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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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特制大缸不同處是上面還常有個大蓋。
缸上也有作鳜魚浮雕圖案的。
十七世紀中清代初期，江西景德鎮燒造的彩釉和白胎彩繪瓷，都達到了中國陶瓷史藝術高峰，魚形圖案應用到瓷器上，也得到了極高成就，精美無匹。
用鳜魚的較多，是取“富貴有餘”意思。
或用三或用五，多諧三餘五餘。
燈籠旁流蘇，也有作雙魚形的。
并且産生了許多造型完美加工精緻的魚缸。
在故宮陶瓷館陳列的仿木釉紋的魚缸，是一件有代表性的藝術品。
此外已有玻璃缸養金魚的，代表新事物，成為當時貴族人家室内裝飾品。
至于魚形應用到刺繡、椅披和袍服上，多是雙魚作八字形斜置，如磬形，取“吉慶有餘”意思。
用鲢魚形的則叫“連年有餘”。
也有雕成小玉佩件的。
至于玩賞性的金魚，品種的改進與增多，應和明代南方中産階級的興起及一般工藝品的發展有一定關系。
明文震亨的《長物志》卷四說： 朱魚獨盛吳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
此種最宜盆蓄，有紅而帶黃色者，僅可點綴陂池。
記述品種變态，當時即有種種不同名稱： 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盔、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裹頭紅、連腮紅、首尾紅、鶴頂紅，繼又尚墨眼、雪眼、朱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金管、銀管，時尚極以為貴。
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蓮台八瓣，隔斷紅塵，玉帶圍梅花，月波浪紋，七星紋種種變态，難以盡述。
然亦随意定名，無定式也。
藍如翠，白如雪，迫而視之腸胃俱見，即朱魚别種，亦貴甚。
述魚尾則有：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
第美鐘于尾，身材未必佳。
蓋魚身必宏纖合度，骨肉停勻，花色鮮明，方入格。
到十九世紀以來，培養金魚的風氣，已遍及各地。
道光瓷器和刺繡中女人衣上的挽袖、衣邊，多作龍睛扇尾金魚。
這時節出了個畫金魚的畫家，名叫“虛谷”，是個和尚，畫了一生的金魚。
清代貨币除銅錢外用金銀，實物沉重，不便攜帶，民間銀号、錢莊流行信用銀票和錢票，因此盛行一種貯藏銀票雜物的“褡裢”，佩在腰帶上。
為競奇争異，上面多作各種不同刺繡花紋，金魚圖案因此也成為主題之一，用各種不同繡法加以表現，産生許多有趣小品，同時皇室貴族婦女衣裙邊沿刺繡，和平民婦女小孩圍裙鞋面，都常用金魚作裝飾圖案。
民間剪紙原屬于刺繡底樣，就産生過許多不同的美麗形象。
當時在蘇州織造“绮霞館”打樣的提花漳絨，用金魚圖案織成的，花紋布置，格外顯得華美而有生趣。
這些裝飾圖案的流行，反映另外一種事實，即金魚的培養，從十九世紀以來，已逐漸成全中國習慣。
由于南北氣候不同，養魚方法也不盡相同。
南方氣候比較熱，必水多些金魚才能過夏，因此盛行大魚缸。
這種魚缸一般多擱在人家庭院中，缸上照規矩還得擱一座小小石假山，上面種一些特别品種花藥，千年矮或虎耳草，和翠色蒙茸的黴苔，十分美觀。
一面可作缸中金魚的蔭蔽，一面可供賞玩。
一座有值百十兩銀子的。
缸中水裡還擱個燈籠式空花“魚過籠”，明龍泉窯燒造較多，景德鎮則燒作米色哥窯式。
