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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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金花箋
時代和主要内容
金花箋照北京習慣稱呼是“描金花箋”，比較舊的稱呼應當是“泥金銀畫絹”或“泥金銀粉蠟箋”。
原材料包括有絹和紙，一般多原大六尺幅或八尺幅，仿澄心堂的一種則是鬥方式，大小在二尺内。
制作時代多在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前期。
主題圖案的表現方法大緻可分成兩種形式：一是在彩色紙絹上用金銀粉加繪各種生色折枝花，一是在彩色紙絹上作各種疏朗串枝花或滿地如意雲，再适當加上各種龍鳳、八吉祥或花鳥蝴蝶圖案。
反映到這種彩色鮮明的紙絹上的，不論是莊嚴堂皇的龍鳳，還是生動活潑的花鳥蜂蝶，看來卻給人一個共同的愉快印象，即畫面充滿生意活躍的氣氛，它具有一種十八世紀文人畫家絕辦不到，唯有工人藝術家才會有的，豪放中包含有精細、秀美中又十分謹嚴的裝飾藝術風格。
特别是整幅紙張的裝飾效果，顯得極其謹嚴完整，部分花鳥卻又自由活潑，相互調和得恰到好處，它的産生雖在兩百年前，到現在仍使人感到十分新鮮。
這些紙絹似創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當時多是特意為宮廷殿堂中書寫宜春帖子詩詞或填補牆壁廊柱空白，也作畫幅上額或手卷引首用的，在懸挂時可起屏風畫作用，有的位置就等于屏風。
宋代以來，人稱黃筌父子在屏風上作花鳥畫為“鋪殿花”，語氣中實含有諷刺。
其實照目前看來，倒正說明了這類畫的長處是筆墨紮實，毫不苟且，因之裝飾效果特别強。
十七、十八世紀以來，金花箋上的花鳥雲龍，長處還是照舊，應屬于“鋪殿花”一個分支。
作者部分是清代宮廷中如意館工師，部分是蘇州工匠。
在蘇州織造上奏文件中，有一份關于同治八年制造五色蠟箋工料價目，十分重要。
價目是： 計細潔獨幅雙料兩面純蠟箋，每張工料銀五兩玖分。
又灑金蠟箋，每張加真金箔灑金工料一兩一錢五分二厘，每張工料銀六兩二錢四分二厘。
又五色灑金絹，每張長一丈六尺，寬六尺，每尺用加重細潔純淨骨力絹，需銀一兩，顔料練染工銀三錢，真金箔一錢四分七厘，灑金工銀三分一厘，每尺銀一兩四錢七分八厘，每張銀二十三兩六錢四分八厘。
文件中說的是比較一般的灑金紙絹，由此可推知，十八世紀以來，加工極多的泥金繪畫紙絹，當時價格必然更貴。
如把這個價目和綢緞價目相比較，當時特别講究的石青裝花緞子，不過一兩七錢銀子一尺，最高級的天鵝絨，隻三兩五錢銀子一尺，這種加金紙絹價格之高可見一斑。
畫師姓名我們目前知道的雖不多，但藝術風格則可從花箋本身一望而知：早期多接近蔣廷錫父子，較晚又和鄒一桂有些相通，山水畫筆法則像張宗蒼、董诰。
這情形十分自然。
因為作者既然多是如意館工師或蘇州畫工，藝術風格受宮廷畫師影響，是不足為奇的，特别是容易受後來做宰相的蔣廷錫畫風的影響。
但是如從圖案布局效果看來，這些畫卻早已大大超過了他們，每一幅畫都注意到整體效果和部分的相互關系，節奏感極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泥金銀技術在一般工藝上的發展 泥金銀技術比較普遍地使用到絲綢衣物、木漆家具和其他各方面，是在唐、宋兩代，即公元六七世紀到十二世紀。
明楊慎引《唐六典》，稱唐人服飾用金計十四種，宋王栐著《燕翼贻謀錄》，則說北宋時用金已到十八種，各有名目開列。
今本《唐六典》并無用金十四種的名稱，其他唐、宋以來類書也少稱引。
從名目分析，楊說恐怕隻是據王栐著作附會，不很可信。
但唐代泥金、縷金、撚金諸法用于婦女歌衫舞裙之多樣化，則從當時詩文中可以說明。
時間更早一些，如《南齊書·輿服志》《東宮舊事》《邺中記》和曹操《上雜物疏》均提及金銀繪畫器物，可知至晚在東漢時，泥金銀繪畫技術，就已應用到工藝各部門，而且還在不斷發展中。
但是，最早使用在什麼時候，如僅從文獻尋覓，是無從得到正确解答的。
數年前，長沙戰國楚墓出了幾個透雕棺闆，前年信陽長台關楚墓出了個彩繪漆棺和大型彩繪漆案，上面都發現有泥金銀加工、繪飾精美活潑的雲龍鳳圖案，因此才知道早在春秋戰國之際，當裝飾藝術部門正流行把黃金和新發現的白銀應用到鑲嵌工藝各方面時，同時也就發明了把金銀箔做成極細粉末，用作繪畫材料，使用于漆工藝上，增加它的藝術光彩。
這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事情。
用金銀在各色箋紙上作書畫，也由來已久。
文獻著錄則始于漢晉方士用各色綢帛、箋紙書寫重要經疏。
這個方法一直被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
