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交通工具
關燈
小
中
大
談辇輿
《史記·夏本紀》稱“禹行四載”，四種交通工具中有“山行乘”，注解恐難得詳盡。
特别是這種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後發展，用以書注書方法，不免顧此失彼，讀者既得不到原來形象具體知識，更難得到在曆史發展中，這一奴隸社會殘餘轉入封建社會制以後種種知識。
試從形象出發，結合史志記載，相互印證，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識。
金文中常見“辇”字，反映奴隸制社會，奴隸主虐待奴隸現實，用人當牲口使用四人拉車的情形。
殷商發掘是否有遺物出土，不得而知。
《史記》提“山行乘”，集注會注必有解釋，不是本人所能深究。
唯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測得知，必是“擡舉”而不是“推挽”。
（古有輿人之誦，得知周代還在使用，但是否即“”，個人為無知。
）漢石刻千百種，似無形象可征。
四十五六年前，記得曾展出個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圖》，有不少人夫開山運石，是不是同時也有的形象，已難記憶。
至于清代那個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圖》，時間差距過遠，不可望發現有用證據。
直到近年，雲南昆明附近石砦山發現的大量青銅器群，在一個銅鼓邊緣裝飾圖像中，卻有個西南夷酋長出行圖，給了我們不少新啟發。
這個酋長是穩穩當當半躺式坐在個四人肩扛的家夥裡的。
人人耳着大環，頭纏長巾，前後親信随從，均腰圍虎皮，表現得十分明确具體。
不僅證實了兩千多年前古代“”的式樣和坐法，還同時證明了此後千餘年唐人樊綽著《蠻書》裡提起的南诏酋長随身親信官必身披“波羅皮”的事實。
因為《蠻書》就說“波羅即老虎”。
這個圖像的出現，即可證明“山行乘”的制度，還可說明《蠻書》所稱南诏土官必腰圍虎皮，西漢以來就是這樣，延長千年還未大變。
（并且因此明白明以來犀毗漆中“斑犀”又稱波羅漆的由來，技術實傳自雲南，首先或多用鞍鞯，和趙璘《因話錄》記載，說犀毗出于南诏鞍鞯叙述相同。
） 漢石刻多成于東漢，且集中于山東或徐州一帶地區，交通發達，沒有“”的應用形象，事極自然。
但為時稍後，就有發現，反映在《女史箴圖》卷中。
文章出于西晉著名文人陸機（即《文賦》作者），文章辭約而意深，不愧為好文章，畫則曆來以為成于東晉顧恺之手筆。
就畫言畫，産生有可能還較早一些些，因為内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個梳頭宮女，發髻後曳一長髾，完全是漢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畫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擱置一漆奁，漢末似名叫“銀參帶嚴具”，見于曹操《上雜物疏》，在嚴可均輯《三國文》中，當時即作為貴重事物，所以繳還政府的。
東晉則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
所以原作可能還早幾十年。
出于陸機同時的畫家之手。
這個卷子或是重摹，時代又較晚于顧好幾個世紀，疑出自隋人。
因為： 一、題字和隋代字體極相近。
末題顧姓名，當時似還無這個習慣。
二、奁具上柿蒂畫得不大對，明顯已不懂制度。
這當另作商讨。
更重要還是這個畫卷裡有個八人擡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上加紗罩帳子的一個坐具，内坐一人似乎還在從容讀書的樣子，晉代名稱應叫“八杠輿”或“平肩輿”。
又還另有個磚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紗帳，其他大同小異。
記得《晉書》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輿”，而侍從鼓吹必着“荷葉帽”，這個磚刻上即前有鼓吹，後有仆從，果然帽子多像個倒覆荷葉，可知流行時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紀間。
如不文圖互證，認識是難具體的。
到唐代，則發展成為“腰輿”或“步辇”。
唐代名畫家閻立本、立德，具家學淵源，畫藝多于其父隋名畫家閻毗。
傳世《列帝圖》即出其手，内中梁武帝也坐了個有腳的平榻狀東西，旁附雙杠，似由四人擡扛，和前者相似而不大同。
特征在用手提，齊腰而止，照史志稱呼，宜名“腰輿”。
當時大緻隻限于宮廷中短距離使用，出行是不抵事的。
閻立本既承家學，唐初由虞世基等制定官服制度儀衛規則時，閻氏弟兄即參與繪圖。