北方地寒，瓷缸多較小，和玻璃缸常擱于客廳中窗前條案間，作為室内裝飾品一部分。
十八世紀著名小說《紅樓夢》，就描寫過這種魚缸。
室外多用扁平木桶和陶缸，冬天必收藏于溫室裡，免得凍壞。
養金魚既成社會習慣，因之也影響到現代一般工藝品的題材。
北京著名的景泰藍，就有用金魚作裝飾圖案的。
此外，玉、石、骨、牙、竹、木雕刻中，民間藝術家更創作了多種多樣的美麗形象。
而最值得贊美的，還是金魚本身品種的千變萬化，給人一種愉快難忘印象。
公園中蓄養金魚地區，照例是每天遊人集中地方。
廟會中出賣金魚攤子，經常招引廣大的婦女和小孩不忍離開。
還有北京市小街窄巷間，每天我們都有機會可以發現賣金魚的擔子，賣魚的通常是個年過七十和氣親人的老頭子。
小孩一見這種擔子，必圍着不肯走開，賣魚的老頭子和裝在小玻璃缸中遊動的小金魚，使得小朋友眼睛發光。
三者又常常共同綜合形成一幅動人的畫稿，至于使它轉成藝術，卻還有待藝術家的彩筆！ 獅子的藝術 由來已久，至晚在商代前期，在工藝品中就得到明确的反映，銅漆玉石都作為主要裝飾圖案而産生存在。
《漢書·西域傳》是後來事物。
《爾雅》一書中曾有記載，晉代郭璞注稱即獅子。
事實上作為外國貢物來到中國，必有一定對象，才會有所得。
東周晚期春秋戰國諸侯争霸，無一定最高王權作為入貢對象，獅子傳說或進入中國西部，實物不大可能遠來。
老虎稱百獸之尊，獅子也稱百獸之尊，都勇猛矯健，瞻視不凡。
但老虎是本國土産，西南、東北各省區山地都可發現，以東北産軀體特别龐大，知名世界。
獅子卻是外來物，在海外出現的地區，也隻限于非洲及中西亞若幹接近沙漠荒遠地方。
古代當作文化交流的珍禽奇獸之一來到中國，可能早于戰國，但文獻上比較落實具體，大緻還是在西漢。
《後漢書·順帝紀》稱：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或應作“犎”）。
注：《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阙。
”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鬥。
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
即今之峰牛。
注中所形容的獅子形色特征，是和真正的獅子相差不遠的。
但注實出後人之手。
至于由漢代人說來，西漢時能見到獅子真形的人，大緻還并不多。
由于武帝以來，海外文化交流，世界上各地出産的珍禽奇獸如犀牛、鴕鳥、獅子等等，即或已當成入貢禮品，送到長安、洛陽，大緻還隻是豢養在政府宮廷園囿離宮别館中，供封建統治者個人開心，及其親近家屬從臣欣賞，不僅大多數人民無從得見，即身在長安、洛陽供職的一般官吏，或許也難以見到。
因此在西漢以來，即普遍流行的狩獵紋工藝圖案，無論銅、陶、漆、玉、絲或金銀加工，産于本國的熊、虎、鹿、豹、貘、兔、羚羊、野豬、孔雀、鴻雁，及傳說中的龍、鳳等等形象，無不可以發現，而且都無不做得極其生動活潑，形象逼真。
内中卻未發現獅子紋。
墓葬石刻平面浮雕或線刻上反映屬于《王會圖》或《瑞應圖》《博物志》中奇異動植物，也沒有獅子在内。
唯大型立體石刻在墓葬阙門間，卻出現了成雙的獅子，或名異實同的“天祿辟邪”。
時間多在東漢中晚期，和史志記載獅子入貢有一定聯系。
至于反映到小件雕玉的大小璧、盾形佩、筒子式的酒卮，和玉具劍上的裝飾，珌、璏、珥，無不可以發現用高浮雕或圓透雕的子母辟邪，時間較早則可到西漢，來源也可以說是沿襲春秋戰國以來的奇禽怪獸，和獅子的關系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但是到漢代，彼此便已經混淆，随同曆史發展，更難于區别明顯了。
