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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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點東西。
凡較熱鬧的省會，我們一定會感覺到一件事，即新的馬路和新的店鋪，多用新的市招。
雖間或可從藥店，和糕餅店、南紙店，發現一二舊式匾額，比較上已不多。
可知這三樣舊社會的商業，或因牌号舊，或因社會需要，在新的都會中尚勉強能存在。
但試想想，舊藥房已不能不賣阿司匹林，糕餅店也安上玻璃櫃兼售牛奶面包，南紙店更照例得準備洋墨水和練習簿，就可知大都會這些舊牌号，雖存在實勉強存在，過不久恐都得取消了。
最後剩下的将是中醫與财神廟的匾額，這是中國人五十年内少不了的。
雖然新式理發館或大銀行門面，依然常常有個偉人題字點綴，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辦喪事人家題銘旌，隻是題字人的功名，字體好壞實已不再為任何方面注意。
武昌黃鶴樓廢基上的露天攤子，“小孔明”的招子，已到什麼總隊的大隊長用美術字招徕主顧了。
不過從執筆方面，也多少可以看出一點代表地方的象征。
譬如說，南京有的是管大名分多的革命要人，市招上題名也大多數是這種要人。
民十八以後，南京的旅館、飯館，以及什麼公司，都可發現譚于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個不再重職業階段的民主國偉人氣度。
山東究竟是文化禮儀之邦，濟南市面雖日益變新，舊招牌尚多好好保存。
較新的牌号，大多數還是一個膠東狀頭王垿所包辦，《醴泉銘》作底子的館閣體歐書，雖平闆些不失典型。
長沙是個也愛名人也重偉人的地方，（未焚燒前）各業匾額便多譚延闿先生《争座位》顔體大字，和書家楊仲子（楊度之子）六朝體榜書，兩人秋色平分。
杭州是個也有名流也要書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處可見周承德先生寬博大方的鄭文公碑體寫在朱紅漆金字大匾上。
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園亭，卻多國内近三十年名流達官的題署。
上海是個商業都會，并且是個五方雜處英雄豪傑活動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聞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題字。
近代社會要人與聞人關系既相當密切，因之凡聞人的大小企業，從百貨公司到成衣店，卻又多黨國要人題字。
新問題 大凡喜歡寫寫字，且樂意到一個新地方從當地招牌上認識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個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體有越來越不高明的趨勢。
或者因為新式商店門面寬窄無定，或者因為油漆匠技術與所用材料惡劣，居多招牌字體比例就永遠不會與匾額相稱，匾額又照例難與門面裝飾性相調和。
至于請求名人動筆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壞不問好壞情形，隻是執筆的官位越大或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
至于寫字的名人偉人呢，若還想把它當成一件事做，好壞之間還有點榮辱感，肯老老實實找個人代筆，還不失為得計。
不幸常常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
有些人（尤其是我們常見的“文化人”）許多許多竟特别喜歡不擇紙筆，當衆揮毫，表示偉大灑脫。
不是用寫徑寸字體的結構方法放大成對徑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麼東西做成的筆，三塗五抹而成，真應了千年前火正後人米颠說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論成就，卻與古人成就相去多遠！雖說這種連掃帶刷的字體，有時倒也和照相館、西藥房這些商号本身性質相稱，可是這一來，在街上散步時，我們從市招上享受字體愉快的權利，可完全被剝奪了。
（但知識青年的紀念冊，卻正是這種偉人字的戰場，恰恰如許多名勝地方牆壁上，是副官軍需題詩的戰場一樣；論惡劣，真不容易公平批判！） 權利去掉後自然多了一種義務，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頭的偉人字和美術字。
這兩者合流，正象征一種新的形成，原來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湊”。
從寫字看文化，使我們感覺到像上月朱自清先生，對于政府十年前迫學生用毛筆的複古擔憂，為不必要。
也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會的修理工作的意見，同意以外覺得茫然。
因為黨國要人中雖還有個吳稚老，喜歡寫寫篆字，至于另外一位富有民主風度的于胡子，寫的字就已經像是有意現代化，用大型特制原子筆做成莼菜條筆鋒。