直接施用于服飾上則晉南北朝是個重要階段。
當時由于宗教迷信，使得許多統治者近于瘋狂地把所占有的大量金銀去谄媚神佛，裝飾廟宇。
除佛身裝金外，還廣泛應用于建築彩繪、帳帷旗幡各方面。
因佛披金襕袈裟傳說流行，撚金織、繡、繪、串枝寶相花披肩于是産生，随後且由佛身轉用到人身的披肩上。
唐代的服飾廣泛用金，就是在這個傳統基礎上的一種發展。
繪畫中則創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特别地位。
箋紙上加金花，也在許多方面應用。
李肇《翰林志》即說過： 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箋。
又《楊妃外傳》稱，李白題牡丹詩，即用金花箋。
唐人重蜀中薛濤箋，據《牧豎閑談》記載，則當時除十色箋外，還有“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绫紋紙”等。
這些特種箋紙，顯然有好些是加金的。
《步非煙傳》稱： 以金鳳箋寫詩。
明陳眉公《妮古錄》則稱： 宋顔方叔嘗創制諸色箋，并砑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
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
元費著作《蜀箋譜》稱： 青白箋、學士箋及仿蘇箋雜色粉紙，名“假蘇箋”，皆印金銀花于上。
和蘇箋不同處，為蘇箋多布紋，假蘇箋為羅紋。
且說： 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則名玉水，冷金為最下。
明屠隆《考槃餘事》談宋紙，上說及團花箋和金花箋，并說元時紹興紙加工的有“彩色粉箋、蠟箋、花箋、羅紋箋”。
明代則有“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灑金箋、印金五色花箋”。
吳中則有“無紋灑金箋”。
《成都古今記》亦稱除十樣彩色蠻箋外，還有金沙、流沙、彩露、金粉、冷金諸種金銀加工紙。
範成大《吳船錄》，曾見白水寺寫經，是用銀泥在碧唾紙上書寫，卷首還用金作圖畫。
大約和近年發現虎丘塔中寫經、上海文管會藏開寶時寫經同屬一式。
宋袁褧《楓窗小牍》則說： 皇朝玉牒多書于銷金花白羅紙上。
《宋史·輿服志》也說宋官诰内部必用泥金銀雲鳳羅绫紙，張數不同。
除上面記載，反映宋代紙上加金銀花已相當普遍外，即在民間遇有喜慶事，也流行用梅紅紙上加銷金繪“富貴如意”“滿池嬌”“宜
原材料包括有絹和紙，一般多原大六尺幅或八尺幅，仿澄心堂的一種則是鬥方式，大小在二尺内。
制作時代多在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前期。
主題圖案的表現方法大緻可分成兩種形式：一是在彩色紙絹上用金銀粉加繪各種生色折枝花，一是在彩色紙絹上作各種疏朗串枝花或滿地如意雲，再适當加上各種龍鳳、八吉祥或花鳥蝴蝶圖案。
反映到這種彩色鮮明的紙絹上的，不論是莊嚴堂皇的龍鳳，還是生動活潑的花鳥蜂蝶，看來卻給人一個共同的愉快印象，即畫面充滿生意活躍的氣氛，它具有一種十八世紀文人畫家絕辦不到，唯有工人藝術家才會有的，豪放中包含有精細、秀美中又十分謹嚴的裝飾藝術風格。
特别是整幅紙張的裝飾效果，顯得極其謹嚴完整，部分花鳥卻又自由活潑，相互調和得恰到好處，它的産生雖在兩百年前，到現在仍使人感到十分新鮮。
這些紙絹似創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當時多是特意為宮廷殿堂中書寫宜春帖子詩詞或填補牆壁廊柱空白，也作畫幅上額或手卷引首用的，在懸挂時可起屏風畫作用，有的位置就等于屏風。
宋代以來，人稱黃筌父子在屏風上作花鳥畫為“鋪殿花”，語氣中實含有諷刺。
其實照目前看來，倒正說明了這類畫的長處是筆墨紮實，毫不苟且，因之裝飾效果特别強。
十七、十八世紀以來，金花箋上的花鳥雲龍，長處還是照舊，應屬于“鋪殿花”一個分支。
作者部分是清代宮廷中如意館工師，部分是蘇州工匠。
在蘇州織造上奏文件中，有一份關于同治八年制造五色蠟箋工料價目，十分重要。
價目是： 計細潔獨幅雙料兩面純蠟箋，每張工料銀五兩玖分。
又灑金蠟箋，每張加真金箔灑金工料一兩一錢五分二厘，每張工料銀六兩二錢四分二厘。
又五色灑金絹，每張長一丈六尺，寬六尺，每尺用加重細潔純淨骨力絹，需銀一兩，顔料練染工銀三錢，真金箔一錢四分七厘，灑金工銀三分一厘，每尺銀一兩四錢七分八厘，每張銀二十三兩六錢四分八厘。
文件中說的是比較一般的灑金紙絹，由此可推知，十八世紀以來，加工極多的泥金繪畫紙絹，當時價格必然更貴。
如把這個價目和綢緞價目相比較，當時特别講究的石青裝花緞子，不過一兩七錢銀子一尺，最高級的天鵝絨，隻三兩五錢銀子一尺，這種加金紙絹價格之高可見一斑。