東漢大型石刻獅子形象，如何由宮廷珍物轉而為普及到中等官僚墓葬前陪襯物，發展情形不得而知。
當時付雕并留下當地刻工價值的，為山東嘉祥武氏祠石刻，中有獅子一對，值錢四萬，石工張勝記載。
四萬錢在當時值黃金二兩，并可買上中彩錦二匹，普通絹帛約五十匹，價值不能不說已經相當高！又南陽宗資墓，成都高頤阙，也均各有獅子一對。
四川石獅形象，已近似現存分布于南京市郊外南朝齊梁時蕭氏諸墓前辟邪形象，前脅間各附以助其雄猛由雲氣紋變成象征飛翔的小小雙翼。
因此談藝術史的，對于它們的産生，有兩種不同的推測： 一、聯系這個石獸造型，和脅間兩個翅膀而言，認為來源似和史傳中的貢獅子少直接關系，實出于中亞巴比倫藝術有翼猛獸飛廉的間接影響。
二、另外一點推測，即四川東漢末既有這種石獅子出現，江南至遲在三國東吳孫權時也會産生，當時即不用于孫策、孫權墓前，也會用于當時南方特别迷信的蔣子文的蔣侯廟、伍子胥等先賢祠堂前，也會和東晉諸皇陵相關。
決不至于到百多年後的蕭梁政權時代才忽然出現。
若孤立看來，前者似乎說的還有點道理，若聯系材料比較分析，卻不一定是事實。
因為西漢以來，凡受《史記·封禅書》等記載、神仙方士傳說影響下産生的造型藝術，為了能符合“白日飛升”流行傳說，不問是主題角色的東王公、西王母，還是王子喬、安期生，以及其他附屬于海上三山上的珍禽奇獸，無一不是浮在雲氣上行動，于背後或于兩脅旁生着一行或一對小小翅膀，表示具有這樣飛騰的能力。
四神瓦當中青龍白虎，雖大不過五六寸，也各具有同樣翅膀。
不過反映到較小面積雕刻繪畫上，雲氣翅膀做得比較簡單草率，不能比用于大型立體石刻上那麼完整具體而已。
所以與其說它的來源，系出于巴比倫同類性質藝術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受秦漢以來神仙方士傳說影響。
其次一件事，則有可能東吳孫墓即已有石辟邪出現。
東晉渡江，經濟财力十分枯窘，節葬說又正流行，未見繼續。
到南朝蕭梁統治江南時，有數十年生聚，封建貴族統治
這類特制大缸不同處是上面還常有個大蓋。
缸上也有作鳜魚浮雕圖案的。
十七世紀中清代初期，江西景德鎮燒造的彩釉和白胎彩繪瓷，都達到了中國陶瓷史藝術高峰，魚形圖案應用到瓷器上，也得到了極高成就，精美無匹。
用鳜魚的較多，是取“富貴有餘”意思。
或用三或用五，多諧三餘五餘。
燈籠旁流蘇，也有作雙魚形的。
并且産生了許多造型完美加工精緻的魚缸。
在故宮陶瓷館陳列的仿木釉紋的魚缸，是一件有代表性的藝術品。
此外已有玻璃缸養金魚的，代表新事物，成為當時貴族人家室内裝飾品。
至于魚形應用到刺繡、椅披和袍服上，多是雙魚作八字形斜置，如磬形，取“吉慶有餘”意思。
用鲢魚形的則叫“連年有餘”。
也有雕成小玉佩件的。
至于玩賞性的金魚，品種的改進與增多，應和明代南方中産階級的興起及一般工藝品的發展有一定關系。
明文震亨的《長物志》卷四說： 朱魚獨盛吳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
此種最宜盆蓄，有紅而帶黃色者，僅可點綴陂池。
記述品種變态，當時即有種種不同名稱： 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盔、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裹頭紅、連腮紅、首尾紅、鶴頂紅，繼又尚墨眼、雪眼、朱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金管、銀管，時尚極以為貴。
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蓮台八瓣，隔斷紅塵，玉帶圍梅花，月波浪紋，七星紋種種變态，難以盡述。