如用《列帝圖》和敦煌唐初貞觀時壁畫《維摩說法圖》下列帝王大臣聽經形象相比證，可知《
特别是這種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後發展，用以書注書方法，不免顧此失彼，讀者既得不到原來形象具體知識，更難得到在曆史發展中，這一奴隸社會殘餘轉入封建社會制以後種種知識。
試從形象出發，結合史志記載，相互印證，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識。
金文中常見“辇”字，反映奴隸制社會，奴隸主虐待奴隸現實，用人當牲口使用四人拉車的情形。
殷商發掘是否有遺物出土，不得而知。
《史記》提“山行乘”，集注會注必有解釋，不是本人所能深究。
唯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測得知，必是“擡舉”而不是“推挽”。
（古有輿人之誦，得知周代還在使用，但是否即“”，個人為無知。
）漢石刻千百種，似無形象可征。
四十五六年前，記得曾展出個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圖》，有不少人夫開山運石，是不是同時也有的形象，已難記憶。
至于清代那個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圖》，時間差距過遠，不可望發現有用證據。
直到近年，雲南昆明附近石砦山發現的大量青銅器群，在一個銅鼓邊緣裝飾圖像中，卻有個西南夷酋長出行圖，給了我們不少新啟發。
這個酋長是穩穩當當半躺式坐在個四人肩扛的家夥裡的。
人人耳着大環，頭纏長巾，前後親信随從，均腰圍虎皮，表現得十分明确具體。
不僅證實了兩千多年前古代“”的式樣和坐法，還同時證明了此後千餘年唐人樊綽著《蠻書》裡提起的南诏酋長随身親信官必身披“波羅皮”的事實。
因為《蠻書》就說“波羅即老虎”。
這個圖像的出現，即可證明“山行乘”的制度，還可說明《蠻書》所稱南诏土官必腰圍虎皮，西漢以來就是這樣，延長千年還未大變。
（并且因此明白明以來犀毗漆中“斑犀”又稱波羅漆的由來，技術實傳自雲南，首先或多用鞍鞯，和趙璘《因話錄》記載，說犀毗出于南诏鞍鞯叙述相同。
） 漢石刻多成于東漢，且集中于山東或徐州一帶地區，交通發達，沒有“”的應用形象，事極自然。
但為時稍後，就有發現，反映在《女史箴圖》卷中。
文章出于西晉著名文人陸機（即《文賦》作者），文章辭約而意深，不愧為好文章，畫則曆來以為成于東晉顧恺之手筆。
就畫言畫，産生有可能還較早一些些，因為内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個梳頭宮女，發髻後曳一長髾，完全是漢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畫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擱置一漆奁，漢末似名叫“銀參帶嚴具”，見于曹操《上雜物疏》，在嚴可均輯《三國文》中，當時即作為貴重事物，所以繳還政府的。
東晉則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
所以原作可能還早幾十年。
出于陸機同時的畫家之手。
這個卷子或是重摹，時代又較晚于顧好幾個世紀，疑出自隋人。
因為： 一、題字和隋代字體極相近。
末題顧姓名，當時似還無這個習慣。
二、奁具上柿蒂畫得不大對，明顯已不懂制度。
這當另作商讨。
更重要還是這個畫卷裡有個八人擡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上加紗罩帳子的一個坐具，内坐一人似乎還在從容讀書的樣子，晉代名稱應叫“八杠輿”或“平肩輿”。
又還另有個磚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紗帳，其他大同小異。
記得《晉書》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輿”，而侍從鼓吹必着“荷葉帽”，這個磚刻上即前有鼓吹，後有仆從，果然帽子多像個倒覆荷葉，可知流行時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紀間。
如不文圖互證，認識是難具體的。
到唐代，則發展成為“腰輿”或“步辇”。
唐代名畫家閻立本、立德，具家學淵源，畫藝多于其父隋名畫家閻毗。
傳世《列帝圖》即出其手，内中梁武帝也坐了個有腳的平榻狀東西，旁附雙杠，似由四人擡扛，和前者相似而不大同。
特征在用手提，齊腰而止，照史志稱呼，宜名“腰輿”。
當時大緻隻限于宮廷中短距離使用，出行是不抵事的。
閻立本既承家學，唐初由虞世基等制定官服制度儀衛規則時，閻氏弟兄即參與繪圖。
如用《列帝圖》和敦煌唐初貞觀時壁畫《維摩說法圖》下列帝王大臣聽經形象相比證，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