畫師姓名我們目前知道的雖不多，但藝術風格則可從花箋本身一望而知：早期多接近蔣廷錫父子，較晚又和鄒一桂有些相通，山水畫筆法則像張宗蒼、董诰。
這情形十分自然。
因為作者既然多是如意館工師或蘇州畫工，藝術風格受宮廷畫師影響，是不足為奇的，特别是容易受後來做宰相的蔣廷錫畫風的影響。
但是如從圖案布局效果看來，這些畫卻早已大大超過了他們，每一幅畫都注意到整體效果和部分的相互關系，節奏感極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泥金銀技術在一般工藝上的發展 泥金銀技術比較普遍地使用到絲綢衣物、木漆家具和其他各方面，是在唐、宋兩代，即公元六七世紀到十二世紀。
明楊慎引《唐六典》，稱唐人服飾用金計十四種，宋王栐著《燕翼贻謀錄》，則說北宋時用金已到十八種，各有名目開列。
今本《唐六典》并無用金十四種的名稱，其他唐、宋以來類書也少稱引。
從名目分析，楊說恐怕隻是據王栐著作附會，不很可信。
但唐代泥金、縷金、撚金諸法用于婦女歌衫舞裙之多樣化，則從當時詩文中可以說明。
時間更早一些，如《南齊書·輿服志》《東宮舊事》《邺中記》和曹操《上雜物疏》均提及金銀繪畫器物，可知至晚在東漢時，泥金銀繪畫技術，就已應用到工藝各部門，而且還在不斷發展中。
但是，最早使用在什麼時候，如僅從文獻尋覓，是無從得到正确解答的。
數年前，長沙戰國楚墓出了幾個透雕棺闆，前年信陽長台關楚墓出了個彩繪漆棺和大型彩繪漆案，上面都發現有泥金銀加工、繪飾精美活潑的雲龍鳳圖案，因此才知道早在春秋戰國之際，當裝飾藝術部門正流行把黃金和新發現的白銀應用到鑲嵌工藝各方面時，同時也就發明了把金銀箔做成極細粉末，用作繪畫材料，使用于漆工藝上，增加它的藝術光彩。
這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事情。
用金銀在各色箋紙上作書畫，也由來已久。
文獻著錄則始于漢晉方士用各色綢帛、箋紙書寫重要經疏。
這個方法一直被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
直接施用于服飾上則晉南北朝是個重要階段。
當時由于宗教迷信，使得許多統治者近于瘋狂地把所占有的大量金銀去谄媚神佛，裝飾廟宇。
除佛身裝金外，還廣泛應用于建築彩繪、帳帷旗幡各方面。
因佛披金襕袈裟傳說流行，撚金織、繡、繪、串枝寶相花披肩于是産生，随後且由佛身轉用到人身的披肩上。
唐代的服飾廣泛用金，就是在這個傳統基礎上的一種發展。
繪畫中則創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特别地位。
箋紙上加金花，也在許多方面應用。
李肇《翰林志》即說過： 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箋。
又《楊妃外傳》稱，李白題牡丹詩，即用金花箋。
唐人重蜀中薛濤箋，據《牧豎閑談》記載，則當時除十色箋外，還有“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绫紋紙”等。
這些特種箋紙，顯然有好些是加金的。
《步非煙傳》稱： 以金鳳箋寫詩。
明陳眉公《妮古錄》則稱： 宋顔方叔嘗創制諸色箋，并砑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
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
元費著作《蜀箋譜》稱： 青白箋、學士箋及仿蘇箋雜色粉紙，名“假蘇箋”，皆印金銀花于上。
和蘇箋不同處，為蘇箋多布紋，假蘇箋為羅紋。
且說： 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則名玉水，冷金為最下。
明屠隆《考槃餘事》談宋紙，上說及團花箋和金花箋，并說元時紹興紙加工的有“彩色粉箋、蠟箋、花箋、羅紋箋”。
明代則有“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灑金箋、印金五色花箋”。
吳中則有“無紋灑金箋”。
《成都古今記》亦稱除十樣彩色蠻箋外，還有金沙、流沙、彩露、金粉、冷金諸種金銀加工紙。
範成大《吳船錄》，曾見白水寺寫經，是用銀泥在碧唾紙上書寫，卷首還用金作圖畫。
大約和近年發現虎丘塔中寫經、上海文管會藏開寶時寫經同屬一式。
宋袁褧《楓窗小牍》則說： 皇朝玉牒多書于銷金花白羅紙上。
《宋史·輿服志》也說宋官诰内部必用泥金銀雲鳳羅绫紙，張數不同。
除上面記載，反映宋代紙上加金銀花已相當普遍外，即在民間遇有喜慶事，也流行用梅紅紙上加銷金繪“富貴如意”“滿池嬌”“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