北平琉璃廠的戴月軒、李福壽，好筆作價已到三千萬，政府哪還有興趣能夠強迫人用毛筆寫好字！至于費三十、五十億來收拾的故都，也真隻是将将就就來收拾一下罷了。
因為國内最有曆史價值的建築雕刻，當數山西、河、洛，許多地方都是梁先生伉俪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年親身調查過的。
八年淪陷，雲岡和天龍山已面目全非，五台趙城的土木建築，毀去的更無可補救。
和平勝利後，随之而來是一個更猛烈殘酷的内戰，炮火焚灼所及，這些東東西西留下的廢墟，也會因種種情形而完全毀去本來樣子，做成個蹤迹不存。
十年前保存在中國營造學社，人間僅有的一些建築照片，聽說一部分即已在八年前寄存于天津一銀行庫中時為水毀去。
能愛惜、研究、保存的專家，全中國隻那麼一二人，個人即雄心依舊，必和國内其他工礦專家一樣，也快老了，體力精神消耗得都差不多了，即有機會再來工作，也恐怕來不及了。
整個國家卻正在具體和抽象的兩種大火中無限制地焚燒。
讀讀《大公報》上連載的梁先生那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對曆史和文化有責任、有良心的專家，活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靈魂上的災難實如何深刻。
梁先生也許會和我有同感，即一個故宮博物院最大的用處，如隻是五月二十這一天，把宮燈挂出來點綴紀念，不能作更有意義的改革，并供給多數人研究學習的便利，這個博物院的存在與否，實在都無意義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張聽它毀坍還激烈，進而主張一把火燒去。
但目前更重要的，或者還是凡力之所及能保存的，即毀去也無助于社會革命發展的，讀書人的急進詛咒，莫一例來煽火揚焰。
社會分解加劇，“文化保衛”四個字若還有點意義，有許多事就值得分開來說來看，而這個分别的責任，即落在對國家民族、對世界文化有認識、有良心的讀書人肩上。
這時節作豪言壯語易，說這種良心話卻難。
我們實在還需要更多像梁思成先生的意見，提出給全國各方面參考。
因為任何一個新的社會來臨，就還需要工業和其他！ 從寫字也可讓我們明白，社會在變，字體在變，可是字的存在，為人民繼續當作一種傳達意見情感的工具來運用，至少在中國總還有個百十年壽命可言。
字本來是讓人認識的，如像北伐以後，近二十年來政工人員寫的美術字标語，實在不容易認識，也并不怎麼美，使我覺得即此一事，提出向“傳統學習”的口号，也就還有其必要！但是向一個現代從事政工人員說“标語字要明白、簡單、醒目而有效果，宜于從傳統學習”，當然像是完全胡說！因為凡是這一行工作，都正在打倒“傳統”，而學的卻是有現代性的“美術字”。
辯論結果，隻會互相頭痛。
凡較熱鬧的省會，我們一定會感覺到一件事，即新的馬路和新的店鋪，多用新的市招。
雖間或可從藥店，和糕餅店、南紙店，發現一二舊式匾額，比較上已不多。
可知這三樣舊社會的商業，或因牌号舊，或因社會需要，在新的都會中尚勉強能存在。
但試想想，舊藥房已不能不賣阿司匹林，糕餅店也安上玻璃櫃兼售牛奶面包，南紙店更照例得準備洋墨水和練習簿，就可知大都會這些舊牌号，雖存在實勉強存在，過不久恐都得取消了。
最後剩下的将是中醫與财神廟的匾額，這是中國人五十年内少不了的。
雖然新式理發館或大銀行門面，依然常常有個偉人題字點綴，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辦喪事人家題銘旌，隻是題字人的功名，字體好壞實已不再為任何方面注意。
武昌黃鶴樓廢基上的露天攤子，“小孔明”的招子，已到什麼總隊的大隊長用美術字招徕主顧了。
不過從執筆方面，也多少可以看出一點代表地方的象征。
譬如說，南京有的是管大名分多的革命要人，市招上題名也大多數是這種要人。
民十八以後，南京的旅館、飯館，以及什麼公司，都可發現譚于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個不再重職業階段的民主國偉人氣度。
山東究竟是文化禮儀之邦，濟南市面雖日益變新，舊招牌尚多好好保存。
較新的牌号，大多數還是一個膠東狀頭王垿所包辦，《醴泉銘》作底子的館閣體歐書，雖平闆些不失典型。
長沙是個也愛名人也重偉人的地方，（未焚燒前）各業匾額便多譚延闿先生《争座位》顔體大字，和書家楊仲子（楊度之子）六朝體榜書，兩人秋色平分。
杭州是個也有名流也要書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處可見周承德先生寬博大方的鄭文公碑體寫在朱紅漆金字大匾上。
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園亭，卻多國内近三十年名流達官的題署。
上海是個商業都會，并且是個五方雜處英雄豪傑活動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聞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題字。
近代社會要人與聞人關系既相當密切，因之凡聞人的大小企業，從百貨公司到成衣店，卻又多黨國要人題字。