然亦随意定名，無定式也。
藍如翠，白如雪，迫而視之腸胃俱見，即朱魚别種，亦貴甚。
述魚尾則有：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
第美鐘于尾，身材未必佳。
蓋魚身必宏纖合度，骨肉停勻，花色鮮明，方入格。
到十九世紀以來，培養金魚的風氣，已遍及各地。
道光瓷器和刺繡中女人衣上的挽袖、衣邊，多作龍睛扇尾金魚。
這時節出了個畫金魚的畫家，名叫“虛谷”，是個和尚，畫了一生的金魚。
清代貨币除銅錢外用金銀，實物沉重，不便攜帶，民間銀号、錢莊流行信用銀票和錢票，因此盛行一種貯藏銀票雜物的“褡裢”，佩在腰帶上。
為競奇争異，上面多作各種不同刺繡花紋，金魚圖案因此也成為主題之一，用各種不同繡法加以表現，産生許多有趣小品，同時皇室貴族婦女衣裙邊沿刺繡，和平民婦女小孩圍裙鞋面，都常用金魚作裝飾圖案。
民間剪紙原屬于刺繡底樣，就産生過許多不同的美麗形象。
當時在蘇州織造“绮霞館”打樣的提花漳絨，用金魚圖案織成的，花紋布置，格外顯得華美而有生趣。
這些裝飾圖案的流行，反映另外一種事實，即金魚的培養，從十九世紀以來，已逐漸成全中國習慣。
由于南北氣候不同，養魚方法也不盡相同。
南方氣候比較熱，必水多些金魚才能過夏，因此盛行大魚缸。
這種魚缸一般多擱在人家庭院中，缸上照規矩還得擱一座小小石假山，上面種一些特别品種花藥，千年矮或虎耳草，和翠色蒙茸的黴苔，十分美觀。
一面可作缸中金魚的蔭蔽，一面可供賞玩。
一座有值百十兩銀子的。
缸中水裡還擱個燈籠式空花“魚過籠”，明龍泉窯燒造較多，景德鎮則燒作米色哥窯式。
北方地寒，瓷缸多較小，和玻璃缸常擱于客廳中窗前條案間，作為室内裝飾品一部分。
十八世紀著名小說《紅樓夢》，就描寫過這種魚缸。
室外多用扁平木桶和陶缸，冬天必收藏于溫室裡，免得凍壞。
養金魚既成社會習慣，因之也影響到現代一般工藝品的題材。
北京著名的景泰藍，就有用金魚作裝飾圖案的。
此外，玉、石、骨、牙、竹、木雕刻中，民間藝術家更創作了多種多樣的美麗形象。
而最值得贊美的，還是金魚本身品種的千變萬化，給人一種愉快難忘印象。
公園中蓄養金魚地區，照例是每天遊人集中地方。
廟會中出賣金魚攤子，經常招引廣大的婦女和小孩不忍離開。
還有北京市小街窄巷間，每天我們都有機會可以發現賣金魚的擔子，賣魚的通常是個年過七十和氣親人的老頭子。
小孩一見這種擔子，必圍着不肯走開，賣魚的老頭子和裝在小玻璃缸中遊動的小金魚，使得小朋友眼睛發光。
三者又常常共同綜合形成一幅動人的畫稿，至于使它轉成藝術，卻還有待藝術家的彩筆！ 獅子的藝術 由來已久，至晚在商代前期，在工藝品中就得到明确的反映，銅漆玉石都作為主要裝飾圖案而産生存在。
《漢書·西域傳》是後來事物。
《爾雅》一書中曾有記載，晉代郭璞注稱即獅子。
事實上作為外國貢物來到中國，必有一定對象，才會有所得。
東周晚期春秋戰國諸侯争霸，無一定最高王權作為入貢對象，獅子傳說或進入中國西部，實物不大可能遠來。
老虎稱百獸之尊，獅子也稱百獸之尊，都勇猛矯健，瞻視不凡。
但老虎是本國土産，西南、東北各省區山地都可發現，以東北産軀體特别龐大，知名世界。
獅子卻是外來物，在海外出現的地區，也隻限于非洲及中西亞若幹接近沙漠荒遠地方。
古代當作文化交流的珍禽奇獸之一來到中國，可能早于戰國，但文獻上比較落實具體，大緻還是在西漢。
《後漢書·順帝紀》稱：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或應作“犎”）。
注：《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阙。
