的，全是磚塔。
唐朝的磚塔大緻可分為四個類型：（一）“重樓式”塔，如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興教寺的玄奘塔等。
它們的形式像層層疊起的四方形重摟，外表用磚砌成木結構的柱、枋、鬥拱等形象。
這兩座塔都建于七世紀後半和八世紀初年。
它們是磚造佛塔中最早砌出木構形式的範例。
（二）“密檐式”塔，如西安薦福寺的小雁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千尋塔等。
這個類型都在較高的塔身上出十幾層的密檐，一般沒有木結構形式的表面處理。
以上兩個類型平面都是正方形的，全塔是一個封頂的“磚筒”，内部用木樓闆和木樓梯。
（三）八角形單層塔，嵩山會善寺淨藏禅師塔是這類型的孤例。
它是五代以後最通常的八角塔的萌芽。
（四）群塔，山東曆城九塔寺塔，在一個八角形塔座上建九個小塔，是明代以後常見的金剛寶座塔的先驅。
自從嵩山嵩嶽寺塔建成到玄奘塔出現的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任何其他磚塔存留到今天，更證明嵩嶽寺塔是一次偉大的嘗試。
而唐代在數量上衆多和類型上豐富的磚塔則說明造磚和用磚的技術在唐代是大大地發展了一步。
宗教建築方面一次特殊的活動是武則天奪得政權後，在洛陽驅役數萬人建造奇異的“明堂”“天堂”“天樞”等。
這些建築物不是屬于佛教的，但是創造性地吸取了佛教藝術的手法，為這個特殊政權所要表現的宗教思想而服務的。
“明堂”稱作“萬象神宮”，内有“辟雍之像”，建築物高到二九四尺，方三○○尺，一共三層。
“下層法四時；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最上層法二十四氣，亦有圓蓋。
以木為瓦，夾纻漆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
”在結構方面是很大膽的，當中用巨木，“上下通貫、栭、栌、撐、借以為本”。
“天堂”高五級，是比明堂更高的建築，内放“夾纻”大像（夾纻是用麻布披泥胎上加漆，幹了以後去掉泥胎成空心的器物的做法）。
“天樞”是高百餘尺的八角銅柱，徑大十二尺，下為鐵山，周七十尺，立在端門外。
這些創造，雖然都是極特殊的，但顯然有它們的技術基礎和藝術上的良好條件的。
佛教建造的有在龍門崖上鑿造的巨大石像和窟外的奉先寺（寺的木構部分已不存，但這組巨像是唐代雕刻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最可珍貴的實物之一）。
自七世紀末葉以後到八世紀中葉，建造寺院的風氣才大盛。
原因是當時社會的需要。
八世紀中葉侈奢無度的中央政權遇到藩鎮的叛變，長安被安祿山攻破，皇帝出走四川。
唐中央政權從此盛極而衰，此後和地方長期戰争，七八十年中，人民受盡内戰的災害搜刮之苦，超度苦難的思想普遍起來。
在宮廷方面，軟弱的封建主，遇有變亂，也急求佛法保佑，建寺用費龐大，還拆了宮殿舊料來充數。
宮廷特别縱容僧尼，京城内外良田多被僧寺占有。
在五台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施工用料的程度也可見一斑。
到了九世紀初葉，皇帝迎佛骨到京師，在宮中留三日，送各寺院裡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達到舉國若狂的地步。
宦官權臣和豪富施錢造寺院或佛殿、塔幢以求福的數目愈來愈多，為避重稅求寺院庇蔭的人民數目也愈來愈大。
九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