新問題 大凡喜歡寫寫字，且樂意到一個新地方從當地招牌上認識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個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體有越來越不高明的趨勢。
或者因為新式商店門面寬窄無定，或者因為油漆匠技術與所用材料惡劣，居多招牌字體比例就永遠不會與匾額相稱，匾額又照例難與門面裝飾性相調和。
至于請求名人動筆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壞不問好壞情形，隻是執筆的官位越大或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
至于寫字的名人偉人呢，若還想把它當成一件事做，好壞之間還有點榮辱感，肯老老實實找個人代筆，還不失為得計。
不幸常常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
有些人（尤其是我們常見的“文化人”）許多許多竟特别喜歡不擇紙筆，當衆揮毫，表示偉大灑脫。
不是用寫徑寸字體的結構方法放大成對徑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麼東西做成的筆，三塗五抹而成，真應了千年前火正後人米颠說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論成就，卻與古人成就相去多遠！雖說這種連掃帶刷的字體，有時倒也和照相館、西藥房這些商号本身性質相稱，可是這一來，在街上散步時，我們從市招上享受字體愉快的權利，可完全被剝奪了。
（但知識青年的紀念冊，卻正是這種偉人字的戰場，恰恰如許多名勝地方牆壁上，是副官軍需題詩的戰場一樣；論惡劣，真不容易公平批判！） 權利去掉後自然多了一種義務，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頭的偉人字和美術字。
這兩者合流，正象征一種新的形成，原來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湊”。
從寫字看文化，使我們感覺到像上月朱自清先生，對于政府十年前迫學生用毛筆的複古擔憂，為不必要。
也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會的修理工作的意見，同意以外覺得茫然。
因為黨國要人中雖還有個吳稚老，喜歡寫寫篆字，至于另外一位富有民主風度的于胡子，寫的字就已經像是有意現代化，用大型特制原子筆做成莼菜條筆鋒。
北平琉璃廠的戴月軒、李福壽，好筆作價已到三千萬，政府哪還有興趣能夠強迫人用毛筆寫好字！至于費三十、五十億來收拾的故都，也真隻是将将就就來收拾一下罷了。
因為國内最有曆史價值的建築雕刻，當數山西、河、洛，許多地方都是梁先生伉俪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年親身調查過的。
八年淪陷，雲岡和天龍山已面目全非，五台趙城的土木建築，毀去的更無可補救。
和平勝利後，随之而來是一個更猛烈殘酷的内戰，炮火焚灼所及，這些東東西西留下的廢墟，也會因種種情形而完全毀去本來樣子，做成個蹤迹不存。
十年前保存在中國營造學社，人間僅有的一些建築照片，聽說一部分即已在八年前寄存于天津一銀行庫中時為水毀去。
能愛惜、研究、保存的專家，全中國隻那麼一二人，個人即雄心依舊，必和國内其他工礦專家一樣，也快老了，體力精神消耗得都差不多了，即有機會再來工作，也恐怕來不及了。
整個國家卻正在具體和抽象的兩種大火中無限制地焚燒。
讀讀《大公報》上連載的梁先生那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對曆史和文化有責任、有良心的專家，活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靈魂上的災難實如何深刻。
梁先生也許會和我有同感，即一個故宮博物院最大的用處，如隻是五月二十這一天，把宮燈挂出來點綴紀念，不能作更有意義的改革，并供給多數人研究學習的便利，這個博物院的存在與否，實在都無意義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張聽它毀坍還激烈，進而主張一把火燒去。
但目前更重要的，或者還是凡力之所及能保存的，即毀去也無助于社會革命發展的，讀書人的急進詛咒，莫一例來煽火揚焰。
社會分解加劇，“文化保衛”四個字若還有點意義，有許多事就值得分開來說來看，而這個分别的責任，即落在對國家民族、對世界文化有認識、有良心的讀書人肩上。
這時節作豪言壯語易，說這種良心話卻難。
我們實在還需要更多像梁思成先生的意見，提出給全國各方面參考。
因為任何一個新的社會來臨，就還需要工業和其他！ 從寫字也可讓我們明白，社會在變，字體在變，可是字的存在，為人民繼續當作一種傳達意見情感的工具來運用，至少在中國總還有個百十年壽命可言。
字本來是讓人認識的，如像北伐以後，近二十年來政工人員寫的美術字标語，實在不容易認識，也并不怎麼美，使我覺得即此一事，提出向“傳統學習”的口号，也就還有其必要！但是向一個現代從事政工人員說“标語字要明白、簡單、醒目而有效果，宜于從傳統學習”，當然像是完全胡說！因為凡是這一行工作，都正在打倒“傳統”，而學的卻是有現代性的“美術字”。
辯論結果，隻會互相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