”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鬥。
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
即今之峰牛。
注中所形容的獅子形色特征，是和真正的獅子相差不遠的。
但注實出後人之手。
至于由漢代人說來，西漢時能見到獅子真形的人，大緻還并不多。
由于武帝以來，海外文化交流，世界上各地出産的珍禽奇獸如犀牛、鴕鳥、獅子等等，即或已當成入貢禮品，送到長安、洛陽，大緻還隻是豢養在政府宮廷園囿離宮别館中，供封建統治者個人開心，及其親近家屬從臣欣賞，不僅大多數人民無從得見，即身在長安、洛陽供職的一般官吏，或許也難以見到。
因此在西漢以來，即普遍流行的狩獵紋工藝圖案，無論銅、陶、漆、玉、絲或金銀加工，産于本國的熊、虎、鹿、豹、貘、兔、羚羊、野豬、孔雀、鴻雁，及傳說中的龍、鳳等等形象，無不可以發現，而且都無不做得極其生動活潑，形象逼真。
内中卻未發現獅子紋。
墓葬石刻平面浮雕或線刻上反映屬于《王會圖》或《瑞應圖》《博物志》中奇異動植物，也沒有獅子在内。
唯大型立體石刻在墓葬阙門間，卻出現了成雙的獅子，或名異實同的“天祿辟邪”。
時間多在東漢中晚期，和史志記載獅子入貢有一定聯系。
至于反映到小件雕玉的大小璧、盾形佩、筒子式的酒卮，和玉具劍上的裝飾，珌、璏、珥，無不可以發現用高浮雕或圓透雕的子母辟邪，時間較早則可到西漢，來源也可以說是沿襲春秋戰國以來的奇禽怪獸，和獅子的關系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但是到漢代，彼此便已經混淆，随同曆史發展，更難于區别明顯了。
東漢大型石刻獅子形象，如何由宮廷珍物轉而為普及到中等官僚墓葬前陪襯物，發展情形不得而知。
當時付雕并留下當地刻工價值的，為山東嘉祥武氏祠石刻，中有獅子一對，值錢四萬，石工張勝記載。
四萬錢在當時值黃金二兩，并可買上中彩錦二匹，普通絹帛約五十匹，價值不能不說已經相當高！又南陽宗資墓，成都高頤阙，也均各有獅子一對。
四川石獅形象，已近似現存分布于南京市郊外南朝齊梁時蕭氏諸墓前辟邪形象，前脅間各附以助其雄猛由雲氣紋變成象征飛翔的小小雙翼。
因此談藝術史的，對于它們的産生，有兩種不同的推測： 一、聯系這個石獸造型，和脅間兩個翅膀而言，認為來源似和史傳中的貢獅子少直接關系，實出于中亞巴比倫藝術有翼猛獸飛廉的間接影響。
二、另外一點推測，即四川東漢末既有這種石獅子出現，江南至遲在三國東吳孫權時也會産生，當時即不用于孫策、孫權墓前，也會用于當時南方特别迷信的蔣子文的蔣侯廟、伍子胥等先賢祠堂前，也會和東晉諸皇陵相關。
決不至于到百多年後的蕭梁政權時代才忽然出現。
若孤立看來，前者似乎說的還有點道理，若聯系材料比較分析，卻不一定是事實。
因為西漢以來，凡受《史記·封禅書》等記載、神仙方士傳說影響下産生的造型藝術，為了能符合“白日飛升”流行傳說，不問是主題角色的東王公、西王母，還是王子喬、安期生，以及其他附屬于海上三山上的珍禽奇獸，無一不是浮在雲氣上行動，于背後或于兩脅旁生着一行或一對小小翅膀，表示具有這樣飛騰的能力。
四神瓦當中青龍白虎，雖大不過五六寸，也各具有同樣翅膀。
不過反映到較小面積雕刻繪畫上，雲氣翅膀做得比較簡單草率，不能比用于大型立體石刻上那麼完整具體而已。
所以與其說它的來源，系出于巴比倫同類性質藝術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受秦漢以來神仙方士傳說影響。
其次一件事，則有可能東吳孫墓即已有石辟邪出現。
東晉渡江，經濟财力十分枯窘，節葬說又正流行，未見繼續。
到南朝蕭梁統治江南時，有數十年生聚，封建貴族統治